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鹤年先生指出,土地与用途的匹配创造出居住之所、社交之所、学习之所、休憩之所、生产之所(包括渔、林、农、牧),等等,可简称为人居。最适合的匹配就是地尽其用、用得其所,也就是最好的人居。
“以人为本”的国土空间规划是以满足人的理性和物性为指导原则的规划,它的起点在于人:人的正常理性、人的共通物性。终点也在人:人与人之间自存与共存平衡的人居。因此规划的实践要考虑“人”与“居”。
梁鹤年先生阐释道,“人”是种“身份”的理念——通过聚居去追求空间接触机会者。“人”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个体”(例如家庭、企业、社团等)。
“人”的基本属性是年龄(“个人”:孩童、少年、青年、壮年、老年等;“个体”:规模大小)、性别(“个人”:男、女;“个体”:主要是业务类别)、生命阶段(“个人”:成长、成家、生儿育女、空巢、独处等;“个体”:主要是发展阶段)。
“个人”的偶然属性是经济条件、社会地位、教育水平等,“个体”的偶然属性是资本实力、行业地位等。
基本属性决定追求的空间接触机会,偶然属性支配追求的能力和方式。基本属性不可改变,特定的性别、年龄、生命阶段有特定的空间接触追求。规划的作用是改变偶然属性,特别是他的空间条件和约束(例如经济、社会)去提升其空间接触机会。
梁鹤年先生强调,“居”是个空间接触,每一个“人”都可以同时有多层身份。每个“人”同时是空间接触机会的追求者和供给者。“人”聚居是为了增加空间上的接触机会。在特定的经济模式、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下,特定人居类别将是特定空间接触机会的供、求交汇点。
“居”包含三个变量: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人居密度。人口规模是人居规模的基本变量,而人居规模是空间接触机会的基本变量。在一定的时空里,一定的人口规模下,一个人居会由不同的“人”组合,他们追求和提供不同的空间接触机会。因此,人口结构也应是人居的基本变量。人居密度直接影响空间接触机会,是规划工作的焦点。可用的手段包括土地部署、道路系统、功能等级、园林格局、楼层分布、城市肌理等等。
最后,梁鹤年先生指出,把理性“人”以最小气力追求最高自存/ 共存平衡演绎在国土空间规划上就是“人”“通过聚居”去“追求空间接触机会”的“最优化”:“通过聚居”是因为人是理性的群居动物,知道在聚居之中自存与共存会相得益彰,会使他生活得更美好;“追求空间接触机会”是因为空间接触是美好生活的必要条件(当然这包括追求正面空间接触和避开负面空间接触);“最优化”就是自存/ 共存的最高平衡。换句话,“以人为本”的国土空间规划就是以尊重人的尺度,按自存与共存平衡的法则去建设和管理合适的“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