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于2月18日公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下称“《纲要》”),《纲要》提出,推进“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走廊的建设,标志着创新力量已成为影响城市和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
2014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创新城区——重构美国创新地理版图》引起了对创新环境的广泛争论,有些甚至认为纽约“硅巷”的兴起,即宣告了旧金山“硅谷”走廊式创新空间模式的终结。这是十分有趣的争论,要理解“广深港澳科创走廊”的必要性和意义,需要我们回到创新空间的内在逻辑来理解这个问题。
创新城区
熊彼特在1912年便观察到创新不是孤立事件,创新趋于在某些部门及其周围环境中出现。Steven Johnson在《伟大创意的诞生》书中用生命产生于“原始汤”这个现象很好地诠释了创新与环境的关系:在地球上不存在任何生命的时候,遍布着一些最基础的分子,在“原始汤”里,这些分子相互碰撞,形成新的化学组合物,最终形成一些生命最初的“部件”。
他指出,生命产生于“原始汤”说明:(1)创新需要要素浓度;(2)创新需要流动性,这两者是产生碰撞的条件;(3)创新需要有一定的稳定性的环境,生命的形成是“部件”不断叠加的结果。因此,好的创新环境应该像液态网络,液态网络不但提供了碰撞所需要的密度和流动性,也有利于保存这些创意,等待新的要素的叠加,最终形成伟大的创意。
城区不仅各种要素浓度大,信息浓度高,而且还存在被Amin的研究所佐证的与创新关系密切的制度厚度。因此,要素浓度、制度厚度与创新的关系是创新回城现象的内在逻辑。
发表于1996年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指出,传统的理论认为创新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按此观点,创新伴随新的科学研究开始,接着是产品开发、生产和进入市场,并随着新的产品、工艺和服务的成功销售而终止。而现在,创新的思维有多种来源,包括新的制造能力和对市场需求的认识。创新能以多种形态出现,包括已有产品的增值改进;技术应用于新的市场;利用新技术服务于一个已存在的市场,并且其过程并不是完全线性的。
这种开放的、合作的、分工式的创新方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便形成了全球性的创新网络。这个全球创新网络包含哪些部分,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学者屠启宇认为这个网络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层是以高校、科研院校为主体的全球知识创新网络(科研知识交流层);第二层是以创业者为主体的全球创新创业网络(技术开发层);第三层是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研发产业化网络(技术开发与产业化层)。屠启宇的研究启示我们,在开放、分工协助的复杂的创新体系下,没有哪个城区,或者说城市,能够单独地完成创新的过程。因此,与其说创新回归城市,不如说是创新从园区回到城区。在现实的案例中,我们看到谷歌的欧洲总部,即使是选在了伦敦的中心城区,也是定点在欧洲之星总站这样对外联络快捷的地区。
同样是科创企业,对成本的支付能力是有极大区别的。“旧的主意和思想有时可以在新建筑里实践,但新的主意必须使用旧建筑”,雅各布斯的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成功企业和初创企业在成本支付能力上的巨大差别。因此,能够回城支付城区高昂成本的是那些发展顺利的科创企业,对于初创企业来说,创新本身承受的风险巨大,在大都市外围能够提供“高可达、高品质、低成本”特质空间的中小城镇依然是初创企业的佳选。因此,在创新创业氛围浓厚的硅谷,我们既可看到成功科技企业的回城,也可发现101科技走廊依然活力十足。
谷歌硅谷新总部
中国创新空间的营建始于1990年代的高新区,2000年代开展了大学城建设,2010年代又开展了创意产业园的开发。高新区、大学城、创意园是创新空间的不同类别,但往往即使是在同一个城市里,三者之间的联系都缺乏统筹,更不用说相邻城市间的创新空间的统筹。导致这些问题的最大原因是高新区、大学城和创意园三者分属不同的部门主导,而各部门都是以自己的逻辑展开工作。部门之间缺乏联动,最后必然反应到空间之间缺乏联动,导致创新要素分布的孤岛化与离散化,缺乏联系。而科技政策与空间要素供给的不匹配,也导致创新空间创新功能不强。科技创新走廊的建设就是要适应区域创新网络发展的需要,强化城市创新空间之间的联系,发挥各个城市创新资源优势,提升创新空间的效能,从而更好地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广深间就业岗位发布
粤港澳三地各有优势也有短板,香港高校科研资源丰富潜力巨大(在QS2018世界前100名大学中,香港的大学占据了五席),国际化的环境对国际人才有吸引力,但相比金融、人才、科研等优势,香港科技在产业化上一直存在短板。而珠三角地区虽然在制造基础和产业化能力上较强,却缺乏高质量的研究型大学以及世界级的基础性、前沿性研究平台支撑。可以预见,粤港澳三地合作形成合力,区域创新系统将得到优化,利于吸引和对接全球创新资源,推动区域的整体发展。
香港国际化的环境有利于吸引国际创新人才
创新走廊的规划和建设,是跨部门、跨城市的协作。广深科技走廊的规划就是由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和广东省科学技术厅联合组织,由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和广东省科学技术情报所合作,省、市协作完成,这样,才能达到创新空间的供给与要素投入协同,使科技部门促进创新要素聚集的政策投放到与之适应的空间场所,从而发挥出协同效应。跨界的区域创新走廊的实施,必然会带来许多跨界公共服务的需求,如华为搬到东莞松山湖后,数万人的跨城就业和生活带来大量的跨城公共服务需求。而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是以行政范围为边界的。
因此,跨界的区域创新走廊的建设和运行,挑战在于如何创新公共服务供给的方式。知识经济时代将开启区域合作的新方式,从原来的关注设施和产业的“对接”,演变到不仅仅是对接,还要探讨建设和运营的问题。粤港澳三地的合作还涉及到跨境问题,这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
轨道把香港、深圳、广州、澳门时空缩减到一小时交通圈
为促进“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的建设,充分发挥粤港澳科技和产业优势,积极吸引和对接全球创新资源,共同构建开放型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纲要》明确提出了要从国家层面来打破原有体制上的藩篱,从科技人员出入境、从业人员资格认证、科研样品的跨界管理、知识产权信息交换信息共享、科技人员及亲生活便利性等多方面更细致地提出了创新体制机制的改革。对于公共服务的供给,《纲要》则提出了“支撑粤港澳设立联合创新专项资金”、“支撑粤港澳三地按照市场化原则,探索成立联合投资开发机构和发展基金,共同参与大湾区建设”的解决方案,这或许是跨界共建和运营的解决思路。
夜幕下的粤港澳大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