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大城》是陆铭教授根据其多年研究成果,对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和平衡做出集中论述。作者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我国当前面对的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并提出大国需要大城的观点,城市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大城市经济活动和人口的聚集一定是大势所趋,不平衡问题要在加强大城的集聚中逐渐走向平衡。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探讨国家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下篇是作者给出的解决方法。之所以给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面对不平衡和城市病问题,大部分的解决方法是干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抑制城市集聚,而作者却反其道,认为顺应生产要素的流动,促进资源流向对的地方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虽然有些内容完全是站在经济学角度的理想化理念,但其“独特清奇”的解题思路还是对我大有启发,下面就本书的三个精彩观点跟大家分享。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拍摄全球夜间城市灯光图
1.大国难题:区域发展不平衡
作者首先拿欧盟的经济境况跟我国作对比,欧洲长期以来推进一体化来实现区域市场的规模效应,欧元的发行进一步实现了跨国贸易和跨国投资的区域自由,但东西欧的经济差异一直是欧盟发展的隐患:在一个劳动生产率差异巨大的地区实现货币一体化,对欠发达的边缘国家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因为在经济扩张期,各个国家大规模借债促进投资建设,但在经济萎缩期,货币统一无法通过本币贬值来增加出口,生产率较低的国家会首先出现偿债能力不足的问题,2015年希腊的欧债危机就是欧盟区域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结果。我国目前城市的发展也存在不平衡问题,持续的经济上行、利率放低和中央-地方财税双轨制度,促使部分地方纷纷举债,开发区和产业园遍地开花,但无规划的盲目投资难以获得市场反馈,导致债务存量远超财政收入。另外,户籍制度和地方市场分割等原因造成以人口为主的生产要素的流动受阻,生产率较低的地区有过多劳动力存量,这进一步加剧了区域生产效率和人均GDP的不平衡。因此,我国面临着与欧盟一样的难题——如何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2.解题之惑:“均无贫”还是“强心脏”
面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有两种解决思路:第一种是“动钱”,把资本转移到落后地区,通过财政转移和产业转移来提升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第二种是“动人”,把劳动力引向发达地区,促进过剩劳动力向劳动力欠缺地区流动。两种方式都是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供给来实现空间的力量,但作者更倾向于后者。他认为,在当前地理区位仍然是影响市场的重要因素,沿海港口地区的交通和贸易优势是内陆所无法比拟的,“逆市场”的投资往往造成产出低、负担重的问题,这会加剧地方的债务危机。而引导劳动力“用脚投票”是解决不平衡问题的最好方法,虽然劳动力的流动会在短时间内造成流失地区的产业供给和消费需求萎缩,但从长远来看,过剩劳动力的转移会释放本地的自然要素,较少的人能够支配更多以耕地、矿产和自然景观为主的不可移动资源,这有利于农业大规模化生产和文化观光旅游业的发展,人均收入也会相应提高,美国中部农业和旅游业的崛起就印证了这一点。工业化是每个大国的必经之路,但并不是每个城市所必经的。劳动力也不会持续高量流向发达地区,由于需求饱和、竞争压力和生产效率提升等原因会逐渐减少,扣除城市的生活成本,人均净收入也会受到一定限制,因此劳动力流失地和吸收地会在人均GDP上达到动态平衡。
3.大城之解: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世界是不是平的?作者的答案是世界不是平的,并且这种不平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人口和经济都呈现出空间集聚的现象,并且越发达的国家集聚程度越高。以日本为例,东京圈的人口为全日本的1/3,但土地仅占全日本的3.5%,即使当前日本的总人口处在减少的阶段,但东京圈的人口数量还在稳定上升。高密度的聚集将带来分享、匹配、学习、创新四大效应;城市群能提供更多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工作岗位,也促使相对应的服务人员需求上涨;由于市场需求更多、同业人才更集聚,大学生和服务员都可以在大城市的工作环境中得到飞速成长;人们在城市中可以获得更好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城市满足了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到来的人们也成了城市的引擎,为城市注入了充沛的活力。
中国
(耶鲁大学William D.Nordhaus团队研究各国经济集聚地图成果)
我国沿海地区人口的大量集聚一直被部分社会学家所诟病,但雅各布斯也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评述了低密度城市和郊区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事实上,中国的人口和经济集聚程度远落后于北美、西欧,甚至不如巴西和南非。于此同时,户籍制度和落户政策又进一步造成劳动力缺口增大,资源配置方向和人口流向的相悖导致生产率上升受阻。大城市面临的高房价、交通拥堵、污染严重、公共服务紧缺等问题,作者认为是因为“制度赶不上城市的包容”:大城市的房价会高,不是人口太多的问题,是“土地的供应和人口流动的方向出现了背离”,人口流入地的大城市土地供应紧张,人口流出地却在大量的建设新城、卫星城。解决城市问题的办法不是简单粗暴地抑制需求,把来到城市的人都赶走。而是应该通过促进劳动力和土地指标的协同流动、用规模经济和消费需求覆盖基础设施成本、提升服务业产业结构比例等方法,用人口和经济集聚产生的动力解决城市顽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