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推广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将不定期地推送一些尚未见刊的稿件的精华观点,以飨读者。本文为本刊已录用文章《转型时期中西方城市重构路径》的精华版,作品的发布已取得作者授权。欢迎读者指正、讨论。在此感谢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撰写精华版的作者,你们的努力让学术论文的阅读体验变得更好。
欧美新自由主义进程始于1970年代,涉及全球秩序、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福利国家再私有化(图1)。1980年代,撒切尔和里根政府采取货币主义政策并大幅削减财政中的福利支出,试图扭转滞涨现象,表现为以去监管为特征的政府收缩型新自由主义(roll-back neoliberalism)。1990年代,随着克林顿和布莱尔当选,公共开支开始向低收入阶层倾斜,并通过对国家和私人资金进行再分配,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呈现出以活跃的国家建设和监管改革为标签的政府扩张型新自由主义(roll-out neoliberalism)。
图1 全球新自由主义话语强度分布(颜色越深,越倾向于新自由主义)
图片来源:Floatingsheep.org
新自由主义将“空间”作为“特权工具”(privileged instrument),通过超国家尺度的空间整合(如跨国自由贸易区、欧盟一体化)和城市(地方)尺度的空间收缩与重组(如美国“锈带”和大型复兴项目),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和地方发展轨迹。城市政府亦随之发生深刻转型。伴随福特凯恩斯累积体制的瓦解和后福特政体的登场,新的规制政体支持供给侧创新,创造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国家层面,权力在多层化的治理体系中上移至超国家尺度,下放至次国家层面,并侧推至非政府组织;城市层面,政府遂摒弃福特时代规模生产的“管理主义”(图2),转向后福特弹性生产的“企业主义”,显示了城市政府从单一的再分配向再分配与增长两个方面的转变。
图2 福特规模生产
图片来源:Heitmann, J. (2010). The Automobile and American Life. North Carolina: McFarland
不同于东欧休克疗法,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呈现渐进特点。改革初期,“去国有化”和分权化占据主导。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赋权并重新界定了公私职能,分权化则重塑了地方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力,城市和区域成为确保规制下资本积累的重要尺度,自下而上的改革诉求活跃。1990年代,持续分权形成“弱中央”的央地格局,国家遂通过分税制改革保证顶层执行力,同时启动对中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保护大型国企(即抓大放小),自上而下的干预逐渐增强。地方政府在分税制背景下面临财政压力,不得不通过土地财政充盈资金,引发激烈的地方竞争。分权与市场化使得参与城市发展的资本变得多元,并通过寻求地方保护获得非正式竞争优势,城市政府亦寻求与多元市场力量合作,以强化其对市场的调控力,公私合作的伙伴关系应运而生。
计划经济时期,遵从于均等主义(egalitarianism)目标,规划建设大量借鉴微街区(microrayon)模式的单位综合体(图3),城市形态改变缓慢。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城市空间发生巨变。单位综合体在如火如荼的城市再开发和城市扩张中被蚕食,低效产出的计划经济空间转变为高效产出的市场经济新空间,资本得到快速积累,空间构成异质化特征越发明显。
图3 莫斯科加加林斯基区微街区单元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欧美与中国的城市重构虽然在路径上有诸多相似(例如城市空间总体上趋向更加碎片化和异质的特征,城市政府都更加外向),但也存在明显差异,不可简单将新自由主义理论范式用于理解中国城市发展。新自由主义语境下,城市研究领先于乡村研究是不争的事实。西方催生乡村研究新理论的直接动力亦来自于新马派对空间规划的反思。开展乡村重构与转型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以丰富反全球化时代尺度下移范式下的城乡规划话语体系,将成为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图4)。
图4 欧美与中国城市重构路径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作者:李凌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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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祎娴
排版:徐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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