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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力行,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硕士研究生。
唐晓岚,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慧珺,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硕士研究生。
刘思源,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博士研究生。
通讯作者:
唐晓岚,398887917@qq.com。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31270746);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编号:2013-JZ-01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项目计划(编号:2016-R2-068);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农林学科工作委员会2019年研究生教育管理课题(编号:2019-NLZX-ZD15);江苏“青蓝工程”优秀教学团队资助。
版权声明:
原文刊登于《小城镇建设》杂志2019年3月刊,版权为小城镇建设杂志社所有,本文在原文的基础上经过删减。
投稿信息详见文末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逐步复苏,日本乡村建设也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为了更好地促进乡村发展,日本政府组织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乡村改造运动,极大改善了乡村的基础设施和居民的生活水平。并在20世纪90年代针对日本乡村文化日渐流失的问题,展开了以传统农耕为基础、艺术展演为平台、产业观光为支撑的艺术化再造运动。本文以日本乡村的再造为线索,结合相关实例,探究艺术家在这一过程中实施的举措及发挥的功能和作用。
关键词:乡村再造;艺术家;日本
doi:10.3969/j.issn.1009-1483.2019.03.006 中图分类号:X37;J0
文章编号:1009-1483(2019)03-0032-07 文献标识码:A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步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对乡村的大规模再造也在这一时期拉开序幕[1]。其中包括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新农村建设”计划,60~70年代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以及80年代以来的“一村一品”运动,这一系列措施都有效地保证了乡村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城乡差距的缩小,也为以艺术手段再造乡村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基础。而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针对乡村中出现的人口老龄化、产业衰退等现象,乡村的艺术化改造也提上了日程。
战后日本乡村改进再造的历史,从不同时间段的特点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城市的繁荣,也导致城乡差距急剧扩大。由于当时农村青壮人口大量地流动到城市,导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农村人口过疏的现象,农业生产力大幅下降。为了改变这一困境,以乡村改造为主的新农村建设于1956年拉开序幕[2],并得到了政策、财务和技术上的大力支持,生产方式和技术得到了改进,还成立了农业振兴协会以鼓励农民进行合作化生产,提高其生产积极性和创新能力[2],这一系列措施,都极大地加快了乡村的发展。
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为了应对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城乡差距,自1967年开始实施“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其主要的举措是进一步促进乡村产业均衡发展,对乡村的道路、水电供应系统等基础设施进行优化和提升,推进农业经营的现代化,并开始控制环境污染,缩小区域间经济差距。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农业和农村开始面临产业萎缩、农业人口老龄化的新危机,为了应对危机,新一轮的“造村运动”由此展开,主要是鼓励乡村立足于本地资源,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和产品[3],振兴逐渐衰败的乡村,这便是所谓的“一村一品”运动。在运动的发起地——大分县时任知事平松守彦的倡导下,许多乡村纷纷采取行动,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产品和产业[3],并开始对古建筑等原有的历史文化景观进行翻修和再造。此外还发展特色旅游以延续当地文脉,增加吸引力。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濑户川河流和古建筑文化景观的再造和岐阜县白川乡“合掌造”特色民居的改造。一系列再造活动不仅很好地延续了当地的文化特色,同时也为乡村的艺术化再造创造了适宜的条件。
与城市相比,乡村的优势和特色在于其风景如画的田野,高低错落、交相呼应的民居及田园诗般的自然风光,流露出特有的自然和文化气息。
而在艺术家主导的乡村再造当中,艺术与乡村,其实是手段和平台之间的关系,两者呈现出互相关联和渗透的趋势,即艺术乡村化和乡村艺术化。前者是艺术家为自己的艺术创作寻求主题、场所、手段的过程。艺术家们从乡村的山水风光、风土人情当中汲取创作灵感,进而通过自己的作品提升乡村的人气和文化氛围。而后者则是乡村出于发展的需要,主动邀请艺术家前来进行乡村的美化和改造。本质是乡村以艺术为手段吸引城市人群、并对自身的文化和自然环境进行提升的主动行为。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当属由出身东京乡下,毕业于东京艺术大学、青年时代起就热爱艺术并投入创作的著名艺术策划人北川富朗(Fram Kitagawa)提出倡议和主持,在新潟县越后妻有地区进行的、以艺术化乡村再造为主题的三年一届的大地艺术节。
在这一过程当中,根据艺术家的参与程度,以及其作品与乡村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艺术乡村建设”可以分为三种模式[4]。第一种可称为“暂居型”,以乡村办艺术展为主,是艺术在乡村的短时间呈现。第二种可称为“居留型”,即在乡村中布置长时间放置的艺术作品,或是开办相对永久性的美术馆、画廊等,使艺术植根于乡村。第三种可称为“共振型”,除了外来的艺术家,本地居民也逐渐参与到艺术创作中来,主动对乡村风貌进行优化和提升,这是较为理想的一种“艺术乡村改造”的模式(见图1)。在实际的乡村环境优化和再造当中,艺术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图1 越后妻有乡村艺术再造作品分类和位置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艺术节的主要举办地,是新潟县下辖的越后妻有地区,该地毗邻日本海和日本境内第一大河流信浓川,总面积约760km2,境内多山,分布有村落200余个。在过去的1500年当中,这里的制陶、纺织等产业都享有盛名,并一直都保持着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而随着现代文明和新的生活方式的冲击,越后妻有也开始面临民居废弃、人口老龄化、农业逐渐衰退的严重挑战,肥沃富饶的土地,却因为青壮年人群的出走他乡而丧失了农耕时代的生机,开始出现退化的趋势。
如何吸引青壮劳动力重返乡村,传承民俗文化、地域文化、农耕文化,保护并优化当地生态系统和自然风景,成了摆在艺术节的总策划人北川富朗面前的首要问题。在他看来,如果要对一片区域进行艺术化的再造,最重要的是要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山川地势,以之为养分,结合当地的资源进行艺术的创作,还要能够引起居民的兴趣,激发他们对于家乡的归属感和认同感[5]。首先是根据各个区域的文化特色将现有的场地分成了六个区块,分别是以文化交流为主题的十日町街区、以农业历史为主题的川西舞台、以水流为主题的中里舞台、以陶器文化为主题的津南舞台、以雪为主题的松代舞台和以森林学校为主题的松之山舞台,每个区块的主题各不相同,能够给游人带来不同的体验(见图1)。
在此之后艺术家们所要做的,就是根据所在地的历史文化、自然环境之类的资源,创作出能够表达当地文化的艺术品。艺术创作的形式更是多种多样,既有各种抽象造型的装饰小品,也有民居、学校、仓库这一类旧房舍的艺术化再造[5]。但是有一点是始终贯彻如一的,那就是延续传统文脉和记忆。作为乡村艺术化再造任务的承担者和指导者,艺术家把艺术创作和展示的场所转移到了广阔无垠的乡村,通过把握个体创作和集体观赏之间的关系,构建起和大众之间的心灵互动的桥梁[6],进而通过艺术创作的过程和成果,来推动当地文化的传承、文化氛围的营造、公共意识的重建和居民审美观念和价值观的转变。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艺术家们投身于乡村田野之中,创作出和当地自然、历史、文化紧密联系的艺术品。比如出生于长野县,以色彩艺术创作为主打的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草间弥生的作品《花开妻有》,该雕塑的造型来源于花朵和树叶,屹立在广阔的田野之中,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形成了一处充满艺术气息的新地标(见图2)。这位善于使用颜色搭配组合的艺术家使用对比鲜明的色彩和跃动感十足的波普圆点,来象征这个地方往日的农业精神与将生机和希望延续下去的信念。青年户外艺术设计师内海昭子创作的《为了失去的窗户》以窗框、白帘形成框景的效果,如同镜框一样,指引人们欣赏前方桔梗川到信浓川的山水风光(见图3)。在白色窗帘的衬托下,远处的景象好似一副呼之欲出的风景画,意图唤起人们对自然的珍惜和爱护。

图2 《花开妻有》,草间弥生作品(2003)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3]。

图3 《为了失去的窗户》,内海昭子作品(2006)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3]。
越后妻有的山林中,也有很多的艺术家利用装置艺术,来表达对这片土地往昔历史遗存的追忆和怀念。像前来参加创作的俄罗斯观念艺术家伊利亚·卡巴科夫(Илья·кабаков)和其妻子艾米莉亚联手创作的《梯田》,就以当地的梯田景观和农民在其间劳作的姿态为蓝本,通过和当地农民的交流获得创作灵感,以人物剪影和文字浮雕的形式,赞颂了过去1500多年里田间的劳作者,形成了艺术与自然完美结合的感人画面[7](见图4)。另一侧,文化艺术设计师田中信太郎的作品《红蜻蜓之塔》矗立在松代的山间,14m高的立柱顶端是红蜻蜓的模型,在群山和绿树当中显得格外醒目,红蜻蜓在日本民谣中的寓意是童年和家乡的美好回忆,在这里象征着离开故乡的人们同家乡难以割舍的眷恋和羁绊[8](见图5)。

图4 《梯田》,(俄罗斯)伊利亚和艾米莉亚·卡巴戈夫夫妇作品(2000)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4]。

图5 《红蜻蜓之塔》,田中信太郎作品(2000)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4]。
除了营造艺术氛围和延续昔日的文化记忆,让游人通过艺术作品体验自然也是艺术家的目标之一。比如装置艺术家牛岛达治设计的《观测所》,本体是一座顶端设有传声器的平台,可以让游客听到田地里面和天空中的声响,通过聆听风声、水声和虫鸟的啼鸣,让人感受到自然的变化。而生于北京、后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留学深造的中国建筑艺术设计师张永和创作的《米之家》则是创造了一个水稻田里面的观景平台,不仅可以让游人休息、交流和观赏风景,框架式的造型也有着框景的观赏效果。
艺术家们用自己的方式,在营造浓郁的艺术氛围同时传承和再现了越后妻有的自然风景和风土人情,唤起了当地居民对家乡的认同和向往。村民们通过和艺术家们的沟通,逐渐理解了艺术创作[8],并且在欣赏和体验当中提升了自己的艺术素养、凝聚力和主人翁意识。艺术家也起到了传承文化、营造气氛、重塑当地精神的作用。
除了对自然景观进行抽象化的再现和营造艺术氛围,乡村的艺术化再造所能带来的综合效益也相当可观,这其中就包括乡村环境的美化和重塑、产业的复兴和经济收入的提高。这些成果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地游人前来观瞻和适龄人口返乡就业[8],为人口流失严重、老龄化加剧、产业萎缩衰退的乡村提供了重振旗鼓的强心剂。
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对周围自然环境展开艺术化的改造,包括在山林中布置各种艺术性的景观设施。例如由艺术节的元老级别人物、北海道出身的装置艺术家川俣正设计的《松之山项目》和《松之山装置》,前者在松山町周围茂密的丛林当中,布置凉亭、廊道和木栈道之类的景观设施,让游人可以一边行走,一边观赏着周围的森林、梯田之类的自然风光。后者则是在山间道路的两侧布置好竹子或者木材制成的架子,其灵感来源于当地每年丰收时节用来晾晒稻谷的木架。自然材料制成的景观设施,可以和周围的环境最大程度的融合[9],也让人们能够更加专注于体验周围的自然风光和环境的变化(见图6)。

图6 《松之山项目》(左)《松之山装置》(右),川俣正作品(2000)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9]。
同时,很多民居、学校、仓库、古建筑等闲置空间也都在艺术家们的指导下进行了翻新和再造[3]。许多学校被改建为展览空间供人欣赏,比如生于大阪,长在高知,信奉和平主义的插画大师田岛征三的《绘本和木之实美术馆》,就是将最后仅剩三名学生、荒废已久的旧学校,改建为绘本艺术博物馆。通过艺术化的抽象处理,重现了最后三名学生聚集在一起的瞬间,留下了那一刻的宝贵记忆。
其他废弃建筑的再造,也激起了村民对于往日生活的回忆和珍视,其中怀旧派艺术家古卷和芳的《茧之家》就是将蓬平村中的空屋改造成养蚕的场所,借此唤醒村民们对传统蚕桑业的重视和关注,推动产业再生(见图7)。在他的推动下,已停止十多年的养蚕活动重新开展,他本人也与村民一同开发蚕茧制作的工艺品。至2009年,蓬平村已经种下了150棵桑树树苗,养蚕的数量也达到了4000多只。对于空屋、废校等旧建筑,艺术家都利用艺术的方式来进行翻新和改造,赋予其新的生命力,使其成为能够长期保存、具有生命力的作品。核心精神是保留其特有的地域和场所特点,将其转化为保存地域历史与人文记忆的文化中心。

图7《茧之家》,古卷和芳作品(2012)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5]。
从2000年起,18年来越后妻有地区共举办了7届大地艺术节,创作并展出的艺术作品多达200余件。参加艺术再造的村子数量由28个增长到102个,其中包括发起地十日町市周围的松代、庄司、城山、津南、松之山等村落。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人数也从每月16万人次增长到约49万人次。从而带动了民宿、餐饮、旅游等产业的发展,为当地人带来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改善了居民的收入状况和生活水平,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效益。
艺术家通过参与乡村再造创造了新的艺术创作、参与和展示的模式,从长远角度来看,也是为乡村的优化改造提供了新的道路和发展模式。创作方式的革新来自于观念的转变,自近代以来,艺术的构思、创作和展示,一直被局限在工作室、美术馆之类的狭小空间当中。到了20世纪60~70年代,取材并创作于公共场合的公共艺术开始脱颖而出并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流行开来。受这一思潮的影响,众多艺术家开始尝试把艺术品布置在公共场所[10],从日常生活中获取灵感,让普通群众能够更好的参与和体验。
在这一背景下,基于“生活的积累本身就是文化”这一理念,身为大地艺术节的总策划人和艺术总监,青年时代起就热爱艺术并投入创作的北川富朗认为艺术不仅包括绘画、雕刻、工艺等形式,也是农业、祭典、建筑等生产、生活方式的集合[11],这些都可以是艺术的表现形式。
越后妻有的山林和田野当中,不乏以建筑为载体和表现形式的艺术创作,其中一个新的创作方向便是农业和建筑的结合。比如荷兰MVRDV建筑设计事务所设计的《农舞台》,便是以农耕文化的展示为主题,本体是田野当中一座有着四条通道、悬在半空中的美术馆,白色的外墙在稻田和山林的映衬下显得十分醒目,底部悬空,可以供游人进行各种活动,室内布置有展厅和商店,用来向游人展示各种艺术作品,让他们能够更直观地体验当地的农耕文化,屋顶的装饰艺术模拟了越后妻有地区山川地形,也是自然风光的再现(见图8)。通过以建筑景观和田园风光相结合,创造出了和外界进行交流活动的场所。

图8 《农舞台》,(荷兰)MVRDV 建筑设计事务所作品(2003)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7]。
除了建筑景观,利用各种废旧材料制作成的装置艺术也成了新的亮点。例如出生于江苏南通、受聘于中国美术学院、善于使用中国古典审美元素的中国内地艺术家管怀宾的作品《超越时空之旅》,是一组布置在上野村村口广场处的耐候钢板景墙,形状来源于中国古典园林中的门洞和景墙,上面有圆形的镜子,周围的山林景色倒映其间,营造出了扭曲旋转的特殊效果(见图9)。秉承艺术表现手段和参与形式多样化的理念,乡村的艺术化改造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提供了交流、互动的新平台[11],让他们能够以自己的视角和方式,给当地留下特色鲜明的作品。推动了艺术创作的多元化发展,并为其他地区举办艺术节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范。艺术创作和展示方式的转变也带来了参与方式的变化,在艺术家们的带动下,各种志愿者团体自发地加入到了艺术品创作和布置的过程中。他们来自天南海北,但都为了让眼前的这片土地更加美好而不懈努力[12],其中的典型当属“小蛇队”。这是一支由高中生和大学生组成的志愿者团体,在他们的帮助下,艺术家们得以更加顺利地完成自己的作品。其中包括装置设计师足高宽美的作品《通道》,这是一组由70张座椅组成的、放置在路边公交站台的长椅,上面刻着学生志愿者们在协助创作的过程中想要表达的话语[12],成了公共环境中的一处新的纪念物(见图10)。还有一部分作品是艺术家和当地的居民们一道完成的,比如日本工业大学小川研究室的负责人小川次郎设计的、建在河边的黏土棚子《MAD MAN》,该作品取材于村民的身体姿态,采用水泥和当地的黏土混合而成的“水混凝土”制成其镂空的表面形成了透光和漏光的效果,营造出特殊的光影变化(见图11)。

图9 《超越时空之旅》,(中国)管怀宾作品(2009)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7]。

图10 《通道》,足高宽美作品(2006)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9]。

图11 《MAD MAN》,小川次郎作品(2006)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9]。
在艺术家们的带动下,当地居民也自发地展开了艺术创作,比如2018年的艺术展,就出现了用秸秆和树枝搭成的雕塑(见图12、图13)。这一过程当中,艺术家们的作用主要是沟通和协调[14],提高效率和团队协作能力,并且很好地带动了当地的艺术创作,在艺术家们的指导和协作下,志愿者们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图12 《茅草雕塑 牛》 ,当地居民作品(2018)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5]。

图13 《树枝雕塑 平板车》 ,当地居民作品(2018)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5]。
对于乡村而言,只有保存原生态的地域文化,才能保证居民间互助和交流的气氛,并保证地区的发展活力和朝气。而大地艺术节之类实际的乡村艺术化再造,则通过在各个村落创作和放置作品,让游客在欣赏当中感受其文化特色[15]。这样一来,原本偏僻的乡村也成了艺术创作和展示的新天地,取材和创作的范围也更加广泛,这些无疑都是“生活的积累本身就是文化”这一理念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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