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原因是规划审美层面的。村镇出身的特别喜欢城市有城市的样子,在一片农田之中矗立一片高楼,有一种视觉冲击的美感。或者看到先进国家最中心的那一两个城市里有很多高楼(可能不到所有城市占地的千分之一),自己就要搞多10倍100倍才觉得有面子(你看我们县城也像纽约香港了!),至于居民想住独栋联排的需求,一边儿去,难道不知道人多地少吗?
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战后就长期提供六七成的公寓,即使有大把土地而且城市也未遭受战火,直到居民普遍厌弃和集体抗议后,才把比例颠倒过来。小镇青年出身的建筑大师柯布西耶宣称“房屋是居住的机器”,但他设计的著名的马赛公寓极不适合养娃,当然他也没有孩子。(这两个刻薄段子是从《规划为什么会失败》里抄来的)。
第五个比较特殊,就是之前执行过全面计划经济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大象公会曾经写过一篇《苏东国家的生育诅咒》,讲全世界未富先老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前苏东集团的,赫鲁晓夫楼迫使几对青工共用厨房厕所,计划经济把人当作材料和工具,削薄了父母养育生命时的所需的爱意和期望。
计划经济总是导致从面包、汽车到住房的全面短缺和粗劣,而且调整和进化几乎都被锁死。哈耶克早年曾舌战群儒,力证万千人的供求和创新不可能计算。苏联解体后学者们去实际研究了才明白,计划者不仅是算不过来,而且特别起劲的集体故意制造短缺、浪费和不满。因为这样才有有很多人尊重和恳求他们,不纯粹是干巴巴的齿轮和螺丝,更不能是可以裁掉又无处可用的齿轮和螺丝,那还不如狗。
一个例证就是苏联互联网的发育史。五十年代末一名军方专家写信给赫鲁晓夫,建议用军用计算机闲时帮助国民经济核算,军方截获信件后大怒,你竟然想把军方资源分给国家用,就把他捉来秘密审讯然后找个茬儿开除。后来一位控制论专家认为,随着苏联经济发展将需要100亿计划者来为2亿多人计算,所以必须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方案在1970年提交到最高当局讨论,会议上财政部长坚决反对,因为数据和决策联网之后他们的权力就小了。直到苏联解体,上万个计算中心也没联网,还得经过层层官僚们调整删改,而高层则继续沉浸于了解全面信息、掌控未来走向的幻觉中。
有趣的是,当时大佬柯西金和勃列日涅夫其实支持这个方案,但会议当天缺席,因为不愿和财政部长闹掰,毕竟苏联的星辰大海那是未来,而同僚和睦可是眼下啊。
又习惯性跑偏了打住。俄罗斯最近生育率恢复不错,俄罗斯族接近1.5,和日本德国相当,高于西班牙和意大利。他们的大麻烦是俄罗斯族只占80%,不像后几个基本是单一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