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
“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的毛病,恐怕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不惟延续,且有蔓延,于今为烈。事实俱在,无须多言。
1989年2月28日,费先生与当时的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面谈教育问题,费先生说:“教育工作第一步是培养怎么做人,其次是做一个好公民。多年来,教育一开始就是重视阶级斗争教育,搞得人与人之间不信任。我们对教育的最低的要求就是教人做人。”“教育工作中,根本的东西丢了。……再下去就是方针问题。我们应该有危机感。教育的危机就是民族的危机。……应该敲警钟。否则,混都混不下去。教育是要人去搞的,现在我们培养的人,能够承担二十一世纪的任务吗?”
进入二十一世纪迄今已近二十年。当年费先生的“乡土重建”话题又被记起,显示出强烈的现实意义,且更迫切。客观地看,不妨说,这确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初叶乃至中叶的一项根本性的建设工作。
有人重拾当年话题,继续讨论“乡土重建”。
有人拓展这一话题,讨论“乡土还能重建吗?”似乎不敢指望历史上曾经的“充沛浩阔”还能回归乡里。
该不该有点信心?不妨先回到费先生《乡土重建》的文字中,温故知新。老实说,这本书面世七十年来,是不是被真正该看的人足够认真地看过,想过,还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