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强烈的美学和文化差异在其他地方也在不断上演。我们一直都在打造场景,即便通常都没有任何明确的或官方的印记。一些城市确实试图正式地设定它们的场景。芝加哥在市长戴利二世(Daley Ⅱ)的领导下,为城市范围内的不同社区建造了独特的雕塑和图标,甚至为同性恋社区“男孩镇”(Boys?Town)打造了彩虹条纹的火箭形塔楼。许多城市都规划了像“娱乐区”(Entertainment District)或“唐人街”(Chinatown)这样的标识区域,以明确某种类型的场景是可以在那个区域被期待的。
总的来说,这些官方标识只是正式地承认了某些已知的场景。而“真正的”场景则往往超出了官方标识的范围。他们的“真实性”特点更为复杂,甚至有时更具争议性。
尽管场景存在差异,但我们是可以识别的。这一点是如何做到的呢?部分原因是我们不仅是有能力“认知”的生物,而且我们也会对独特的美学暗示做出反应。我们认为世界不仅是中立的事实和数据,而且也是充满价值的,我们可以据此作出判断,如美丽的夕阳、丑陋的烟囱、令人兴奋的天际线、俗气的商业街等。
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在他的《判断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ment)一书中率先指出了精神生活的美学成分。在心理学和社会科学领域,这是一个经常出现但很少被明确提及的主题。或许支撑这一主题的关键人物就是“格式塔学派”(Gestalt)的理论家们。
他们有两个理论对于理解场景至关重要。首先是他们提出了 “可提供性”(Affordances)理论,即事物向我们“提供”(Afford)了某些反应,它们在“召唤我们”。比如,门把手“要求”被转动,一张桌子“邀请”我们坐下来享用美食。
其次是格式塔学派本身的理论思想。我们应从整体上看待和理解组成我们这个世界的元素,而不是计算这些组成部分的总和。例如,如果我们看到一棵树,我们并不是先看到分枝,然后看到树叶、树干,接着将所有这些元素一起添加到我们的脑海中来完成对一棵树的认知和想象。相反,我们是将树视为一个完整的实体来进行认知和理解的。
这就是说,各种要素以某种总体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就像绘画的每一笔一样,每个部分都是合适的。这意味着,当事物“提供”某些特定的反应时,它们所“表达”(Say)的内涵会因情况而异。“同样的”(Same)手势在不同的语境中也有不一样的含义。在某种情境下,举手代表着友好的问候;而在另一种情境下,则代表着一种侵略行为。
虽然,把握场景整体意义的能力以及对嵌入事物中的行为暗示进行恰当反应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的精神架构紧密相连。但是,这些能力也明显受制于历史及社会的变化和完善。人类学家格兰特·麦克拉肯(Grant McCracken)列出了“1990年北美青少年追逐的15种标榜自我的方式:摇滚、冲浪板、酒吧女郎(B-Girls)、哥特、朋克、嬉皮士、学生政府、运动员,等等”。经济历史学家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将这一代与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相提并论:“你可以成为主流,也可以成为詹姆斯·迪恩。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