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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今日推荐文章,来自《城市规划学刊》2018年第4期,原标题为:“场所空间”与“流动空间”双重视角的“大湾区”发展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文章以“场所空间”和“流动空间”为双重研究视角,运用卫星遥感、产业普查等数据描述空间发展态势,并基于企业总部-分支机构数据而构建起城市联系网络;据此对粤港澳地区内部建成空间的发展特征与演变趋势、网络关联的次级结构及中心城市的职能分工等做系统分析,同时亦审视广东省内非湾区与湾区地域的发展差异。
研究表明,自新世纪以来,粤港澳地区呈现出沿珠江口大湾区高度集聚发展的特征,大湾区一体化趋势已经较为明显;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等城市的分工进一步差异化,且职能互补;大湾区核心地域对外链接全球城市网络,对内辐射区域腹地的“两个扇面”的区域枢纽职能已经初步形成。最后基于实证研究的结论,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的要义做若干探讨。
“场所空间”与“流动空间”双重视角的“大湾区”发展研究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随着我国整体经济的不断壮大,加之香港、澳门先后回归祖国,21世纪之初就有学者提出粤港澳沿湾区协作发展的观点(黄枝连,2008)。时至2017年初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
2017年7月1日,《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在香港签署。至此,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总体目标已被确立,其要义为:“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水平参与国际合作,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全方位开放中的引领作用,为港澳发展注入新动能,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另据报道,《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战略规划》已经在编制中(戴春晨,2018)。
“湾区”(bay area) 概念的出现和热议引出了以下问题:首先,如何理解“湾区”的空间组织特征,其与一般的城市群有何不同?其次,顾名思义,“湾区”概念具有一定的自然地理属性特征,即沿海口岸邻近地区(孙会娟,2017),那么是否只要具备这一地理特征的城市密集地区就具有建设“大湾区”的条件?本文针对这些问题,首先辨析“湾区”的概念;然后以粤港澳大湾区为实证研究对象,从“场所空间”和“流动空间”两个角度分析湾区城市群的静态空间特征和动态空间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湾区规划的若干思考。
本文的分析范围包括广东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而粤港澳大湾区的范围则界定为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9市,外加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
1 概念界定和研究综述
1.1 关于“湾区”的概念及粤港澳大湾区概况
“湾区”作为学术研究对象,集中见诸于20世纪末对纽约、旧金山、东京等地的“湾区经济”研究文献。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成果也较少。就湾区概念而言,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一些学者认为湾区的尺度近乎于“都会区”(李睿,2015),而另一些学者则将其界定为城市群尺度(陈德宁,郑天祥,邓春英,2010)。一些学者从城市关系的角度来定义湾区,认为其“是由面临同一海域的多个港口和城市连绵分布组成的具有较强功能协作关系的城市化区域”(李睿,2015);一些学者从地理角度来定义,认为“湾区是指由一个海湾或相连的若干个海湾、港湾、邻近岛屿共同组成的区域”(刘艳霞,2014);还有一些学者则从经济区的角度界定,认为湾区是指具有资源与产业集聚力的海湾及沿海经济区域(李红,2009)。
综合而言,虽然湾区具有明确的自然地理属性,即为临海湾的发展地域;但需要强调的是,并不是所有在形态上满足这一条件的地区都被称之为湾区。湾区的概念还有经济区的内涵,即地域内的城镇之间需要有紧密的联系,包括空间上的依存和产业上的分工协作关系等。
我国当前着力打造的粤港澳大湾区,其空间结构完整,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较完善,随着港珠澳跨海通道的建成和运营,大湾区内部的联系必将更为便捷(图1)。就总体发展水平看,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三大湾区尚有一定差距;但在经济总量上已经是世界级水平,在港口货运、机场吞吐等方面也具有一定优势(表1)。在区位条件突出、人口红利仍具明显优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和“双创”高地建设加速等多重利好因素下,粤港澳大湾区有望不断缩小与世界顶级湾区的差距,最终崛起为亚太的重要增长极。
图1 粤港澳大湾区空间格局及及交通网络建设示意
1.2 “场所空间”与“流动空间”
1996年,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 发表了《网络社会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一书。卡斯特认为信息化社会是围绕着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组织性互动的流动、影像声音和象征的流动等建构起来的;由此,传统的基于物理上的邻近(contiguity) 原则所构建的“场所空间”被“流动空间”所取代,空间变成了共享时间的社会行为的物质组织(Castells, M.,1996)。
笔者认为,“场所空间”理论与“流动空间”理论作为辩证统一的两大理论,静动互补,应共同支撑起现代区域空间研究的理论体系。长期以来,城市和区域经济学都建立在场所空间的空间观之上。无论是经典的“中心地”理论还是“核心-边缘”理论,甚至是探讨城镇之间关系的“引力模型”,就其实质而言,都是建立在基于空间临近的场所空间属性之上的。近年来,随着城市网络研究框架的日趋完善,从流动空间角度认知城市与区域特征成为了实证研究的热点,并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唐子来,等,2014;赵渺希,等,2014;程遥,等,2017;程遥,等,2016)。
然而,无论是场所空间抑或是流动空间视角的研究,都有其局限性。本研究希冀将“场所空间”与“流动空间”的视角结合起来。即:在研究湾区场所空间特征时,亦从城镇联系的角度来看区域空间的组织关系;在从流动空间视角研究湾区城镇关系时,也注重分析基于场所的区域空间演化特征。
2 “场所空间”视角的粤港澳大湾区建成空间及产业布局分析
2.1 区域建成空间扩展及经济社会发展
以“场所空间”为视角,首先考察粤港澳大湾区建成空间状况。在区域尺度上难以获取建设用地数据的状况下,本文利用2003、2008、2013年度国外气象卫星(DMSP) 的灯光数据,近似描绘粤港澳湾区建成空间的演化状况(图2)。可以发现,这一时段粤港澳大湾区呈现出以广、佛、深、莞、港、澳等核心区城市为基点,逐步向湾区外围连绵扩散的态势。在此期间,粤北地区发展相对缓慢,粤东潮汕地区逐渐与海峡西岸经济区连绵成片,北部湾湛江地区也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与粤港澳核心地区仍有一定差距。相关经济社会统计数据与上述空间发展特征基本契合(图3)。
图2 粤港澳地区灯光分布图(2003, 2008, 2013)
图3 粤港澳地区人均GDP、人口密度、政府一般预算财政收支状况(2015)
2.2 全产业统计的企业空间布局特征
企业是城市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者,并与场所空间直接相联系;其布局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重大。分析第二次(2008年12月)、第三次(2013年12月) 全国经济普查的广东省全部产业单位数量及其分布状况,可以看出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珠海等城市一直是广东省的产业高地,它们共同构成了沿珠江口的湾区核心区。2013年,湾区核心区的企业数量在广东省内的占比达到了56.3%,而整个湾区的占比则达到76%以上。由此可见,粤港澳大湾区内外发展水平的落差极大(图4)。
图4 广东省全产业单位分布状况(2008, 2013)
2.3 分产业统计的企业空间布局特征
在全产业分析的基础上,去除房地产业、水利管理等一般性行业,增加咨询、设计、广告等产业部类上游行业,对高端生产性服务业(APS) 的空间分布做考察;同时,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对传统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文化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的分类而统计,描绘不同产业类型企业的空间布局状况(图5),并进而揭示湾区核心区主要城市的发展特征及产业驱动力。
图5 广东省APS、传统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文化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分布状况(2013)
总体而言,广东省虽然呈现出以湾区核心区为各类产业高地的特征,但湾区内部城市间的分化较大,专业化分工显见,其背后似是经济增长驱动模式的不同而导致的产业发展的差异:①广州作为老牌商贸经济强市,服务行业、文化产业等方面的需求十分突出,消费拉动在“三架马车”中的作用异常强大;广州的制造业则相对薄弱。②在高技术制造业与产略性新兴产业方面,深圳及其宝安区一骑绝尘,这是深圳大力发展知识型产业、以创新驱动经济腾飞的发展理念的硕果。③东莞和佛山作为传统制造业的代表性城市,在外资的驱动下及随着一大批乡镇企业的崛起,建成了“世界工厂”,多年来输出了大量的工业产品;近年来发挥毗邻深圳的优势,东莞在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方面也展现出较强的动能,呈现出传统与新兴产业双驱动格局。
3 “流动空间”视角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网络结构及演化分析
3.1 区域城市网络模型的建构方法
粤港澳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很高,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体系已经较为成熟;“流动空间”视角的研究主要借鉴英国地理学家泰勒教授等(Peter Taylor, et al,2001) 提出的连锁城市网络研究框架,构建起区域城市网络模型。基本方法为:假设各类企业总部与分支机构存在前者与后者在生产、供应和销售等方面的关系;以Tij为总部在i城市、分支机构在j城市所有的企业总数(考虑权重),而Tji则是分支机构在i城市、总部在j城市所有的企业总数,则两个城市之间的网络关联度Vij为Tij与Tji之和。
在具体研究中,运用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分别为2004、2008、2013年12月) 的广东省产业单位信息;通过建立企业字段数据库,利用SQL语句筛选出所有的总公司-分公司关系,排除了诸如联通、移动、铁通等营业厅、加油站、银行支行以下(不包括支行)、邮政所等数量过于庞大、且布局原则遵循均好性的机构,并对通讯、银行、保险、石油石化等大型公司高等级分支机构的上级总部进行专门校核。通过网络查询和捕获地理坐标数据,得到并校正总部-分支机构的地理空间信息;再将企业内部的二模网转化为城市之间的网络关联,进而在GIS平台实现城市网络关系表达的可视化。
3.2 省域城市网络的基本特征
广东省历年城市网络指标表明地区网络密度均呈现明显的上升态势,表明城镇间的联系不断密化、城镇体系趋于成熟。从网络中心势来看,广东省域城市网络呈现“集中——扩散”态势:其出度中心势呈现明显增长,表现出地区网络控制力日益集中,而入度中心势一直在下降,表明网络腹地持续扩大(表2)。
3.3 基于企业总部-分支机构的省域城市动态网络联系
从区域城市网络联系的动态变化看,2004年以来,粤港澳地区的城市网络关联显现出如下特征(图6):
图6 广东省域城市网络演化分析(2004, 2008, 2013)
(1) 广州、深圳:不断强化的核心城市
多年以来,广州、深圳两市一直是广东省内最为重要的两座城市,它们既是引领地区发展的中心,也是链接外部世界的门户城市。研究期间,这两座城市的关联强度由887上升1421,其各自的点度中心度也由3088和1733上升至6142和4281,均为地区最高。
(2) 广佛、深莞惠、珠中江:持续发育的湾区网络核心圈层
从网络的三个层级中(图7) 可更直观看出湾区核心地带的发育情况。2004年处于第一层级的城市关联只有广深一组;至2013年,除广深外,广州-佛山(1 000)、深圳-东莞(785)、广州-东莞(635)、广州-中山(512)、深圳-惠州(398) 市区之间的关联构成了环湾区的紧密网络。除肇庆仍相对落后外,珠三角其他八大城市市区的中心度均处于较高的地位,并且仍在持续发育之中,它们共同构成了粤港澳大湾区广东省部分的最核心圈层。同时湾区内部也形成了一定的产业网络分工,如以深莞惠、广佛为主的传统制造关联,以深圳为主要支点的湾区东部高技术制造网络高地,以湾区共同引领发展的APS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网络等(图8)。
图7 广东省域多层次城市网络演化分析(2004, 2008, 2013)
图8 广东省域传统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APS、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网络分析(2013)
(3) 粤东、粤西、北部山区:承接湾区辐射的外围区域
再来看粤东、粤西、北部山区三大外围地区。由网络的第二层级可明显观察到,湾区核心城市对外围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辐射正在不断增强,以广、深两市与东部汕头、西部湛江、北部韶关的关联最为突出;同时外围(北部山区、粤西、粤东地区等)几大次区域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行政区划主导的中心地特征。这也表明,广东省当前的空间发展背后有着网络与中心地两套不同的空间组织逻辑。
按照广东省主体功能区划分,若将区域城市网络由城市间关联转化为板块间关联(图9),可发现传统的珠三角9市一直是广东省内部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地带,其网络关联量一直保持在全省的70%左右。其余相对领先的关联量则为珠三角与三大外围板块间的联系,其中与珠三角板块有关的网络关联量则达到了96%以上。
图9 广东省域各大板块网络关联占比分析(2004,2008,2013)
由于全国经济普查不包括港澳地区,无法用经普数据直接测度港澳与广东省各板块的网络联系。但从多方面的要素流动中可以得出基本判断,即湾区兼具粤港澳地区经济发展核心与空间组织枢纽的两大功能,是区域内经济社会活动最为活跃、功能联系最为紧密、分工网络最为完善的地区。
3.4 基于网络子群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网络次结构的演变
在社会网络分析中,可将整体网络视作一个“图”,若依据功能关联将一个图划分为相对独立的“子图”,及网络关联相对紧密的区域,则称各个子图为“块”。利用Ucinet软件提供的CONCOR方法,可构建广东省的“块”模型(block models),以进一步观察各区域的城市网络子群演化特征。
2008年时,广、深两市可单独成为省内二级子群,显示出二者在区域内部的核心地位;潮州、汕头、揭阳、汕尾等东部地区的子群划分也相对明确,与北部山区东片的梅州、河源及惠州共同形成二级子群;韶关、佛山、肇庆、中山、清远则形成了粤西网络子群,韶关、清远、肇庆、佛山、中山形成北部的网络子群。2013年,广东省经历了明显的网络空间板块重构,并与《广东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板块划定有所差异:以广、深引领,包含东莞、佛山、惠州、珠海核心圈层网络凝聚力明显增强,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板块)逐渐形成,汕头作为粤东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与湾区的联系日趋紧密;粤北、粤西地区网络子群相互嵌套,湛江、茂名、阳江、江门仍为明确的独立子群,肇庆在此实际被划分至边缘的粤北子群,其与湾区核心区的网络关联尚不强。总的来说,珠三角地区长期以来经济社会流动不断增多,区域性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建设,形成互相支撑之势,不断促进城市群的整合发展;尤其是沿珠江口地区的凝聚力不断增强,为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奠定了良好基调(图10、图11)。
图10 基于企业联系的广东省域城市网络子群分析(2008,2013)
图11 依据网络子群分析的广东省域空间次结构演化(2008, 2013)
3.5 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城市职能分工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探讨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城市在区域中的地位及在省域城市网络中职能分工。参考世界城市网络(GaWC) 研究小组历年的世界城市排名(基于对现代服务业的全球链接度测度):在粤港澳大湾区内部,香港自1990年代以来持续为湾区内排名最高的世界城市,且自2000年以来一直为仅次于伦敦、纽约两个顶级全球城市的Alpha+级;长久以来,香港可谓引领整个粤港澳乃至泛珠三角地区走向世界和融入全球经济。澳门经济则高度依赖博彩业和旅游业,因此在该世界城市的指标排名中相对靠后;但其作为世界知名的旅游目的地、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在未来大湾区的融合发展中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而广、深在GaWC世界城市排名中的位次则是提升迅速,在不到20年的时间分别上升为重要世界城市(Alpha-) 和区域性世界城市(Beta)(表3)。
正如GaWC排名所反映,广、深两市近年来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城市的全球属性不断增强,在粤港澳区域内部的控制力也与日俱增。
分析2008、2013年广、深、港、澳4城市在广东省内其他城市设置分支机构的情况,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它们对广东省的经济影响。从图示可以看出,广、深企业的省内分支机构大幅增加(图12),而香港企业在粤的分支机构则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收缩(图13)。
图12 广州(上)、深圳(下)企业的省内网络分析(2008, 2013)
图13 香港在粤的分支机构网络分析(2008, 2013)
历时性而言,当前粤港澳地区的发展模式已经由最初的香港与珠三角地区的“前店后厂”模式逐渐转化为当今的“湾区融合”模式;对外开放与对内辐射这“两大扇面”的空间节点也逐渐由门户城市转为了整个湾区的核心区(图14)。面向新时代,落实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门户型、开放型、创新型湾区,对于助力粤港澳地区的城市群建设、乃至泛珠三角地区的长远发展均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图14 粤港澳地区从“前店后厂”向“湾区融合”发展模式转变示意
4 结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总体认知与规划思考
本文从“场所空间”与“流动空间”的双重视角来解析和认知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态势、区域特征和总体趋势。首先,广东堪称是我国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但就省域的发展程度而言,核心与外围二元结构仍然较明显;改革开放后,从珠三角核心区的最先崛起、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成型,空间场所的临近性及经济区位具有基础性作用。其次,一个区域的更大发展离不开人流、资金流、信息流、产品流等的畅通和高效;本质上,正是由于粤港澳经济活动的各种“流”定义了粤港澳的城市体系和塑造了大湾区。围绕珠江口的湾区,不仅是粤港澳地区功能集聚、要素流动、城镇联系的高地,有着极高的网络权力,同时也是组织区域外围地带城市网络运转的核心枢纽。从当前发展态势推断,未来粤港澳大湾区还将进一步融合发展,“两个扇面”的区域职能还应进一步强化。一方面,以创新驱动湾区发展,建成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门户,并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及全球城市网络;另一方面,湾区作为一个辐射外部区域的枢纽,要以各种流要素的组织来引领泛珠三角地区的协同发展。
粤港澳湾区建设从构想、提出到提上日程已经历经了一段较长的时间,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潜力。同时,粤港澳湾区的交通廊道等基础设施建设也已相对成熟,随着珠三角外环高速建设的逐渐完善,港珠澳跨海通道的即将通车,未来湾区的人流物流交换无疑将更加便捷和频繁(图1)。但更高层次的湾区协调发展尚需克服有形和无形的诸多障碍,包括如何在“一国两制”框架下,跨越体制等的差异进行制度创新,并更好地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市场要素的跨地区流动、产业体系的协同发展、重大平台的共享共建以及生活圈的融合交流;以及如何结合国外已有的湾区建设经验,探索出一条适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湾区发展道路。
可以明确的是,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已经是一个客观趋势,随着广、深、港、澳城市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加强联系和协作互补将取代区域竞争而成为湾区发展的主要议题。在这一背景下,顺应新时代的要求,编制与落实湾区规划将是粤港澳发展的当务之重。规划需要从落实“一带一路”等我国对外开放战略和倡议的重要关注点出发,提出湾区在全球城市区域网络中的角色目标;同时也要从辐射带动泛珠三角区域发展的角度出发,明确湾区城市群在全国城镇体系和城市网络中的分工。同时,在区域宏观政策框架的指引下,结合整个湾区的战略布局以及所在城市的角色定位,对交通、信息、服务等设施进行存量整合和做好增量建设谋划,以实现设施网络与城市功能联系网络的互相支撑和促进。最后还要指出,“湾区”发展在全球及在我国都具有特定性,其规划建设的门槛极高,不能泛化或强求,只能顺势而为。
作者简介:张艺帅,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赵民,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导,通讯作者,王启轩,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程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助理教授
作者简介:
张艺帅,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
赵民,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导,通讯作者,
王启轩,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
程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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