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把人定为符号的动物,我们也就达到了进一步研究的第一个出发点。但是现在必须稍稍发挥一下这个定义,以便给予他以更大的精确性。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
科学家们一直以极大的努力把符号系统这个事实与其他熟知的和更基本的事实联系起来。从一开始起,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变成了形而上学的争论,而不是给予我们对现象本身的不偏不倚的描述和分析。对于所有这些体系来说,符号系统的问题成了一个决定性的问题,科学和形而上学的未来形态似乎都以此为转移了。
我们将努力以更精确的方式来描述人的符号化态度,以便通过对比把它存在于整个动物界的另一种样态的符号化的行为区别开来。巴甫洛夫的著名实验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所谓替代刺激物的极为丰富的证据。而沃尔夫(J.B.Wolfe)所做的一个有趣的实验则证明了“象征性奖赏”对类人猿的有效性。在沃尔夫看来,各种各样的以及长时期的训练实验结果已经说明,符号化过程存在于类人猿的行为之中。耶克斯(Robert M.Yerkes)在其最近的著作中描述了这些训练实验,从中得出一条重要的普遍性结论:
“符号化过程确实相当稀少并且很难观察到的。人们完全可以持久怀疑它们的存在,但是我猜想,它们不久就会被看成是人的符号化过程之先例。这样,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就达到了最令人兴奋的发展阶段,而这时,重要的发现似乎就将来临了。”
雷佛兹(George Revesz)近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的出发点就是要说明,所谓动物语言这个有争议的问题,不可能在动物心理学的纯事实基础上得到解决。归根到底必须找出一个正确的逻辑出发点——一个可以引导我们对经验事实做出符合本来面貌的可靠解释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就是:言语的定义。就黑猩猩而言,苛伊勒(Molfgang Koehler)曾指出它们靠手势已经达到相当高的表达程度。用这种方式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表达愤怒、恐惧、绝望、悲伤、恳求、愿望、玩笑和喜悦等情感。苛伊勒说:
“可以肯定地证明,猿的语音学全部音节是完全‘主观的’。它们只能表达情感,而绝不能指示或描述任何对象。但是它们具有这么多人类语言中所共有的语音成分,以致不能把它们无法说出字音清晰的言语原因归结为第二性的(舌——唇的)限制。它们面部和身体的各种姿势也像它们在声音上的表达一样,从不指示或‘描述’对象。”
这就是我们全部问题的关键:命题语言与情感语言之间的区别,就是人类世界与动物世界的真正分界线。苛伊勒段然认为,言语肯定是超出类人猿的能力的。雷佛兹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断言,言语使人类学的概念,因此应当从动物心理学的研究中整个地排除出去。耶克斯深信,即使就语言和符号系统而论,在人与类人猿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写道:“这暗示着,我们可能偶然地发现了符号化过程进展中一个较早的种系发生阶段。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表明,除了符号化过程以外,其他各种类型的信号过程(sign process)在黑猩猩身上都是常常发生并且有效地起作用的。”类人猿在某种符号化过程发展中向前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我们仍然要说,它们并没有达到人类世界的门槛,而是仿佛进入了一条死胡同。
我们必须仔细地在信号(signs)和符号(sumbols)之间作出区别。巴甫洛夫的著名实验仅仅证明了,动物可以被训练成不仅对直接刺激做出反应,而且能对各种间接刺激及替代刺激作出反应。例如,一只铃可以成为“午餐的信号”,而一个动物可以被训练成当这只铃没有出现时就不碰食物。通常被称为条件反射的现象,不仅是远离人类符号化思想的基本特征,而且甚至还与后者恰恰相反。符号,就这个词本来意义而言,是不可能被还原为单纯的信号的。信号和符号属于两个不同的论域:信号是物理的存在世界之一部分;符号则是人类的意义世界之一部分。信号是“操作者”(operators);而符号则是“指称者”(designators)。信号即使在被这样理解和运用时,也仍然有着某种物理的或实体性的存在;而符号则仅有功能性的价值。所谓动物智慧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人类学哲学的最大难题之一,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人们在思考和观察上作出了巨大努力。形而上学家和科学家、博物学家和神学家们都在各种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意义上使用智慧一词。桑戴克(E.L.Thorndike)在其关于论动物智慧的著作中说:“动物不会认为一物像另一物,它也不会像人们常常所说的那样把一物错当成另一物;他根本就不思考什么,而只认定什么……“有一种观点认为,动物对一个特定的、绝对明确的和逼真的感官印象作出反应,而且对一个不同于前者的感官印象作出相似的反应,这就证明它运用了一种靠相似性所做的联想;这种看法乃是神话。”如果我们把智慧理解成对直接环境的适应,或是对环境作出的适应性改变,那么我们就确实必须承认,动物具有相当发达的智慧。它不仅能学会使用工具,甚至还能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发明工具。但是,不管是这种智慧还是这种想象力,他们都不是人所特有的那种类型。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动物具有实践的想象力和智慧,而只有人才发展了一种新的形式:符号化的想象力和智慧。
在个人心灵的心里发展中,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转化——从单纯实践态度到符号化态度的转化,也是十分明显的。自然本身在这里就做了一个实验,从而给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提供了意想不到的启示:我们有劳拉·布里奇曼(Laura Bridgman)和海伦·凯勒(Helen Keller)的典型事例——两个盲、聋、哑儿童以特殊的方法学会说话的事例。虽然这两个事例是极其著名的,并且在心理学文献中常常被论及,但我仍然必须在此使读者会想起他们来,因为这两事例或许是对我们现在谈到的那个普遍问题的最好说明。海伦·凯勒的教师莎莉文小姐记下了这个孩子真正开始理解人类语言的意义和作用的确切日期。下面让我引用她的话:
“今天早晨我必须给你写几句,因为有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海伦在她的教育中迈出了第二大步——她已经知道,每一件东西都有一个名称,而且手语字母就是她想要知道的每一件东西的秘诀。
“……今天造成,当她正在梳洗时,她想要知道‘水’的名称。当她想要知道什么东西的名称时,她就指着它并且拍拍我的手。我拼了w-a-t-e-r(水),直到早饭以后我才把它当回事儿。……我们走出去到了井房,我让海伦拿杯子接在水管喷口下,然后由我来压水。当凉水喷出来注满杯子时,我在海伦空着的那只手上拼写了‘w-a-t-e-r’。这个词与凉水涌到她手上的感觉是如此紧密相联,看来使她大吃一惊。她失手跌落了杯子,站在那里呆若木鸡,脸上开始显出一种新的生气。她拼了好几次‘water’。然后她跌坐在地上问地板的名称,又指着问水泵和井房棚架,突然她转过脸来问我的名字,我拼了‘teacher’(教师)一词。在回家时一路上都处在高度的兴奋状态中,并且学着她碰到的每样东西的名称,这样在短短的时间内她的词汇量增加到三十个。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她像个快乐的小仙女,轻快地一会儿走到这间东西旁,一会儿走到那件东西旁,问着每件东西的名称,并且高兴得连连吻我。……现在,每件东西都必须有一个名称了。不管我们走到哪里,她都热切地问着她在家还没学到的东西的名称。她焦急地教她的朋友们拼写,并且热心地把字母教给她所碰到的每一个人。一当她有了语词来取代她原先使用的信号和哑语手势,她马上就丢弃了后者,而新语词的获得则给她以新生般的喜悦。我们都注意到,她的脸一天天变得越来越富于表情了。”
从信号和手势的运用到语词亦即符号的运用这决定性的一步过渡,在这里描述的再清楚不过了。必须能理解到:凡物都一个名称——符号的功能并不局限于特殊的状况,而是一个普通使用的原理,这个原理包含了人类的全部领域。在海伦·凯勒那里,她懂得了,词的用途不仅是作为机械式的信号或暗号,而是一种全新的思想工具。一个新的天地展现在眼前,从今以后这个孩子可以随心所欲的漫步在这无比宽广而自由的土地上了。
符号系统的原理,由于其普遍性、有效性和全面适用性,成了打开特殊的人类世界——人类文化世界大门的开门秘诀!一旦人类掌握了这个秘诀,进一步的发展就有了保证。这样的发展并不会由于任何感性材料的缺乏而被阻碍或成为不可能。人这种存在物在建造人的世界时是不依赖于他的感性材料性质的。人类文化并不是从他的构成的质料中,而是从它的形式,它建筑结构中获得它的特有品性及其理智和道德价值的。符号思维和符号表达的自由发展,并不会由于摸触记号(tactile signs)取代了有声记号(vocal signs)而受到阻碍。正如海伦·凯勒的事例所证明的,人能以最贫乏最稀少的材料建造他的符号世界。只管重要的事情不在于个别的砖瓦而在于作为建筑形式的一般功能。
由于每物都有一个名称,普遍适用性就是人类符号系统的最大特点之一。与这个特点相伴随相补充并且与之有必然关联,符号还有另一个显著特点:一个符号不仅是普遍的,而且是极其多变的。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同样的意思,甚至在一门语言的范围内,某种思想或观念也可以用完全不同的词来表达。一个信号或暗号总是以一种确定而唯一的方式与它所指称的事物相联系的。任一具体的和个别的信号都是支撑一个确定的个别事物的。真正的人类符号并不体现在它的一律上,而是体现在它的多面性上。它不是僵硬呆板而是灵活多样的。这种多样性和易变性,显然是动物世界所没有的。
我们这个一般问题的另一重要方面现在显现出来了——关系的思想依赖于符号的思想。没有一套相当复杂的符号体系,关系的思想就根本不可能出现,更不必谈其充分的发展。感觉主义理论惯于把知觉看成是简单感觉材料的精细加工成果。持这种信念的思想家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感觉本身决不仅仅只是许多孤立印象的集合和堆积。这个原理既适用人类世界,也适用于动物世界。在人那里已经发展起一种分离各种关系的能力——即在其抽象意义上考虑那些关系的能力。要把握这种意义,人不能再依赖于具体的感觉材料,即视觉的、听觉的、触觉的及动觉的材料,而要考虑这些关系“本身”——如柏拉图所说,就其本身来考察它。我们是在研究普遍的空间关系,我们有一套适当的符号系统来表示这些关系。高级动物具有历来所谓的“对知觉成分加以分离”的能力,它们具有从实验场景中挑选出特殊的知觉特性并进而对之作出反应的潜能。高级动物具有休谟在其知识论中称之为能进行“理性区分”这样一种过程的能力。
第一个认清这个问题的思想家是赫尔德。作为一个研究人性的哲学家,赫尔的希望完全用“人的”话语来提出问题。为了反对语言有超自然的或神赐的起源这种形而上学或神学的论点,赫尔德以对问题本身做批判的修正为出发点:言语不是一件物体,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寻出自然的或超自然原因的物理事物。它是一种过程,是人类心灵的一种一般功能。反思或反省的思想是人的这样一种能力,即人能够从混沌未分、漂浮不定的整个感性现象之流中择取出某些固定的成分,从而把它们分离出来并着重进行研究。
“当人的心智力量行使得如此自如,以致他仿佛能从他所有通过感官获得的感觉洪流的整个海洋中分离出一股波浪,而且能够暂时止住这股波浪而仔细注视它,并且还意识到这种注视——这时人就显示出了反思。当他从涌向他诸感官的全部游离恍惚的意向梦境中,能够集中于醒着的一瞬,自动地细想一个意象,清晰地并更加宁静地观察他,并且抽象出能够向他指明对象是这个獉而不是另一个的特征时,这时人就显示出了反思。由此,当人不仅能逼真的或清晰的觉察所有的性质,而且当他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些性质中的一个或几个性质是与众不同的性质时,人才显示出了反思。……那么靠什么样的方法才能使这种清楚的认识发生呢?通过人必须加以抽象的一个特征,而这个特征,作为意识的一个分子,清晰地呈现出自身。好了,然我们大声说:我们找到了!意识的这个最初字母(initial character)就是灵魂的语言。人的语言由此而创生。”
赫尔德关于语言起源的理论仍然是完全思辨式的。晚近以来,赫尔德的观点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得到了颇为意想不到的澄清和支持。在语言的精神病理学领域中的新近研究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大脑损伤而引起的言语(能力)的丧失或严重损害,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样一种缺陷改变了人的行为的全部特性。患有失语症或其他同源病症的病人不仅丧失了对语词的运用能力,而且整个的人都经历了相应的变化。但是一当问题的解决需要某些特殊的理论活动或反思活动时,他们就完全不知所错了。这样的病人是不能完成任何只有依靠对抽象物的把握才能完成的任务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向我们揭示了,赫尔德成为反省的思想是何等的依赖于符号的思想。没有符号系统,人的生活就一定会像柏拉图著名比喻中那洞穴中的囚徒,人的生活就会被限定在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内,就会找不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这个理想世界是由宗教、艺术、哲学、科学从各个不同的方面为他开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