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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京服装学院中国时尚研究院研究员陈文晖,北京服装学院中国时尚研究院刘雅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巨少达在《规划师》2019年第4期撰文,全球化提升了城市的竞争力,创意城市成为现代城市进阶的一种新模式。格拉斯哥借助“文化选美”活动打造创意城市;台北活化与再利用闲置空间,发展创意产业。培育创意阶层,重视创意空间的开发与利用,同时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文化旗舰活动,以及实现全民参与等是创意城市建设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创意城市;发展路径;格拉斯哥;台北
[文章编号]1006-0022(2019)04-0084-05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B
[引文格式]陈文晖,刘雅婷,巨少达.创意城市发展路径漫谈 — 基于格拉斯哥、台北案例的启示[J].规划师,2019(4):
84-88.
一
创意城市的概念与形成要素
(一)概念缘起
创意城市的理念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年代末开始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学者Landry最先提出“创意城市”的概念,他认为,创意城市的共同点是富有想象力的个体、创意组织机构和有明晰目标的文化;此后他结合英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出台和城市更新需求,开始探索如何借助创新解决城市复兴过程中的问题。学者Comedia认为,创意城市是生活领域的创新中心(A Vortex of Innovation),尤其在艺术、设计和新媒体领域,城市复兴的关键在于城市的创意基础、创意环境和文化因素,因此任何城市都可以成为创意城市或者在某些方面具备创意属性。Peter Hall认为真正的创意城市是多方面领先的、建立在艺术和技术的融合之中的,是城市和“新事物”之间持久的动力关系。Sasaki提出,创意城市是基于人的创造性活动的自由表达;由一个脱离批量生产的进步和灵活的城市经济体系供给。
真正把“创意城市”概念推广至国际层面的是美国学者Richard Florida。他认为,城市可以通过提供高水平的文化设施吸引大量具有创造力的劳动阶层,从而促进地方的经济增长。200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全球创意城市网络”(Creative Cities Network),并于2004年正式开展评选活动,从实践层面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城市向创意城市转型升级。“全球创意城市网络”的评选旨在鼓励入选城市之间的实践交流并将其成功经验推广至全球其他城市。但事实上,许多学者认为这些创意城市之所以入选只能说明它们在某一侧面表现突出,而非理论意义上的创意城市。更为尴尬的是,一些城市管理者并不知道如何运用创意城市的招牌进行实践,一味对标模仿,以致水土不服。
(二)形成要素
创意城市伴随创意产业而生,其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多与创意经济、创意阶层、城市更新与绅士化改造等理论结合,学者普遍从社会、经济、文化的综合视角阐述创意城市的影响因素及其产生条件。Richard Florida最早提出了“技术、人才和宽容度”的“3T”理论。Hosper从环境角度认为,集中性、多样性和非稳定性是创意城市产生的要素。Carta提出了“3C”理论,即文化、沟通和合作是创意城市的必备特征。近年来,我国学者趋于探索建立创意城市影响因子模型或指标体系以评价创意城市的发展进程。韩顺法等人在研究江苏省13个地市级以上城市的创意指数时,将创意成果、文化创意产业、高科技产业、创意人才、创业包容和文化资源 6 个方面作为影响因素建立指标体系。林存文等人通过文献回顾,提出创意城市的影响因素有创意资源、城市便利性、城市宽容度和城市政府支持度。杨敏等人认为,创意资源、消费市场、功能和政策法规 4 个方面是促进或约束创意城市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目前对创意城市影响因素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城市功能、创意资源及资源载体等方面,对创意城市影响因素的分析比较零散,没有针对某一个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城市的创意资源是一种特有资产,对塑造城市文化形象、提升城市活力、培养市民的地方归属感与认同感,以及形成城市自尊和社区精神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国际上打造文化创意城市的基本理念在于:不仅视文化为价值观和居民的生活方式,还将文化作为创造性表达的手段,这是创意得以成长的沃土,也为创意城市的构建提供了发展动能。由此可见,构建创意城市的影响因素不仅有人才、政策、资金和技术,还有多样性、创造性的文化刺激形式。培育对文化开放且包容的社会环境,加强与外来因素、舶来品的互动,文化创意思想与载体才可能在短时间内融入当地的社交圈并产生影响力。
二
创意城市发展的案例——格拉斯
哥与台北
创意城市的打造为城市增添了文化属性,高附加值的植入为城市固着了一大批受创意潜移默化影响的居民、外来消费者。纵观全球创意城市的发展规律,创意城市兴起的原因是文化创意产生的产值比重逐渐成为后工业化城市的经济命脉,城市政府部门与民间组织皆认识到革新的重要性,并能自主完善创意经济的基础设施和外部环境。特别是对那些制造业发展每况愈下的城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打造创意经济和吸引创意阶层是建设创意城市的一种有效途径。下文将着重介绍入选“全球创意城市网络”的格拉斯哥、台北两座城市的创意城市建设经验。
(一)为“文化选美”打造基础设施及
旗舰项目的格拉斯哥
格拉斯哥位于苏格兰西部的克莱德河(River Clyde)河口,是苏格兰最大的城市。作为欧洲十大金融中心之一,众多苏格兰企业总部设于此,烟草和建筑业较发达,第三产业蓬勃发展,是苏格兰最受欢迎的旅游胜地之一。
20世纪80年代末,政府为争取“欧洲文化城市”的主办权,利用历史遗留工业用地,以克莱德河为轴线,沿河两岸修建文化设施及市民休闲场馆,一座座剧院、音乐厅、科技馆、图书馆、博物馆和会议中心拔地而起。之后每年的5~ 9 月政府都会集中举办多主题的文化旗舰活动以吸引游客,将其作为城市经济复苏的策略之一。1990 年,格拉斯哥成功当选“欧洲文化之都”,市政厅在当年确定实施一项战略 — “将艺术作为推动都市重生的催化剂”,成为英国首个制定此种发展战略的城市。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作家、哲学家、城市规划者、城市主义者和建筑师纷至沓来,为这一地区的城市和社会更新出谋划策。重工业衰落后的萧条经济由此重振,一个充满活力与艺术氛围的创意城市诞生,格拉斯哥也因此成为了第一个采用文化导向方式来实现城市再生的前工业城市。
表1详述了格拉斯哥文化创意城市的发展渐进路径。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文化旗舰活动催生了艺术经济与创意经济,格拉斯哥先后将“欧洲文化之都”“建筑与设计之城”“欧洲体育之都”等国际盛誉纳入囊中。为配合文化选美活动,格拉斯哥鼓励尚存的工业外迁,对历史遗留用地进行文化投资与建设,沿克莱德河两岸修建一系列特色文化艺术场馆,使其成为汇聚演艺、科技和传媒领域的核心地带;中心城区商业街则保留原始风貌,作为市区旅游核心区与文化形象展示区。配合文化旗舰活动打造的艺术载体多普惠于民,文化艺术场所在建成后的一年里参观人数增加了220万人次,170万人次参加室外文化活动,一半居民走进音乐厅,或者参观博物馆或美术馆。短短十年间,来自英国本土的旅游者和外国旅游者分别增长了88%和25%。苏格兰展览和会议中心在建成后的 5 年时间里,为城市带来了3 300万英镑的商务收入。
格拉斯哥借助“文化选美”活动打造创意城市,成功改善了它的城市形象。尽管以经济导向为主的策略让政府先期对基础设施投入巨大,过度强调创意经济导致其与创意城市发展的初衷略有背离,但文化设施的建设使城市的整体环境得到了改善,城市文化规划已从单纯地保护历史遗产和支持简单的文化活动转变为更加复杂的城市形象提升的重要手段,从这点来看,格拉斯哥的经验值得借鉴。
(二)闲置空间的活化与再利用的台北
台北早期因运河便利而发展成为了商业性城市,以农产品、轻工业为主。作为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中心,台北产业升级转型较快,第三产业占比高达九成。
表 2 梳理了台北在不同阶段建设创意城市的思路。通过引入和扶持创意产业、文化娱乐产业带动经济发展,在政府主导下,提倡民众参与,开展艺术交换计划,让文化创意走进生活。特别是在文化创意空间的打造上,台北善于活化和再利用传统历史建筑和古迹,注重多元文化的展示,赋予原汁原味的市井特色以新的创意元素,吸引了海内外游客。台北整合了中山北路与忠孝东路上的文化场所与创意街区,新增台北艺术中心、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和台北城市博物馆三大国际场所,树立了台北新的文化地标。而后,通过把历史空间改造为艺术馆、剧场等文化设施,将闲置厂房和商业用地再利用为文化创意产业园,大大增强了历史社区的活力。例如,松山文创园将文化创意植入到生产、生活、休闲运动和艺术创作中,创造出了一个复合式的文化及体育空间;士林纸厂劳动文化园区(纸厂1918)则保存了工业遗产,全面展示劳工历史与文化;西门红楼则再利用为红楼剧场;日本宪兵分队所转换为牯岭街小剧场;公会堂(后改为中山堂 ) 再利用为演艺界重要的表演场所;建成小学校转换为台北当代艺术馆。
据《2015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年报》数据显示,2014 年全台文化创意产业营业额中,台北占比57.64%,文化创意产业商家数占全台总数的 30.3%,皆居全台首位,『诚品』书店、西门町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化创意产品成为最具国际能见度的文化标志。
作为台湾地区的创意城市代表,台北以老城的再利用为起点,为艺术家、游客和市民提供高附加值的文化创意产品和服务,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制定还是文化活动的举办,都围绕创意产业开展。但创意产业的发达程度并不是作为衡量创意城市建设水平的唯一标准,开放的社会环境、公平的法制环境和活跃的商业氛围也是创意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三
漫谈创意城市发展路径
成为创意城市应具备如下的基础和条件:首先,城市必须拥有成形的创意产业及必要的相关设施,如建筑、高等院校、创意设计中心,以及活跃的创新氛围;其次,还必须具备举办创意活动、设计展览、交流活动的能力和经验;再次,还要有能够为本地设计师和城市规划师提供创意发挥的平台;最后,诸如建筑、室内设计、交互设计等领域的潜力要能在城市中体现出来。
目前,我国创意城市的建设主要以创意产业集群为主导,从空间分布看,已初步形成六大创意产业集聚区(图1)。这些创意城市在建设过程中采用的方法多元且复杂,既有通过开展创意旗舰项目重塑城市文化形象的,又有积极开发和培育城市创意集聚区的,还有借助综合文化政策支持创意产业发展的,以及通过发起具有持续影响力的创意事件提高居民参与度的。但研究中也发现一些二三线城市的创意集聚区创意产品的同质化现象极其严重,附加值低且吸引力不足,如随处可见的小吃摊位人满为患,而创意店铺的游客仅驻足观赏并未有实质的创意消费。究其原因是缺少创意设计、人文艺术领域的相关学校和课程,创意设计产业青年人才流失率高,而城市基础设施薄弱、创意文化活动缺失、文化休闲活动过于单一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对创意阶层的吸引力。针对我国创意城市的重点集聚区,如何打破无亮点、无地方特色、无吸引力和低知名度的窘境,是城市管理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培育新兴创意阶层,把创意“消费
者”转化为创意“缔造者”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创意城市发展的核心是创意阶层的发展。所谓“创意阶层”是一个相对模糊的阶层分类,以脑力工作者为主,包括艺术家、科学工作者、分析人员、商业管理者和意见领袖等,凡是“创造有意义的新形式”者都可以纳入其中。开放包容的创意氛围、舒适的创作环境和高品质的服务是吸纳创意精英的先决条件。其次,创意产业链上游环节的培育不仅需要扩大创意阶层的数量,更要提升质量、留住人才,这需要构建梯度合理的人才培养体系,制定相应的政策,以“全人教育”理念发展创意教育。例如,鼓励高校和职业院校开设创意设计和人文艺术领域的基础必修课或通识课程,并在传统文化艺术活动中为学生提供创意作品的展示与推介,让更多的创意青年了解市场,也让创意企业发掘人才,将创意落地转化为产品。
此外,地方居民作为创意城市的体验者和主力消费者,对创意城市的建设效果有着最直接的反馈。因此,与公众的有效互动是实现创意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在规划设计和实施层面更加注重社区参与,充分考虑公众诉求。例如,在创意城市标识设计、创意街区立面改造、业态植入、大型创意活动策划中增设居民分享会,使创意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
(二)重视创意空间的开发与利用
创意载体打造的基本前提是遵循城市固有的文化脉络,即能够打造或利用空间将创意经济活动和谐地植入。目前,我国城市的普遍做法是通过规划划定创意产业空间,进驻创意企业发展创意经济。在各种可以作为创意产业使用的转型空间中,废旧的工业厂房、空置地产尤其受欢迎。将工业用地转变为创意文化空间需要开放的政策环境,因此我国城市未来应把创意空间作为城市区域经济政策制定和发展的重点之一,进一步明确打造创意空间的准则和要点,用以指导城市规划。
由于创意消费本身具有局限性,创意空间吸引的是那些愿意为创意产品和服务买单的人。在这一过程中,为了不让地方文化的显性特征消失殆尽,根植于艺术设计和创意文化的经济活动对发生场所有着潜在的要求,即闲置空间的活化再利用要充分尊重城市的文化脉络。我国东北和沿海地区的一些传统工业城市在土地供需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对废旧厂房、罐区进行改造,在保留历史原貌的基础上,植入创意经济与文化办公,重焕城市活力。
(三)打造具有可持续影响力的旗舰活动
创意城市品牌的塑造需要借助多种宣传手段,其中最具成效的当属文化旗舰博览类项目。除了展示基本的城市形象、拉动旅游收入等功能外,创意文化旗舰活动能够增加城市经济总量,提升市民综合素质,带动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并促进本土产业走向世界。判断文化旗舰活动成功与否的因素除了经济表现外,活动产生的社会与文化效应也应纳入考量。
目前我国一些先锋城市举办的创意活动,如北京国际设计周、上海时装周和乌镇戏剧节等已初见成效,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博览会、创意设计赛事和公共创意展览相对较少。未来旗舰活动的举办应普惠创意城市的建设者和受众,如东部沿海会展业发达的城市可以适当增加公共创意展览,丰富居民的日常生活,给公众提供体验创意的机会;中西部的区域中心城市可以通过规模性博览会、文化体育赛事的举办改善地区环境,开发创意旅游景点,提供多样化的休闲及娱乐选择;一些处于探索阶段的城市可以利用现有大型公共空间举办创意灯光秀、手工匠人交换集市等低成本活动吸引市民和游客,帮助居民和游客形成对本地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深入理解(图2)。
四
结语
截至 2017 年 11 月,我国有 13 座城市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这为其他城市借鉴国际标准推动创意城市建设提供了参考。如何结合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并以此为基础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和配套设施,是城市管理者的重要课题。在创意城市的打造中,一些城市管理者和决策者往往在价值层面出现了偏离,重速度轻质量、重经济轻文化,导致地方真正的文化瑰宝难以发挥作用。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到: 创意城市应将文化多样性内化为自身发展的价值理念。创意城市的打造是以人为本的,创意美学与生活哲学的融合才能真正普惠于民,公众参与的全民创意才是真正的创意。
来源:2019年04期《规划师》杂志
新媒体编辑:肖莉
审读:刘芳
文章全文详见《规划师》2019年04期
《创意城市发展路径漫谈
——基于格拉斯哥、台北案例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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