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国也进入了一个所谓的泡沫化模式,泡沫化模式的特点就是依赖出口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民营企业的出口也不可能继续保持平均每年20%以上的增长。
2009年至今,中国经过三轮大规模的信贷刺激政策,通过国有银行大规模的放款带动中国新一轮的城镇化发展。国有银行的放款首先一部分投入到房地产商那里,用于在一二三线城市发展房地产;第二部分投入到许多没有制造业发展的中西部地区,受当时产城融合概念的影响,很多中西部地区在造新城的同时建设工业开发区。因为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看到了房地产业发展带来的财政幻觉,认为以后商业土地出让金会很高,寄希望于通过建工业开发区把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吸引过来,带动地方人气,进而带动房地产业发展。
此时地方政府基本上秉持着一种赌博的想法,如果今后房地产业价格能够持续上涨,那么工业开发区和新城建设的成本是可以还掉的;如果还不掉,还有中央金融部门的支持,政府可以通过继续贷款来完善基础设施,吸引企业入驻,就可以盘活建设;但如果企业来不了,至少还有国有银行拖底。在这样发展思路下,地方政府大规模借债,从2008年的5万亿到2010年的10万亿,到现在举债金额还在不断新增,至少在30-40万亿之间。
同时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大规模的推动房地产建设还造成了原材料、交通运输、铁道等服务的大规模需求,所以国有垄断的行业除了给地产商、地方政府,还给上游的央企大规模的借债。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基本上完全建立在房价和商住价格不断上涨的基础之上,如果房地产市场出现问题,地方政府、房地产商、国有能源、原材料行业都会出现系统性的债务问题。所以中国房地产的影响远不止一般的居民,还会对国有垄断企业、地方政府的债务、房地产商产生系统性的关联。
2015年以后,中国开始新的一轮加杠杆的过程,主要是通过2016年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和棚改政策,由央行和国开行再给地方政府发放贷款,地方政府拿这个贷款直接以现金补偿的方式给所谓的棚户区市民,让他们购买过去几年城市郊区卖不掉的大批房地产存量,达到去库存目的。
这一模式虽然短期内起到了去库存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原来棚户区拆迁后必须以更高的价格向开发商出让被拆迁的土地并用出让金偿还国开行的贷款。但是问题在于这些积极推行棚改的三四线城市,大部分因该地区产业发展不足,为人口净流出地,才造成了商品房过剩,因此为去库存而推动的棚改又必然将产生新的库存。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使得中国三四线城市的房价在过去两年内基本上都翻了一番,很多三四线城市的房价都已经破万,基本所有的城市房地产价格全面泡沫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