------据说搞村镇的都关注了我们------
作者简介:
罗震东,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南京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乡村规划与建设学术委员会委员,阿里新乡村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陈芳芳,杭州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师。
单建树,杭州市规划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分局科员。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电子商务推动的乡村城镇化特征、机制与规划应对研究”(编号:5187832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治理结构视角下乡村公共产品供给和规划策略研究”(编号:51808280)。
版权声明:
原文刊登于《小城镇建设》杂志2019年2月刊,版权为小城镇建设杂志社所有,本文在原文的基础上经过删减。
投稿信息详见文末
摘要:让要素重新回流的淘宝村为乡村振兴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推动了一场新的自下而上的城镇化进程。淘宝村的发展与升级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也面临着乡村振兴的普遍挑战。文章全面分析淘宝村推动的乡村城镇化的特征与困境,明确指出淘宝村目前的升级困境就是淘宝村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而迈向淘宝村3.0就是跨越陷阱的过程,实现的路径就在于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和恰当的规划引导。
关键词:城镇化;乡村振兴;淘宝村;电子商务
doi:10.3969/j.issn.1009-1483.2019.02.007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章编号:1009-1483(2019)02-0043-07 文献标识码:A
乡村问题由来已久。在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转变的过程中,三农问题始终是国家政策关注的重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明确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①。乡村要振兴,核心是要素要回流。观察过去三十多年的城镇化进程,乡村衰落的根本原因就是“失血”过多,人口、资金、资源等各种要素不断从乡村向城市单向流动,而有限的“反哺”和“输血”基本无法恢复乡村健康的“造血”机能。三十年来城镇化率的快速提升无法掩盖城镇化质量上的诸多问题,尤其劳动力大量外流所带来的乡村凋敝与小城镇衰落等经济社会问题日益凸显。
就在乡村发展、城乡统筹面临诸多困境之时,一场由电子商务推动的乡村产业化与城镇化浪潮正以迅猛的态势在全国蔓延。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的交易方式,打通了乡村产品上行和城市产品下乡的双向流通渠道,将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广大乡村地区纳入了生产与消费的区域网络大系统。乡村地区借助互联网的强大外部链接能力,将其与自身的特色产业及资源禀赋有机结合,激活了乡村产业发展动能,形成了乡村地区产业集聚与空间扩张的特殊景观——淘宝村②。自2009年全国首次认定开始,淘宝村经历了持续快速发展过程,从2014年发现的212个增长到2017年2118个,短短三年时间里增长了约10倍(图1)。淘宝村改变了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城乡要素流动关系,人口、资金、资源不再单向地流出乡村,更多的年轻人、资金、技术甚至人才回到乡村。让要素重新回流的淘宝村为乡村振兴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推动了一场新的自下而上的城镇化进程[1]。

图1 2014—2017年全国淘宝村空间分布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淘宝村的发展与升级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也面临着乡村振兴的普遍挑战。对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大部分淘宝村目前仍只是在产业兴旺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从电商发展到美丽乡村还有很长的路。因此,如何走出一条健康可持续的“四化同步”道路,既是淘宝村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乡村振兴需要破解的重点和难点。基于此,本文全面分析淘宝村推动的乡村城镇化的特征与困境,明确指出淘宝村目前的升级困境就是淘宝村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而迈向淘宝村3.0就是跨越陷阱的过程,实现的路径就在于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和恰当的规划引导。
淘宝村的区域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具有明显的地域集聚特征,绝大部分淘宝村和淘宝镇均聚集于东部地区(见图1)。截至2017年10月,全国(不含港澳台地区,下同)共有2118个淘宝村,242个淘宝镇,广泛分布在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呈现明显的东、中、西梯度格局(图2)。沿海六省两市(河北省、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北京市和天津市)淘宝村数量占全国的96.32%,淘宝镇数量占全国的98.35%。山西省、陕西省、贵州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六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7年首次发现淘宝村。海南省、西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青海省、甘肃省、上海市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截止2017年尚未发现淘宝村。

图2 2017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淘宝村数量统计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
在集聚程度最高的东部沿海地区,淘宝村的区域空间分布进一步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北、中、南三大集聚区域(图3)。南部集聚区域由珠三角、潮汕和闽东南三个相对独立的团块状集聚区构成。中部集聚区域主要包括浙江全省和江苏省南部地区,这里是全国淘宝村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集聚了超过40%的淘宝村。北部集聚区域主要包括苏北、鲁南及冀中南地区,近年来淘宝村呈现爆发式增长,集聚程度不断提升。淘宝村、镇虽然在数量上快速增长,但在空间分布上并未呈现显著的扩张性,更多地呈现为一定范围内的“裂变式”增长状态,即新增淘宝村、镇多数出现在原本就较为集中的地方,仿佛细胞的裂变增殖[3-4]。

图3 2017年全国淘宝村核密度分析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作为一场新的自下而上进程,淘宝村推动的乡村城镇化有着鲜明的新时代特征。与三十年前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而发生的自下而上城镇化进程相比,跃迁的就业非农化、全面的生活现代化与集约的空间城镇化是淘宝村推动的乡村城镇化的典型特征[1]。
第一,跃迁的就业非农化。在淘宝村看到的不是传统的产业发展路径,即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而是从第一产业直接跳跃到第三产业。首先利用网络进行线上交易,当网上交易达到了一定规模时,开始办厂。形成从第三产业回过头来推动第二产业发展的格局。跃迁的“一三二”过程,明显不同于传统的、递进的“一二三”过程,这一变化意义重大。由于是通过第三产业带动第二产业的发展,因此是以需求定供给的。通过市场需求来确定供给,可以使农民避免盲目生产,这就完全不同于过去乡镇企业发展的格局。
第二,全面的生活现代化。淘宝村的村民能在网上卖东西,就一定会通过网络买东西。当互联网平台提供的终端产品丰富到一定程度时,乡村居民买到的商品和城市居民买到的商品不会有实质性差异,这时城乡至少在互联网上实现了均等化。进一步观察会发现,淘宝村开始在乡村文化生活、家庭艺术追求上出现变化。
第三,集约的空间城镇化。这一轮自下而上的城镇化进程是一次集约的空间城镇化。由于近年来严格执行的土地管理制度,乡村的这一轮城镇化进程中利用的基本都是存量空间,如庭院、宅基地及农村闲置的集体建设用地。
随着电商产业的快速扩张,传统乡村的空间格局与设施往往难以满足电商产业化发展的需求,为适应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而进行的空间改造不可避免。然而大量淘宝村的空间改造仅局限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则仍然停留在原有的状态,甚至更加恶化。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依然缺乏,市政设施、生态环境长期被忽视。不仅如此,农村电商的发展过程也在无形地推动村民的阶层分化,当思维活跃、对新技术应用能力较强的乡村互联网精英所需要的更好生活环境和更大发展平台无法在乡村地区得到满足后,他们会逐渐离开乡村。而这些精英离去的乡村的未来是令人担忧的,这已经成为当前大多数淘宝村面临的困境——淘宝村的中等收入陷阱。
“内卷化”③主要是描述当前部分淘宝村出现的“有增长、无发展”情况。由于电商带来的财富累积效应和扶贫效应比较显著,所以各级政府与老百姓热情高涨,很多地方政府积极推广,希望乡村电子商务大力发展。但市场规律是简单的,当整个行业的总需求基本不变,供给不断扩大的结果必然是利润被大大摊薄,形成生产增长快速但利润增长缓慢的情况(图4)。2017年底访谈部分淘宝村村民的销售情况,得到的反馈基本都是,货卖了很多但赚的钱没有以前多了。甚至很多人慢慢转向其他行业。淘宝村的发展怎样才能避免低端竞争、持续升级,这是需要思考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图4 淘宝村产业“内卷化”的形成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中国的城乡治理能力跟行政等级有很大的关系,等级越低治理能力通常越弱,且不论乡镇层面,许多县级单元城乡规划管理都处于一种非常弱势的情况。因此,当淘宝村面临巨大的发展活力、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时,基本不具备相应的治理能力。而富裕起来的老百姓建房的冲动非常强烈,在大部分缺乏规划管控的乡村地区,失序的情况普遍存在,大量品质低下的违建被催生,乡村的传统风貌受到破坏。与此同时,大部分基层政府出于鼓励发展电商的目的,普遍采取“善意忽视”的态度对待村民的发展和建设。于是,淘宝村的村民根据自己的空间需求对自家宅基地进行改造建设。部分仍不满足于宅基地空间的电商大户则选择离开村庄,在区位较好的交通要道旁建设大型临时厂房。也有村民利用自己位于路边的耕地来修建房屋用以店面出租。于是,“城非城、乡非乡”的景象重新出现在淘宝村的土地上,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难题。
电子商务发展带来了乡村人口的大量回流和村民经济上的富裕,直接对乡村的教育、医疗、休闲娱乐等消费提出了升级要求。然而乡镇在公共服务发展上的滞后,基层政府和村集体对公共产品提供的忽视使得乡村很大程度上承担的只是电商的生产、销售及生产服务功能。乡村本应承担的生活服务功能则由于供需不匹配而逐渐转移丧失。大量富裕村民一般会去县城消费,在县城购房,将孩子送到县城乃至市里读书。因此,在当前的淘宝村很少看到学龄段的孩子,与过去的儿童和老人留守恰好相反,在“淘宝村”是劳动力的留守,而大量青少年被送出乡村,“反留守”在县城里。在这种发展趋势下,乡村的生活服务功能只会进一步转移,最终使其家园感逐渐丧失。
如果说乡村电子商务产业发展初期,村民依托宅基地上的自建房和庭院,混合居住、办公、加工、仓储等多种功能从事电商活动是淘宝村的1.0模式,产业空间的规模化建设与配套设施的综合化扩张是淘宝村的2.0模式,那么依托淘宝村的产业发展,进行人居环境的全面优化和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则是淘宝村的3.0模式(图5)。而这也是乡村发展的最终目的和对城乡关系的深刻诠释。

图5 淘宝村的升级发展过程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人类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更好的生活,淘宝村发展的最终目的也一定是更好的生活。随着产业的快速发展,淘宝村的关注重点必将从最初的经济增长、农民增收逐渐转向人居环境的优化和乡村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升。事实上,近几年随着淘宝村的“异军突起”,各级政府对于淘宝村建设的关注日益增强,不断投放建设资金和扶持政策。人才、资本和技术陆续进入乡村,淘宝村的发展已经形成一个多元的参与主体群,乡村建设具有良好的基础和机遇。然而要实现合力共治,将淘宝村真正转变为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乡村,就必然要推动乡村治理的发展,推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5]。毫不讳言,淘宝村的治理问题是决定其能否可持续发展的本质问题。
现代乡村治理是凝聚各股力量的粘合剂。在新的发展阶段,以富有号召力的村干部为代表的村两委是村庄治理的组织核心。上级政府需打破长期以来静态、低水平的公共产品供应状态,从初期的产业配套设施、专项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到生活环境的优化,建立持续改善的高水平公共产品供应机制[6]。而借助电商产业成长起来的乡村新经济精英,一方面要担负起产业发展的领路人角色,另一方面也应凭借自身威望,在乡村各项建设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依靠电商产业致富的广大村民有着强烈的改善生活环境的需求,各级政府和电商能人的带动将激活村民的参与热情,动员广大的基层力量,使村民成为了美丽乡村营建的主体[7]。高度的治理协同和完善的公共产品供应在留住乡村互联网精英的同时,必将吸引更多市场资本和社会力量参与进来,促进产业价值区段的提升和上下游链条的延展,实现产业的良性发展。通过政府带动、市场推动、农民参与的方式,促发乡村治理能力的全方位提升,扭转乡村地区长期以来的“治理真空”困境[8],唤醒基层社会对于乡村治理的参与自觉和国家治理体系对乡村社会的回归,将实现外部市场与社会力量对淘宝村社会治理的粘性嵌入,为乡村的全面复兴锚定基础[9]。
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涧池乡下营村是乡村治理推动淘宝村变身美丽乡村的成功案例。作为湖北省的第一个淘宝村,下营村经历了淘宝产业发展、自发城镇化两个阶段,目前正按照规划设计进行美丽乡村建设(图6)。下营淘宝村的发展过程不仅是乡村经济的增长过程,一定程度上也是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建构过程。从最初正确引导绿松石电商产业发展,到争取政府各方面支持,再到对美丽乡村的营建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构想,以村书记为核心的村两委是乡村治理过程的重要参与者、决策者和实施者。与此同时,年轻的电商能人逐步进入乡村治理体系,参与众多乡村事务,大大地加强了乡村治理主体的活力与能力。由村民自发成立的电商协会,一方面发挥了产业经济组织作用,另一方面也成为了广大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方式。而通过电商致富的村民捐款修路、加固河堤、美化环境,并在征地拆迁等方面自觉配合村两委和施工单位的工作,完全没有乡村中普遍存在的公共事务消极漠视态度。

图6 鄂西北山村美丽乡村建设
资料来源:左列两张图片来自蒋家明,其余四张照片为作者自摄。
村两委的积极有为必然带动各级政府的积极投入,从而获得了乡村外部纵向治理力量的有效供给。而外部市场与社会力量的参与也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过程。负责下营村美丽乡村设计和营建的团队专门下派驻村设计师,在下营村进行两年的驻村指导工作。乡村规划师与村两委及施工人员长达两年的“同吃、同住、同劳动”不仅可以保证建设项目的高标准实施,同时也会将较为科学、先进的经营与管理理念注入乡村。借助淘宝村的美名,大量领导、专家学者对下营村的调研考察及相关媒体的调研报道,在将下营村介绍给外界的同时也将更加开放的世界带给了乡村,点点滴滴地催化着乡村治理的进步,内外上下协同治理的新格局已现雏形。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生态宜居是关键,治理有效是基础”。淘宝村的发展全面印证了文件的观点。电子商务推动的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动能,推动了淘宝村的产生及从1.0向2.0的升级。然而产业发展不是淘宝村发展的终极目的,生态宜居才是关键,它要求淘宝村必须从2.0升级到3.0。然而这一步是最具挑战性的,它实质上就是淘宝村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怎样才能完成这一过程,成功“跨阱”呢?治理有效是基础!唯有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即“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才能最终实现淘宝村的美丽乡村发展目标。
目前中国约有六十多万个行政村,淘宝村只有两千多个,淘宝村的数量大约仅占中国乡村总数的三百分之一。在中国乡村的发展进程中,不是所有的乡村都能够、都需要成为淘宝村,但乡村的这些巨大的变化需要密切关注。事实上,电子商务对于中国乡村的影响远不止这两千多个淘宝村。除了淘宝、天猫等平台,农民们广泛地利用京东、苏宁、唯品会及微信等多种电子商务平台,因此可以推断当今中国从事电子商务并受到电子商务影响的乡村数量远多于淘宝村的数量,只是它们没有被贴上“淘宝村”或者“电商村”的标签。这就是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的中国城镇化的前沿。作为城乡规划学者和规划师,必须关注新经济、新技术对于乡村的影响,使这一新的自上而下的城镇化进程能够得到更好的研究、更好的引导,从而更加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下去。
①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
②阿里研究院对淘宝村的认定标准:交易场所:经营场所在农村地区,以行政村为计量单元;交易规模:电子商务年销售额达到1000万元以上;网商规模:本村注册网店数量达到100家以上,或注册网店数量达到当地家庭户数的10%以上。同时拥有3个以上淘宝村的镇被界定为淘宝镇。
③“内卷化”代表了一种发展的状态或模式,它表达了一种“路径依赖”,即一旦进入某种状态或形成某种模式,其“刚性”特征将不断地限制和约束进一步的发展,从而无法自我转变到新的状态或模式。简而言之,内卷化所描述的实际上是一种不理想的变革(演化)形态,也即没有实际发展(或效益提高)的变革和增长。
[1]罗震东,何鹤鸣.新自下而上进程——电子商务作用下的乡村城镇化[J].城市规划,2017,41(3):31-40.
[2]阿里研究院.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2017)[R],2017.
[3]单建树,罗震东.集聚与裂变——淘宝村、镇空间分布特征与演化趋势研究[J].上海城市规划,2017(2):98-104.
[4]罗震东,单建树.广东普宁:淘宝村“裂变式”增长[J].电商参考,2017(2):36-38.
[5]申明锐.乡村项目与规划驱动下的乡村治理——基于南京江宁的实证[J].城市规划,2015,39(10):83-90.
[6]李祖佩.项目进村与乡村治理重构——项基于村庄本位的考察[J].中国农村观察,2013(4):2-13,94.
[7]陈芳芳,罗震东,何鹤鸣.电子商务驱动下的乡村治理多元化重构研究——基于山东省曹县大集镇的实证[J].现代城市研究,2016(10):22-29.
[8]甘庭宇.转型时期的乡村治理机制问题[J].农村经济,2014(11):17-21.
[9]申明锐,张京祥.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中国乡村转型与复兴[J].城市规划,2015,39(1):30-3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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