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推荐文章来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创新中心副主任,杨滔——《区域都市空间网络聚集的厚度》,欢迎大家加入国匠规划学社和国匠数据学社共同讨论区域都市空间网络聚集相关话题。
区域都市空间网络聚集的厚度
The Thickness of Regional-City Networking Clustering
杨 滔
导读:本文从空间联系的角度出发,拓展空间句法的分析方法,采用多尺度的空间图谱形式,分析了中国、美国、欧洲的3个巨型区域以及京津冀和长三角区域。通过这种对比研究方式,初步揭示了区域物质空间形态的特征,如自相似、空间网络聚集效应等。
1、概述
从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空间分布和关联的角度,很多学者定义并研究了区域空间形态,试图刻画其现象,揭示其形成机制,展望其发展趋势[1]。然而,从物质空间形态的角度对区域的研究相对较少,往往关注建成空间形态的密度等局部因素。区域尺度的整体建成空间形态貌似无序而复杂,常常只能用方格网、放射状、组团式等物质形式语言概要描述,缺少更为精细的描述方法。
从直觉而言,人建造物质环境,而物质环境反过来影响人。这种互动机制也许同样存在于区域宏观尺度之上,对其进行探讨有利于揭示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在区域尺度上对空间营造的作用和反馈机制。不过,在深入研究这种机制之前,我们需要探索一种描述区域物质空间形态的方法,分析区域物质空间形态的建构方式。本文基于空间句法的理论与方法,以我国大陆大部分地区、欧洲大部分地区、美国大部分地区以及京津冀和长三角为例,初步分析区域物质空间形态,期望发现一些空间规律和特征。
2、空间句法的再探讨
从理论的角度,空间句法的范式认为:物质空间形态不是社会经济活动的静态背景,而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一部分,即物质空间形态的设计、建构、更新、体验、设想等本身就是社会经济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空间句法不仅研究“静态的形式”,如广场的形状等局部特征,而且探索空间之间的“动态联系机制”,如每条街道与其他所有街道的关联模式。
以往的空间句法研究发现4点规律:
首先,虽然城市的物质形式千变万化,如方格网与自由式,但是长的街道要远远少于短的街道,且街道长度的分布符合幂律统计,即存在分形的规律[2];
其次,城市街道需要同时满足实际距离和拓扑距离尽可能短,因此不可能出现无限延长的街道和无限复杂的迷宫[3];
再次,每条街道与其他所有街道的关联模式并不是随机变化的,而是有序地分布在非常狭窄的区间之内,大体符合韦伯积累模型[4];
最后,城市作为社会集体,需要同时满足局部和整体出行最短,因此不可能出现匀质的方格网,而会呈现出几何分区的模式[5-6]。
这些都从不同角度说明:城市物质空间的构成方式并不是无序的,而是遵循某些符合人性的几何规律。
基于这些理论模型,空间句法提出了实证性的系列变量,用于预测人车交通和用地变化等。其中两个主要变量是穿行度(choice)和整合度(integration):
穿行度(choice):度量最短路径穿越某个空间的频率或数量;整合度(integration):度量从某个空间到达其他所有空间的难易程度。
这两个变量还可以在不同尺度上得以计算,如从某个空间到达其周边1,000m以内的所有空间的难易程度,即半径1,000m的整合度。这种难易程度或最短路径可依据实际距离(如400m)、拓扑距离(如一个转弯)、角度距离(如30°转折)分别精确计算,用于不同环境行为及其认知。以往的研究表明,基于角度距离,标准化的穿行度(normalised choice, NACH)和整合度(normalized integration, NAIN)与人车交通流有较高的相关度,并能较好地区分不同的用地模式[7]。因此,在区域研究中,我们重点选择这两个变量进行物质空间形态描述的初步探索。
在展开实证研究之前,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两个变量的数学意义,以期对后续的研究有良好的方法铺垫。概略地说,整合度为总深度(total depth)的倒数,即从某个空间到指定半径内所有其他空间的深度总和的倒数。以往的研究表明,某些道路的总深度越大,其穿行度越高。曾经在较长时期内,这成为空间句法理论的一片乌云,因为道路的总深度越大,其整合度越低,代表该道路越有可能是支路后街,而其穿行度反而更高。这与常识不相符[7]。
不过,根据图论,的确可发现城市总深度之和近似于城市穿行度之和。例如,某个城市有k条街道,共有k×(k -1)条最短路径,即从所有街道(表示为点)到其他所有街道的最短路径。对于任何点Om [1≤m≤k×(k-1)],它到目的地Dm 的深度为该路径上除了Om 本身之外所有点的数量之和。因此,该城市的总深度之和等于图中除了Om 本身之外所有点的数量之和,即图中蓝点和红点之和。而对于选择度,对于最短路径OmDm,除了起始点之外,其他所有点都被穿过一次。因此,该城市的穿行度之和等于图中除了OmDm之外所有点的数量之和,即图中蓝点之和。而红点共k×(k-1)个,那么总深度之和等于穿行度之和加上k×(k-1)。这说明:整体而言,越整合的城市,其穿行度越低。希列尔(Hillier)、杨滔、特纳(Turner)对世界50多个城市的实证研究也佐证了这一点[7](图1)。
图1 / Figure 1 某个城市中所有最短路径的集合
因此,城市空间网络可被看成是一个“硬币”,整合度和穿行度是其两面,只是在空间的分布规律不相同,折射出到达性与穿越性的行为模式。总深度可被认为从某个空间到达其他所有空间需要付出的空间成本,而穿行度可被视为某个空间被其他空间路径穿越带来的空间收益。从数学逻辑而言,穿行度与总深度的比值用于度量空间效率。该变量为无刚量,即它不受系统规模的影响,可用于比较不同城市、街区、街道的物质空间形态。
实证研究也表明了空间效率这个变量几乎完全排除了系统规模的影响,并且与穿行度高度相关[7]。因此,空间效率又作为对选择度进行标准化的一种方式。而整合度标准化的方式仍然延续了早期空间句法的技术路线,采用理论上总深度的均值,与实际总深度进行比较。目前这两个变量广泛地应用于城市、片区、社区尺度的研究与实践。
本文尝试将这种分析方法运用于区域尺度的研究,并采用空间效率和整合度的变量称谓。此外,空间效率和整合度还可形成复合变量,用于度量空间的影响力,即空间效率和整合度两者同时越高的空间,对其周边的影响力越大。这不仅是对变量本身的适用性检验,而且从空间连接的角度揭示出区域尺度的物质形态特征。
3、三个巨型区域的网络结构
由于我国和欧洲、美国具有明显不同的城市文化和形式,该文选取了我国大陆大部分地区(下文简称中国案例)、欧洲大部分地区(下文简称欧洲案例)、美国大部分地区(下文简称美国案例),以期从物质空间构成的角度,比较这些巨型区域形态特征的相似和相异之处。
首先,3个案例都体现出自相似的特征。随尺度的增加,如从50~6000km,每个案例中某条街道连接到其周边街道的数量在逐步增加。这种增加方式完全依赖于整体空间结构所限定的空间连接方式,同时反映了自下而上地建构整体空间结构的动态序列。
例如,对于一组街道组成的一条直线,每条街道连接方式符合一维线性增长,其幂指数为1;对于理想的方格网,每条街道连接方式符合二维指数增长,其幂指数近似为2。研究分析表明,这3个案例的街道连接方式也都符合指数增长,其幂指数也非常接近,即中国案例的幂指数为1.690,美国案例的为1.649,欧洲案例的为1.628。这充分说明了空间连接上的自相似性存在于物质形态各异的3个案例之中。不过,幂指数的差异也揭示了3个案例中空间连接的些许差别。中国案例的幂指数最高,稍微靠近2,反映其空间结构相对偏向方格网;而欧洲案例的幂指数最低,表明其空间结构相对偏向直线。
图2 / Figure 2 中国案例、美国案例、欧洲案例的空间效率均值和空间效率最大值
其次,3个案例都折射出巨型城镇群或城市连绵带的尺度特征。以空间效率均值为例(图2),随度量半径的增加,3个案例的数值都是先升高,再降低。欧洲案例的最高值出现在200km,而中国案例和美国案例的最高值出现在100km。这说明了每个巨型空间网络都存在最佳尺度的空间效率。
图3 / Figure 3 中国案例、美国案例、欧洲案例的空间整合度均值和空间整合度最大值
以空间整合度为例(图3),3个案例的数值也随度量半径增加,先升后降;美国案例和欧洲案例的峰值出现在200km,而中国案例的峰值出现在100km。这表明了每个巨型空间网络还存在最佳尺度的空间整合度。而这些最佳尺度基本都在100km或200km,这基本上是城镇群的尺度。换言之,在城镇群的尺度上,这3个案例的空间网络具有最佳的空间效率和整合度。
图4 / Figure 4 中国案例、美国案例和欧洲案例空间影响力
根据空间效率与整合度的复合变量,即空间影响度,看一下这些尺度的案例(图4)。在100km的中国案例中,第一层级基本上呈现红色中心与橙色腹地,由强至弱依次出现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中原经济圈、武汉城市圈以及辽中南城市圈;而第二层级大致呈现橙色中心与绿色腹地,分别是哈长、成渝、长珠潭、环鄱阳湖、北部湾等。
值得一提的是,山东半岛城镇圈貌似分散,且缺乏占主导地位的中心,然而该城镇圈中各个红色次中心彼此连接,形成较为匀质腹地网络,并与京津冀、中原经济圈、长三角等都有较强的空间联系。因此,山东半岛城镇圈的空间发展潜力较为突出,很有可能形成超大的城市连绵圈。
图5 / Figure 5 美国超大区域的分布图 来源:Lincoln Institute of Land Policy and Regional Plan Association. The healdsburg research seminar on megaregions [M]. New York: Regional Plan Association, 2007.
对比美国2050年超大区域规划(Megaregions: America 2050)(图5)[8], 100km的美国案例中明显识别出五大湖城市连绵圈(Great Lakes )、东北城市连绵带(Northeast)、皮埃蒙特大西洋城市带(Piedmont Atlantic)、佛罗里达城市带(F lorida)、墨西哥湾城市群(Gulf Coast)、德州三角带(Texas Triangle),都呈现红色中心与橙色腹地;而前岭城市圈(Front Range)、亚利桑那州太阳走廊(Arizona Sun Corridor)、南加州(Southern California)、北加州(Northern California)、西海岸卡斯凯迪地区(Cascadia)则相对较弱,呈现橙色中心与绿色腹地。
根据霍尔教授的研究,欧洲也出现了超大城市区域(Mega-city Region),包括英格兰东南部、荷兰的兰斯塔德、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及其周边、莱茵鲁尔区、以法兰克福为中心的莱茵—美因区、以苏黎世和巴塞尔为中心的瑞士北部都市区、大巴黎区域、大都柏林区域[1]。200km的欧洲案例大致都识别出上述超大城市区域,特别是英格兰东南部、大巴黎、布鲁塞尔、兰斯塔德、汉堡、大柏林、哥本哈根等已经形成了巨型的西北欧城市连绵带,呈现出网格化的红色中心和橙色腹地。在其周边,出现了米兰—威尼斯、法兰克福—斯特拉斯堡、布拉格—维也纳、马德里、爱丁堡—格拉斯哥,以及罗马、波尔图、波兰、莫斯科等中型城市圈或走廊。此外,巴塞罗那、奥斯陆、斯德哥尔摩、里加、贝尔格莱德、明斯克、赫尔辛基等都大致呈现出橙色中心与绿色腹地。
相对于中国案例和美国案例,欧洲案例体现出空间更为匀质的特征,对应于其中小城镇形成了更为丰富的空间网络,这也许与欧洲大陆更为平坦的地理条件有关;而中国案例和美国案例中城市本身与周边的空间差别更为明显。统计数据也表明了这一点。在较小尺度上,如50km,中国案例的空间效率最高,而欧洲案例最低;在中等尺度上,如200km,欧洲案例最高,而中国案例最低;在较大尺度上,如1,000km,欧洲案例仍然最高,而美国案例最低。从空间效率的角度,这也许体现了一些共识,如中国较大规模的城市较多,欧洲中小城镇构成的次区域网络较为有力,而美国城镇蔓延的现象更为普遍。
此外,空间效率最高值的比较分析也佐证了上述观点。这些最高值代表了各个尺度下主干路网的空间效率:数值越高,意味着交通出行越相对集中。随度量半径的增加,欧洲案例的最高值相对平稳;中国案例在300~500km的变化中出现了较大幅度的降低;而美国案例的起伏较大,在200km和6,000km中都出现了较大波峰。这从侧面得出一些推论:欧洲城镇虽然规模相对较小,然而那些城镇之间的空间联系较为匀质,冗余度较高,不同规模的交通出行较为分散;相对于中国城镇的较大规模,300km以下的空间联系还是偏向集中;而美国城镇之间的空间联系相对更为集中。
不过,从空间整合的角度而言(图3),美国案例的整合度最高,而中国案例的整合度最低(50km的除外)。以往对不同地区的城市研究也表明这一点,即平均而言,美国城镇比欧洲和中国城镇更为整合。这主要反映了不同地区的住区空间文化差异:越整合的地区,其住宅区或次支道路与主要干道的空间联系越直接,越缺少过渡空间层次;反之亦然。因此,在区域层面上,这也许体现了美国城镇直接沿主要交通走廊蔓延的特征,而欧洲和中国案例中的城镇则与主要交通走廊有较多层次的空间过渡。最后,3个案例都表明了多尺度网络化聚集的效应。采用50km、100km、200km、 300km、500km、 1,000km、 3,000km和6,000km的度量半径,分别刻画3个案例的系列空间影响力,即空间效率与空间整合的复合作用力,形成图谱。不管在哪种尺度上,这3个巨型空间网络都会出现空间影响力较大的地区,表现为红色次网络。随尺度的增大,红色次网络从小变大,从多变少。然而每个区域的聚集特点并不一样,与各自的地理条件有一定关系。
图6 / Figure 6 中国案例的空间影响力图谱
中国案例(图6)大体以华北平原和胡焕庸线为中心,在不同尺度上展开区域网络的变化。在50km,除了“北京—天津”“上海—苏州—无锡”“广州—深圳”凸显之外,主要的省会城市或强或弱地显示出来,其中济南、郑州、武汉、成都、沈阳等较为突出。在100~200km,除了长三角增强之外,华北平原上形成了3个次区域,分别为以郑州为中心的次区域,以连云港和徐州为中心的次区域,以及以京津、石家庄、山东半岛为中心的次区域。在300~500km,这3个次区域与长三角逐步融合,并偏重于沿海地区,形成了更大范围的次区域。在1,000km,上述次区域向鄱阳湖、石家庄、大连方向延伸,形成了以华北平原为中心的较大次区域。在3,000km,该较大次区域继续沿胡焕庸线的方向延伸,占据了东部地区,其中东北地区的网络效应也较为明显。在6,000km,形成了以郑州为中心,分别向“北京—大连” 方向、“武汉—长沙—南宁”方向以及西安方向的放射结构,且“徐州—合肥—南昌” 一线也成为第二层级的“东北—西南”方向的空间走廊,这构成了中国案例在国家尺度上的主要空间结构。
图7 / Figure 7 美国案例的空间影响力图谱
美国案例(图7)大致以中部平原、落基山以及阿巴拉契亚山为限制,在不同尺度上体现区域网络的变化。在50km,以纽约、波士顿、费城、华盛顿为中心的东北城市连绵带最为突出,而芝加哥、底特律、亚特兰大、迈阿密、新奥尔良、旧金山等都较为明显;此外,整个东西两部分地区差别很明显。在100km,五大湖地区以及东部海岸线得以显著增强,且西部海岸线也稍微有所强化。在200~500km,除了佛罗里达州在稳步增强之外,中部平原的北部,如堪萨斯、奥马哈等以及靠近墨西哥湾的休斯敦和圣安东尼奥,都在逐步增强。而在1,000~3,000km,美国案例中最突出的成为中部平原上各个主要城市构成的网络,沿密西西比河的南北走势更为明显,其中芝加哥和堪萨斯城等也尤为突出。在6,000km,大致的骨架是从芝加哥向南以及向东西方向延伸,该“T”形成为其国家尺度的主要空间结构,力图突破落基山及阿巴拉契亚山的限制。
图8 / Figure 8 欧洲案例的空间影响力图谱
欧洲案例(图8 )则以西北欧和莫斯科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不同尺度上体现区域网络的变化。在50km,布鲁塞尔、鹿特丹、阿姆斯特丹、科隆等相互密切联系,形成一片连续的小区域,其外围是巴黎、伦敦、汉堡、柏林等,这构成了西北欧的核心。在100km,这个小核心区域沿海岸线延伸,并向腹地深入,形成了与东欧和俄罗斯明显不同的空间结构。而在200~300km,逐步形成了“伦敦—巴黎—布鲁塞尔—汉堡—柏林”较大范围的城市连绵带,而莫斯科、加里林格勒、波兰等变得稍微明显。在500km,莫斯科的空间影响力开始渗透整个欧洲。直到1,000km,莫斯科及其周边的影响力达到最高峰,形成了西北欧和俄罗斯在空间上相互并置的格局。在3,000~6,000km,西北欧的空间网络向南欧、东欧及北欧发展,几乎形成了较大的角落网络,特别是从西向东形成了从巴黎到达里昂、米兰、威尼斯、贝尔格莱德、伊斯坦布尔等城市的空间走廊。
此外,相对于中国案例和美国案例,欧洲案例明显不同,在不同尺度上其核心影响力空间网络主要聚集在西北欧沿海一线,相对更为均匀,并从西向东向南欧、中欧和东欧呈放射状延伸。正由于此,在500~1,000km,莫斯科及周边会在另外一端,形成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网络聚集,与西北欧在空间上形成对立之势,也对应于欧洲社会经济变迁。与之对比,中国案例和美国案例在较小尺度上,其有影响力的网络大致聚集在沿海一线;而在较大尺度上,中国案例和美国案例中具有影响力的网络则聚集在各自的中部地区,成为东西部联系的枢纽地带。在中国案例中,它们聚集在“沈阳—北京—郑州—武汉—长沙—南宁”一线,并从郑州向西安方向延伸;美国案例中,它们聚集在“布法罗—底特律—芝加哥—奥马哈—丹佛—盐湖城”一线,并从芝加哥向孟菲斯和新奥尔良方向延伸。中国案例更偏向南北向联系,而美国案例更侧重东西向联系。
4、京津冀与长三角的网络聚集厚度
采用同样的多尺度图谱方式,再来研究一下相对较小尺度的城镇群案例,即京津冀和长三角,以此辨析城镇群的空间网络特征。
首先,这两个案例仍然体现了自相似的特征。从5~200km,随尺度增加,京津冀和长三角的街道呈幂律增长,幂指数分别为1.412和1.443。由此可见,长三角更偏向方格网体系,网络内部联系更为紧密。
其次,尺度效应反映了这两个案例不同的空间网络构成,称之为空间网络厚度,即不同尺度空间联系的丰富和稳定程度。空间联系越丰富且稳定,其厚度越大。从5~200km,京津冀和长三角的空间效率和整合度的均值都是由低到高,然后由高到低,表明它们都存在最佳尺度的空间效率和整合度(图9、图10)。
图9 / Figure 9 京津冀和长三角的空间效率均值和空间效率最大值
图10 / Figure 10 京津冀和长三角的空间整合度均值和空间整合度最大值
然而,两个案例的不同点也非常之明显。一方面,在各个尺度上,长三角的空间效率高于京津冀,且长三角的最佳值在30km,而京津冀的则在10km。对比空间效率最大值的变化,京津冀保持相对稳定,且高于长三角(除了200km),这说明京津冀空间效率较高的空间通道更为集中,而长三角的更为分散。另一方面,除了5km,长三角在各个尺度上的空间整合度均值高于京津冀,且保持了相当的稳定程度。与之同时,在50km以下,京津冀的空间整合度最大值高于长三角,而在50km以上,两者的数值则颠倒了。这也说明了长三角的整体空间网络结构更为成熟,城镇之间多尺度的空间联系更为均匀、丰富、稳定,而京津冀则偏向集中于较小尺度的空间联系,缺少更为弹性的空间关联。在这种意义上,可认为长三角的空间网络厚度更大。
最后,这两个案例的空间聚集效应差别较大。采用10km、20km、30km、50km、100km和200km的度量半径,分别勾画了京津冀和长三角的系列空间影响力(图11、图12),即空间效率与空间整合的复合作用力。虽然这两个案例都在不同尺度上形成网络聚集现象,红色次区域由多变少,由小变大,然而长三角形成了明显的城镇连绵带,而京津冀仅仅只有一些趋势而已。
图11 / Figure 11 京津冀空间影响力图谱
图12 / Figure 12 长三角的空间影响力图谱
京津冀以西侧的燕山和太行山脉、东侧的渤海为空间限制,在不同尺度上构成了相对分散的次空间网络聚集。在10km,北京与天津之间的空间联系趋势就已经出现了,而该区域中各个重要城镇还是彼此空间独立。在20~50km,京津空间走廊逐步凸显;石家庄向东发展趋势明显;而京津冀之外的山东半岛反而形成较为密集的空间联系,即济南、潍坊、东营等形成了较小的城市圈;此外,沧州隐现于京津走廊、石家庄、山东半岛城市圈之中央地带,具备较大的空间整合潜力。在100km,京津空间走廊和山东半岛城市圈在明显强化,而石家庄则在弱化,并未形成一级。在200km,京津空间走廊通过沿海通道以及“沧州—德州”一线,向南与山东半岛城市圈联系;与之同时,山东半岛城市圈向西延伸到聊城,形成较大规模的连绵带;而石家庄一级则几乎消失,传统上从北京到石家庄的空间发展轴并未在这些尺度上出现。总体而言,京津冀在区域层面上并未形成良好的空间结构,而京津走廊与山东半岛城镇圈则具备较大的潜力,沿海形成城市连绵走廊。长三角以东侧的黄海和东海、西侧的黄山以及内部的太湖为空间限制,围绕大上海,在不同尺度上构成了相对完整的空间网络聚集。在10km,以上海浦西为网络聚集中心,向苏州、无锡、常州已经形成连绵的趋势,橙色和绿色部分开始连接成片,这与京津冀在该尺度上各个城市彼此缺少联系的现象差别较大。在20~30km,浦西和浦东已融合成为较大的空间网络,且沪宁走廊和沿海通道已凸显。特别是苏州在该尺度下的分散布局模式支持了沪宁和沿海通道的形成,即沿沪宁通道,上海与昆山融合,沿工业园区、苏州老城方向联系无锡,而顺应沿海通道,上海与太仓、张家港联系,再向常州和南京方向延伸。在50~100km,上海与嘉兴、杭州的沪杭走廊已出现,形成了以上海为雁头的城市群格局。而在200km,从南通向苏州、嘉兴、杭州方向的通道出现,杭州与宁波的联系也在增强,此外太湖西侧的空间联系也在隐现,这些空间联系彼此交织,正在模糊城镇之间的行政边界。因此,长三角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各个城镇多重密集联系的区域网络,而环太湖的新型格局正在萌芽之中。
京津冀与长三角的对比研究说明:不同尺度下,不同方向的空间联系有助于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成熟发展,有助于形成空间厚度较大的网络聚集。京津冀从10~200km都在强化京津之间的空间联系,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北京—石家庄”之间的空间联系,且北京周边缺少类似苏州那样的城市,即苏州自我顺应上海不同方向的空间辐射,而形成了多中心结构,有效地传递了上海的空间影响力,促进了长三角区域的完善。而长三角在各种尺度上都出现了不同重点方向的空间联系,包括上海之外的其他城镇之间的联系,彼此交织起来,共同塑造了空间网络丰富的区域形态。
5、结语
本文将空间句法的分析方法延伸到了区域尺度,重点针对多重尺度的空间变化,对比剖析了中国案例、美国案例和欧洲案例以及京津冀和长三角区域。
首先,从方法论的角度,证实了空间句法关注于“空间流” (即空间之间的拓扑、角度、距离等几何关联)的研究技术路线,可适用于超大尺度和大尺度的空间分析,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区域大尺度的物质空间形态难以精确描述的难点。
其次,从物质空间形态的角度,揭示了中国案例、美国案例和欧洲案例以及京津冀和长三角区域的空间共同点。总体而言,物质空间形态的自相似、城镇之间空间关联的重要性、空间网络在不同尺度的聚集,都是这些案例的共性。
最后,这些分析也表明了这些案例之间的空间网络差异性。例如,中国案例和美国案例在较小尺度上偏向于沿海区域网络的聚集,而在较大尺度上则偏向中部区域的聚集;而欧洲案例在多尺度上都偏向西北欧沿海区域的网络聚集,而莫斯科及周边的网络聚集在某些尺度上形成与之对立的一级。又如,京津冀偏向强化京津之间以及京津与山东半岛之间的空间联系;而长三角则在各个尺度上都强化不同重点的空间联系,不同方向的空间走廊凸显,彼此交织,形成了更为厚实的空间网络结构。当然,这仅仅是初步分析,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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