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4年,德尼·狄德罗出版了他的《对自然的解释》,他以一系列警句为内容。在这部随笔中他宣称,数学在科学领域中的统治地位不在是无异议的了。从今以后,数学将静止不动了。
狄德罗是启蒙运动哲学的伟大代表人物之一。作为《百科全书》的编纂者,他处在那个时代一切伟大的理智运动的中心。根据狄德罗的看法,我们过高的估计了我们的逻辑的和理性的方法。我们知道怎样去比较、组织已知的事实,并加以系统化,但我们没有造就那些使我们有可能去发现新的事实的方法。
狄德罗的预言仍然包含着某种真理的因素。因为十九世纪理智结构变革正是在于,数学思维在科学的等级制中所占据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一个新的力量开始出现:生物学思想取得了高于数学思想的地位。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出版后,人类学哲学的真正品格似乎是一劳永逸地被确定了;在无数次无效的努力之后,人的哲学终于占到了牢固的基地之上。进化的一般理论已经在一个丰富充裕的范围内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证据,以让我们支配。
这就是十九世纪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共同具有的信念。进化论思想的这种形而上学倾向乃是一个潜在的激发力量,就一般的哲学意义而言,进化论绝不是近代的成就,它早在亚里士多德的心理学和亚氏关于有机生命的一般观点中就已经得到其古典的表述。亚里士多德进化观和近代进化观之间最突出的基本区别是在于这一事实:亚里士多德给予了一个形式的解释,而近代人则试图给予一个质料的解释。亚里士多德深信,为了理解自然的全景,为了理解生命的起源,较低形式必须根据较高形式来解释。达尔文在他的著作《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的结尾中说:
“不仅各种各样的家养动植物种属,而且同一大纲之内的最为不同的各种属和目——例如,哺乳动物类,鸟类,两栖动物类,鱼类——全都是同一个祖先的后裔。并且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些类型之间全部天渊之别最初都是由简单的变异性引起的。根据这种观点来考虑问题,足以使人惊异得目瞪口呆。有利变异的长期不断地积累必然会导致我们在周围的动物和植物中所看到的那种多样化、那样极妙的适应种种不同的目的、那样极好的相互调和。因此,我把选择说成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无论是有人应用于家养品种的形成上,还是游自然应用于物种的产生上,都是如此。……如果一位建筑师建造一座华丽而宽敞的大厦,没有使用琢磨过的石头,而是从悬崖基部的碎石块中选择楔形的石头用于他的拱门,选择长形的石头用于门楣,选择石片用于屋顶,那么我们将会称赞他的技巧,并且把它看成最高的力量。碎石块对于建筑师虽然是不可缺少的,但他们同建筑师所建造的大厦之间的关系,与生物的彷徨变异同他们的改变了的后代最终获得的变异了的、美妙的构造之间的关系,乃是一样的。”
在一个真正的人类学哲学能够得以发展之前,还有另一个或许是最重要的步骤必须被采取。文化的世界,人类文明的世界,可以还原为不多几个普遍的原因,这些原因对于物理现象和所谓精神现象都是同样适用的。这就是依波利特·丹纳(Hippolyte Taine)在其《艺术哲学》和《英国文学史》中所介绍的新型文化哲学。丹纳说:
“这里也想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我们所有的仅仅只是一个力学的问题。全部的效果就是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完全依赖于产生它的那些原因的大小和方向的……虽然在道德科学和物理科学中,记号的方法不是相同的,然而正像在两者中材料都是同样的,都同样的由力、大小、方向组成,我们也可以说,在两者中最后的结果都是由相同的方法产生的。”
丹纳在他的巨著《现代法国的起源》序言中声称,他要像研究“一只昆虫的变化”那样去研究作为法国大革命结果的法国的变化。
对形成一个真正的科学洞见来说,这些冲动还必须加以分类和系统化。在复杂的人类生活的转动装置中,我们必须找出使我们整个思想和抑制机器开动起来的隐蔽传动力。每一个思想家都给予我们他自己关于人类本性的描述。所有这些哲学家都是彻底的经验主义者:他们总是告诉我们事实而且也仅仅限于事实。但是他们对经验证据的解释却从一开始起就包含着一个武断的假定——并且当这种理论进一步呈现出一副更加精致和深奥微妙的样子来时,这种武断性就变得越明显。尼采公开赞扬权力意志,弗洛伊德突出性欲本能,马克思则推崇经济本能。
形而上学,神学,数学,生物学相继承担起了对思考人的问题的领导权并且规定了研究的路线。神学家,科学家,政治家,社会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们都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欲望人人有之,每一位作者似乎归根到底都是被他自己关于人类生活的概念和评价所引导的。
在当代哲学思潮中,马克思·舍勒(Max Scheler)是最早开始意识到并且指出这种危险的人之一。舍勒断言:
“在人类知识的任何其他时代中,人从未像我们现在那样对人自身越来越充满疑问。我们有一个科学的人类学、一个哲学的人类学和一个神学的人类学,他们彼此之间都毫不通气。因此,我们不再具有任何清晰而连贯的关于人的观念。从事研究人的各种特殊科学的不断增长的复杂性,与其说是阐明我们关于人的概念,不如说是使这种概念更加混乱不堪。”
这就是近代哲学在它本身中看到的奇怪状况。心理学、人种学、人类学和历史已经积累了丰富得令人惊异并且仍在不断增长的大量事实。但是,事实的财富并不必然就是思想的财富。除非我们成功地找到了引导我们走出迷宫的指路明灯,我们就不可能对人类文化的一般特殊性具有真知灼见,我们就仍然会在一大堆似乎缺少一切概念的统一性的、互不相干的材料中迷失方向。
本节小结:
近代哲学关于人类本性的知识之源泉而言,心理学、人种学、人类学和历史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事实。我们用于观察和实验的技术工具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我们有一个科学的人类学、一个哲学的人类学和一个神学的人类学,但它们彼此之间都毫不通气。导致我们不再具有任何清晰而连贯的关于人的概念。因此我们必须找到指路明灯(方法论),对人类文化的一般特性具有真知灼见。
本章小结:
本章概述了两千多年来西方思想史上关于人的问题的各种哲学理论,最后指出,当代尽管科学昌盛、技术发达,但人的问题不但没有真正解决,相反倒是处在深刻危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