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搞村镇的都关注了我们------
作者简介:
林楚阳,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规划师。
张立,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我国乡村人居空间的差异性特征和形成机理”(编号:51878454)。
致谢:
感谢同济大学赵民教授和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王颖、郁海文为本研究提供的调研支持,感谢博士后陈旭,研究生何莲、朱金和徐樑,以及2014届城市规划本科毕业班同学的调研工作。
版权声明:
原文刊登于《小城镇建设》杂志2019年2月刊,版权为小城镇建设杂志社所有,本文在原文的基础上经过删减。
投稿信息详见文末
摘要: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促进了广佛大都市区的空间拓展,但也使得其外围村庄的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位于广佛都市区外围的高明区,下辖3镇48个行政村,村庄发展类型多样,具有典型性。课题组通过村干部座谈和村民访谈并结合村民问卷的形式,对高明区的村庄经济、社会、人口、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做了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将村庄划分为平原地区的近郊村、远郊村、城边村和山区的近郊村、远郊村五大类,分析其发展差异的同时,从空间区位、地形特征、工业发展及资源条件的角度解释了佛山市村庄发展差异的形成原因。研究认为,佛山市的村庄发展总体滞后,缺乏特色,各种影响因素作用于土地生产方式,继而引发各村庄的发展差异,但依托于征地和土地出租所获得的经济收入,其可持续性较差;继而分析了村民的未来城镇化意愿,指出镇区建设的滞后影响广佛都市区外围村庄的整体发展。最后,在分析高明区不同类型村庄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若干策略建议。
关键词:城乡化;半城镇化地区;村庄;发展差异;广佛大都市区;高明区
doi:10.3969/j.issn.1009-1483.2019.02.004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章编号:1009-1483(2019)02-0015-09 文献标识码:A
2014年3月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要以城市群为国家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虽然我国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使得大都市地区的发展水平高于其他地区,但其外围农村地域的发展却呈现出差异化的特征:有的实现了经济收入的可持续增长,有的实现了小康;但也有的发展滞后,环境面貌差、设施差,贫穷落后的面貌依然没变。因此,认识大都市外围地区村庄发展的差异性及其机制,对于制定城市群相关区域政策和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有积极意义。
很多学者在解析我国村庄发展差异上做出了有益探索。曾祥麟在比较农村发展模式分析中,总结出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华西模式等几种典型的农村发展模式,同时分析不同农村发展模式的特点及弊端,指出广大农村的基础条件有较大差异[1]。杨忍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对新时期我国农村发展状态的区域差异进行了综合分析,其主要以经济数据为主,运用模型分析了我国农村自2000年以来的发展动态,从资源条件、政策影响、经济区位等方面分析了不同区域农村发展差异,认为我国农村发展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在空间格局上仍然保持着“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差异格局[2]。
而在大都市外围地区农村发展的研究方面,也有学者提供了经验。从宏观角度来看,纪韶等针对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提出城市群对于农村劳动力的吸引作用巨大,但不同城市群之间的经济发展要素及地理区位差异也使得吸引力强弱不一[3]。刘学工等在对中原城市群发展的研究中发现,中原城市群大量农村显性和隐性富余劳动力的存在,使得二、三产业对于劳动力的吸纳转移的效用相对不明显,仍然需要制定相应政策加以辅助[4]。刘洪波在对长株潭城市群的研究中提出,在“两型社会”建设的背景下,长株潭城市群周边农村不仅可以为城市群提供生态屏障,还是健康有机食品的生产基地,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要实现同步发展。总体而言,既有的研究虽然关注了城市群地区,但对大城市外围地区尚未予以足够重视,相关研究尚待深入展开[5]。
在城市群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当下,大都市外围地区的村庄发展情况更加复杂,除了受到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外,还受到现代工业文明的巨大冲击。纵观我国的各大城市群及其大都市区(除上海和天津等大城市以外),其外围地区大多与山区紧密相连,山区与平原混杂,工业化正在由大都市的核心区向外渗透,对当地的村庄发展产生影响,并形塑着其发展差异。本研究以广佛大都市区外围的佛山市高明区为案例,结合统计数据和实地调研,尝试探索和剖析大都市外围地区庄村发展的差异化特点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以期对我国类似地区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研究方法
佛山市高明区地处广东省中部,广佛大都市区外围,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良好。辖区总面积938平方公里,是连接粤西地区与珠三角地区的重要交通节点。高明区下辖1个街道3个镇区和53个行政村;荷城街道为高明区区政府驻地,简称城区。2014年高明区常住人口42.85万人(户籍人口30.1万人),GDP为608亿元,人均GDP为14.24万元,支柱产业为金属材料、石油化工、纺织服装、非金属制品及塑料制品。
考虑到农村地区统计数据的缺乏和各村发展的较大差异性,本研究采用田野调查的方式,2014年3月由课题组成员深入各行政村,对村干部和农民进行访谈,并选择性地完成调查问卷(全部由调研员指导填写)。由于不可控制原因,课题组最终走访了53个行政村中的47个(占总样本的88.6%),其中44个村的村民配合做了调查问卷(占总样本的84.6%),总计发放问卷353份,回收353份,问卷有效率100%。
以行政村距城区、镇区的空间距离及村庄地形为依据,本次调研的村庄可划分为城边村(5个)、平原近郊村(16个)、平原远郊村(8个),山区近郊村(1个)和山区远郊村(17个)五大类(图1),从各村庄的人口结构、经济收入、设施建设及公共服务供给四个方面描述各村的发展特点。其中,人口结构指外来人口比例及外出人口比例;经济收入指村集体收入及村民个人收入;设施建设包括教育、文体、供水等设施的建设情况;公共服务供给指医疗保险及养老保险的覆盖情况。
图1 高明区行政村分布及分类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解释框架的建立
调研结果表明,高明区的村庄发展存在共性。
在人口方面,各村庄的共同点是外出务工人员较多,务工地点多在广佛大都市区核心圈层(以高明区荷城街道为主)。外出务工人员年龄基本在40岁以下,留守村中的人口以老人为主,农村老龄化现象显著。同时农村房屋空置率较高,空心村现象明显。
在经济方面,高明区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方式主要为租地:包括农用地(耕地、鱼塘、山地)出租,以及集体土地出租。耕地出租多数用来种植蔬菜和花卉,山地出租多数用来种植桉树,而集体土地出租主要用来建设工厂厂房。村民个人收入来源主要为工厂务工、村集体分红及农产品出售。农产品种植多为蔬菜和花卉,水稻种植仅能满足村民自身食用需求,基本无法提供额外收益,水产养殖多为四大家鱼。
在设施建设方面,高明区农村的教育设施都经过撤并,幼儿园、小学等主要集中在镇区,除部分撤制村以外,农村地区基本没有教育设施;村级医疗设施的覆盖范围较为有限,村卫生站很难覆盖村域全境;农村地区基本没有养老设施;道路建设相对完善,每个行政村都实现了“村村通”道路硬化,且供水、电力等市政设施建设较好,仅污水回收处理系统还没有建设。
在公共服务方面,各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覆盖率都较高。养老保险有“新农保”,即60岁以上每人每月有120元补贴,80~90岁每人每月有100元的高龄补贴,90岁以上每人每月有150元的高龄补贴,60岁以下的村民每月需交30元。全征地的村还享受全征地社会养老保障,即女性55岁以上,男性60岁以上,每月补贴300元。
尽管各村庄发展的共性特征较为显著,但差异性也很突出(表1)。
表1 各类村庄发展差异概况统计表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访谈信息统计整理。
人口方面,城边村及平原村外来人口较多,占常住人口的50%以上;山区村外来人口普遍较少。外出人口则相反,平原远郊村及山区村外出人口比例较高,平原近郊村及城边村外出人口较少(图2)。
图2 各行政村人口情况统计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访谈信息整理绘制。
经济方面,平原近郊村、城边村村集体收入较多,行政村集体收入可达百万以上;平原远郊村收入差距较大,而山区近郊村及山区远郊村村集体收入较少;(高明)区级工业区大部分在平原近郊村和城边村的范围内,少部分分布在平原远郊村及山区近郊村中。
除了直观的经济收入,对于土地资源的利用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通过调研可以看出,平原近郊村、城边村有征地的行政村较多,其中全征地的自然村也不在少数;而平原远郊村、山区近郊村及山区远郊村征地较少。对山区远郊村来说,仅有过境公路有征地需求;征地的返还地(指标)多被用来出租建设工厂,而此类工厂多为五金、家具、砖、木材加工等类型,工厂的规模较小,年收益较低,创造就业的能力较弱。同时,平原近郊村及平原远郊村集体土地(耕地、鱼塘及山地)外包现象较多,农民自家经营现象较少,山区近郊村及山区远郊村集体土地(耕地、鱼塘及山地)多为农民自家经营,除荷城街道的石洲村外,其余行政村土地外包现象较少,而城边村由于受到工业影响,鱼塘受污染严重,外包现象也较少。
设施方面,主要是公共服务设施覆盖存在差距。体育设施相对较为完善,除山区远郊村之外,基本每个自然村都建有篮球场;而文化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平原近郊村及城边村每个行政村村委会处都设有农家书屋及老年活动室,而其他类型的村庄还无法实现文化设施在行政村的全覆盖。
社会保障方面,平原村及城边村因其村集体收入有一定规模,可以为村民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而山区村则有较大部分自然村需要村民自己支付一定的费用,从而参保率略微偏低。
从各村的调研结果可看出平原村的发展水平要高于山区村,近郊村的发展水平要高于远郊村。从各类村庄的比较可看出:外来人口多的村基本都有成规模的工业区或工厂;村域内有工厂或大量国家征地的村庄,以及村集体土地外包规模较多的村庄,其经济收入相对较高;而经济收入较高的村其建设情况及社会福利相对较好。
可以看出,由于农业及第三产业给村庄带来的收益微乎其微,高明区的农村经济更多地依靠土地出租或国家征地来获取资金,空间区位、地形要素、工业发展及资源条件等要素对于高明区农村发展的作用相对明显,其对各村镇的征地情况、人口结构、土地生产方式、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服务配给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各因素对村庄发展的影响不是单一的线性作用,而是相互交织且相互影响地作用于村庄的发展(图3)。总结各项影响要素,可以认为:在高明区特定的发展模式下,土地生产方式的差异是影响村庄发展的最核心因素,而空间区位、地形因素、工业发展和资源条件都是通过土地资源的使用来产生影响,从而作用于各村庄的发展,最终产生差异。
图3 农村发展情况及影响因素关系图
村庄发展差异的影响因素
空间区位对村庄发展的影响主要在于国家征地、公共设施的覆盖及人口结构,并通过这几个方面间接影响农村的物质环境和经济收入。
高明区工业区的布局现阶段是以高明大道为骨架,呈带状分布,基本都是以城镇周边为起点,向外扩张。同时,工业区的选址、扩张、城镇外拓及(区域层面)大项目的落地会产生较多的征地需求;在城边村和近郊村的访谈中,各村的征地规模都很大,有不少村庄为全征地。从各村的比较来看,被征地村的村民比其他村村民更富裕。
近郊村由于靠近城镇建成区,有相对便利的交通条件,还能便捷地享受到较多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如教育、养老和医疗服务等等,也容易吸引大量外来人口进入。比如在荷城街道的辐射下,城边村和近郊村有较多的发展机会;而杨和镇与明城镇的经济辐射能力较为有限,其近郊村发展水平也就相对较低;更合镇交通条件最弱,其近郊村发展水平更低。
以岗水村和王臣村为例。岗水村为平原近郊村,有4个自然村。全村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的83%,外出人口占户籍人口的20%,临近对川工业区,有较多征地,自然村的最高集体收益可达150万元/年,医保、社保、养老保险参保率为100%,全部由村集体出资。王臣村为平原远郊村,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的10%,外出人口占户籍人口的55%,村域内无工厂也无工业区,征地面积为300亩,自然村的最高集体收益仅40万元/年,医保参保率为100%,养老保险参保率为80%①。
地形因素对于村庄影响较大,主要表现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生产方式方面。比如在云南、青海等山区或高海拔地区,较大的地形变化与相对恶劣的地理环境对于基础设施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从而严重阻碍了村庄的发展。而对于高明区来说,地形的变化相对较小,山区基础设施的建设相对比较容易,因此地形对于高明区农村发展的影响主要在于土地的生产方式。平原地区土地平整,建设成本低。因此在项目选址过程中,往往更倾向于平原地区,山区获得征地的机会较小。
由于地处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佛大都市区,就业机会相对较多,高明区大部分本地村民已经不再或很少从事农业活动,农地集中成片外包成为常态,并且也是村民稳定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平原地区的村庄有相对成规模的耕地、鱼塘,可集中外包的土地面积相对较多,在方便生产的同时也能产生较多的集体收入。
山区的村庄耕地面积相对较少,土地较为破碎,农业生产的地块规模较小,农地成规模的外包现象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村集体经济收入。并且由于早年高明区追求短期经济效益,大量种植桉树,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生态破坏,山地(种植的经济价值低)的出租受到较大的影响。
以范洲村和官山村为例。范洲村为平原远郊村,耕地面积为4027亩,鱼塘面积为1700亩,其中耕地约有1000亩外包,多用于种植蔬菜和水果,每年租金为180万元,鱼塘约有200亩外包,每年租金约为20万元。官山村为山区远郊村,耕地面积约为2000亩,鱼塘仅为300亩,山地10000亩,村中土地多为村民自己耕种,多种植粉葛,外包现象很少,村集体基本没有收入①。
工业发展使村庄发展产生分异。高明区的工业发展吸收了其他地区的经验和教训,并没有采取“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就地型、分散型工业化模式,而是选择工业向园区集中的发展模式,高明区不允许各村兴办集体企业。村域范围内的工业区直接受高明区政府的管理,税收直接上缴区政府,与所在村庄没有直接的经济关系。因此工业区对村庄发展的影响主要在于为所在村带来被征地的机会,以及提供就业岗位,为失地农民提供经济收入。
访谈得知,当地村民在工厂打工,月收入平均在2000~4000元左右,比务农收入要高出许多,同时工业区距离村庄与城镇都比较近,村民可以选择在镇上买房,也可以选择在农村自家居住,生活上较为便利,且居住成本较低。同时工业区能吸引大量外来劳动力,间接带来其它就业机会,比如房屋出租,日常商业服务等。据调研了解,工业区中有许多工厂没有提供员工宿舍或员工宿舍无法满足需求,加之镇区的房租比农村房租贵,因此在村里租房便成为许多外来打工者的现实选择,如布练村的村集体组织的房屋出租,每年收入约为30万元。
除了集中的工业区外,少数村也会利用国家征地的返还地,出租给一些中小规模的工厂,除了随劳动力而来的经济收入外,工厂向村庄缴纳的地租是影响农村集体收入的主要因素。但工业区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对所在村庄造成环境污染。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工厂对于村域范围内的鱼塘产生的污染,导致了可外包鱼塘的数量逐年减少,这直接使得村集体收入呈减少态势。
以对川村、新岗村和尼教村为例。对川村为平原远郊村,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的74%,外出人口占户籍人口的22%,村域内有对川工业区,4个自然村中有1个为全征地,其余为局部征地。行政村集体收入约为300万元/年。新岗村为平原远郊村,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的8%,外出人口占户籍人口的80%,村域内无工厂也无工业区,仅高速公路建设引发了少量征地,村集体收益很少。尼教村为城边村,村中500亩鱼塘受工业园污水影响,死鱼现象严重,无法发包。村民每年仅能从村集体收入中分红约1000元①。
以伦埇村为例。伦埇村为城边村,村中2600亩农用地(主要为鱼塘)集中发包,价格由600~2700元/亩·年不等,村民每年能从村集体收入中获得1500~4000元的分红①。
工业化已经不是村庄未来发展的路径,如今越来越多的村庄开始依仗相对较好的生态自然资源,大力开发以种植物生产及旅游业为主的产业,来促进村庄发展。
而对于高明区而言,其并没有特别突出的山水资源,旅游业的开发还未形成完整体系,乡村旅游资源除了自然景观外,古民居、古街道等人文资源基本没有得到开发,而自然景观资源的开发受镇政府主导,与所在村庄亦没有直接的经济关系;现阶段自然景观资源对高明区的村庄带来的影响仅为餐饮、农产品销售等初级产业,仅有少量有条件的村率先通过种植并出售特色农产品(如更合镇的粉葛)而使收入有所提高。
因此资源条件对于村庄发展差异的影响主要在于土地生产能力的不同。对高明区的调查表明,拥有完整的、成规模的土地或鱼塘,并且其生产能力并未出现下滑的农村(不论是平原村或山区村),有更多的机会对外承包农地(鱼塘),从而获得收益;而有的近郊村或城边村因受工业污染影响,土地的生产能力下降,渔业养殖受冲击,农地无法外包,村集体便无法通过这种方式获取经济收入。
上述各因素最终都涉及到农村土地的生产方式,对于高明区的村庄发展模式来说,征地及农地外包是影响村庄发展最直接的因素。
由于城镇建设、工业区建设、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及区域重点项目建设的需要,政府需要对村庄征地。从调研的结果可以看出,征地对高明区村庄发展的影响较为直观,其主要体现在征地补偿及对农村土地使用方式的改变。
首先,被征地的村庄能得到一笔征地费用,高明区的征地款平均约为20000元/亩(2014年之前),征地费用对于村集体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可用于村民分红及一些村庄设施的建设修缮。访谈表明,征地后农民生活水平有明显的提升。
其次,高明区政府对被征地的村庄提供征地面积10%的土地出租指标,俗称“征地返还地”,村集体可选择不同的发展用途。但各村基本都将土地用于出租,向企业收取租金;还有少数村庄(如布练、良村),在征地返还地上建设新房,推行类似“新农村”建设的方式,以改善村民居住环境。
相对而言,近郊村和平原村因其空间区位及地形优势,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征地的同时也减少了村庄的耕地面积,进而减少了可外包的农地面积,减缩了农业生产规模。
土地使用方式的改变在于外包或自耕。高明区大部分的本地村民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将农地承包给外来人口。少量的本地老年人仍然在耕种土地,但目的已然发生改变,主要是自给自足,闲时娱乐,而不是为了生产增收。
发展趋势及延伸探讨
与广佛大都市区的其他农村相比,高明区农村经济陷入困境,总体处于一种相对停滞的状态。受制于地形,一产没有(也难以)形成规模,粮食作物的生产仅满足农民家庭食用,经济作物也没有形成品牌向外推广。二产的发展与村庄的关系并不密切,不允许村庄自己发展工业,工业区直接受镇或区政府管理,向镇或区政府交税,对所在村庄的影响仅通过征地补贴及少量的政府临时拨款来体现,并且工业区的存在难以避免地会对所在村庄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和破坏,但总的来说,工厂务工仍是村民稳定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三产发展基本局限在初级零售业,虽然有部分村庄的外来人口较多,但其相应的服务配套没有跟上,即便有些村庄地域有相对优良的生态资源,但政府并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与推广,这使得高明区的旅游业没有太多起色,对村庄的发展也没有起到带动作用。
虽然山水资源是高明区主打的发展优势,但与珠三角外围的城市(如云浮、江门等地)相比,高明区的山水资源优势并不明显,且缺乏明确的开发方向和特色塑造。同时农村的发展也还未探索出诸如“一村一品”的特色发展道路,村庄发展依旧被动。
受制于特色开发的缺乏,现状高明区农村发展过于依赖地租(征地、耕地、鱼塘等),此种模式受区位因素和地形因素制约较大,因此导致了村庄之间经济收入的较大差距。平原村庄集体收入明显高于山区村庄,城边村和近郊村的收入明显高于远郊村,有征地的村庄集体收入明显要高于没有征地的村庄,有集体土地外包的村庄集体收入明显高于没有土地外包的村庄;而经济收入的差距直接导致了村庄发展的差异。这种依赖于土地的发展模式并没有产出新的产品和价值,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
353份村民问卷调查了村民的定居意愿。统计显示,愿意迁出农村的仅占24%(图4)。从差异性来看,山区远郊村的村民愿意迁出的比例略低,而山区近郊村的比例略高。
图4 各类农村搬迁意愿统计图
资料来源:村民问卷分析结果。
从外出务工人数的分析来看,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占到了问卷总数的74%,其中67%的家庭其外出务工人员在2人及以上。这表明了虽然村民较为依赖农村生活,但村庄自身并不能满足村民的生活需求,村民仍需要外出打工来维持生计。对于农村留守人口而言,有50%的村民选择“农村”为理想居住地。这些数据说明,即使在村庄发展程度较低的情况下,高明区的村民仍旧希望在农村居住,留守村民对于本地农村的情结较深。
有25%的村民选择荷城街道为理想居住地,高于本镇区(19%)。这点可以看出,虽然城区在空间距离上离多数村庄较远,但相比于镇区,村民还是更倾向于在城区定居(图5)。得益于高明区相对较便利的道路交通系统,村庄距城区的(私家车)距离一般在一个小时以内,但是调查结果也从侧面反映了高明区镇区建设的滞后,还难以起到吸纳农村人口、带动农村发展的作用。
图5 村民理想居住地统计图
由于本地生态环境等因素,高明区并没有像周边的南海、顺德地区一样,大力发展村办企业。出于历史原因,高明区所在的广东省农村的民主和自治的意识较高,总体上处于“强集体,弱政府”的状态,因此由强势的政府主导农村居民点迁并和产业发展的“昆山模式”在高明区及珠三角较难施行。现状高明区农村经济主要依靠土地出租获取收益,虽然有些行政村集体收益总量较大,但经过分红之后,不仅每个村民拿到的分红金额较少,剩余的资金也无法用来推进村庄的各项建设。因此,高明区要摆脱村庄发展的现实困境,应寻求新的出路,脱离以地租收益为主导的传统发展模式。
高明区村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差异是多种因素引起的,但归根结底是发展模式的单一与不可持续。借鉴其他农村地区的发展经验,村庄发展需要有其自身特色,虽然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村庄自身资源条件,但更多的还是需要政府决策者的准确定位与把控,高效组织盘活现有的自然生态资源与历史人文资源,实现村庄的特色化发展。
为了促进各村未来的健康发展,除了要改变原有的单一发展模式之外,还需针对各类村庄的不同情况,顺势而为,制定差异化的发展对策。对于城边村来说,由于紧邻城区,甚至部分已在城区内,可以考虑直接并入城区,通过“村改居”的形式,把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并通过一定的政策设计解决村民失地之后的生计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对于平原近郊村和山区近郊村,应该顺应城(镇)区的发展态势,整治提升村容村貌,营造农村田园特色,提高设施配套和服务水平,重视镇区建设,逐步实现镇村一体化发展。对于平原远郊村,应该充分发挥其远离建成区、征地较少、农地较多的优势,通过村集体把可耕地整合起来,发展规模农业、特色农业和现代农业,以水产养殖、花卉及经济作物种植为主,可通过土地外包给大型农产品生产企业或种田大户,之后再返聘村民进行耕种,这种模式既可以提高农民收入,又能优化农村劳动力结构,推动农业的集约化发展。对于山区远郊村,其地理位置过于偏远,交通不便,村庄空心化、老龄化现象更严重,宜通过政策引导,逐步将部分人口迁出,推动山区人口的异地城镇化,同时适度和适量开发山区的休闲度假、养老、养生等产业,为山区人口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在村庄发展机制方面,可以借鉴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政府提供支持,激发民间力量,上下结合来提升农村发展水平;通过建设区域化的农村网络服务体系,培养农村能人,带动村庄发展;通过农村环境整治,提升村民的家乡意识[6]。总之,大都市外围地区村庄发展的差异性与其背后的影响机制有紧密关系,政府在指引村庄发展的过程中,应宏观政策和因地制宜相结合,通过组合的政策指引推进村庄的全面健康发展。
结语
广佛大都市外围地区的村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但也有共性。本文从空间区位、地形特征、工业发展和资源条件四个方面建立了解释框架,这四个方面以土地使用为媒介影响村庄的发展。相比于其他地区,大都市外围地区的农村发展与土地的关系更加紧密,其土地是否被征用,以及是否作非农使用等,极大地影响着村庄的发展。这一特征在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等地区也呈现出基本一致的现象[7]。相比较而言,靠近中心城市或者地形平坦区域的村庄发展机会要更多一些,而山区和远郊的村庄发展会相对艰难。这些差异性特征提示政策制定要因地制宜。
除了本文探讨农村发展的差异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外,大都市外围地区留守人口的行为选择、家庭的城乡联系、外出人口的返乡意愿等都可能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这需要我们在后续工作中予以深入探究。
注
①资料来源于村干部访谈。
②本文所使用的照片、图表均为作者本人拍摄、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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