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览众山小
Sustainable
Cities &
Mobility
城市规划与发展战略
城市综合交通
公共交通与非机动化出行
活力街区、街道与城市设计
量化城市与大数据
「」
2019年 | 3月5日期
团队成员
原文 | 德国环境署UBA 欧洲自行车联盟EFC
翻译 | 顾天奇、王红杰、夏家琪
季钧一、毛丽雅、祝舒阳、厉梦颖
文献 | 杨光 校核 | 顾天奇、陈依佳
编辑 | 众山小 排版 | 胡亚光
微博 | weibo.com/
一览
导读
历史总有相似之处,在西欧在上世纪70年代经历对机动化无条件的拥抱后,1973年的石油危机让社会开始广泛思考小汽车带来所谓“高效的城市生活”之外还夺走了什么。交通需求是派生需求,这一类需求如果是额外被创造出来的,那所谓“高效”的同样会带来环境问题。
本篇虽为骑行战略的实践与研究,但不局限于骑行本身讨论,而是将骑行放入大时代大环境中,关注信息时代背景下骑行与新技术的碰撞,更关注骑行与机动车、步行的互动如何影响技术的实践应用。这对当下大步迈进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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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则一、(实践篇)骑行繁荣发展战略与数字化应用
原文/Tilman Bracher、Sebastian Bührmann、Peter Cox、Heike Bunte
翻译/ 毛丽雅
01
介绍:骑行4.0
4.0 现在常被用在与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和涵盖了智能技术,数字化,和以移动计算机和云计算为基础设施平台的网络技术有关的语境中。
在自行车被发明的200年以后,骑行正在迈进数字时代。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骑行正在成为一种日常中“正式的出行方式”,甚至会产生比这更为深远的影响。自行车有潜力成为新城市出行系统中的一部分,这个系统带来的将是更宜居、更健康和经济更繁荣的城市。
我们认为,骑行政策的建立有四个主要阶段:
早年间,自行车是城市与乡镇道路交通的一部分。
之后,汽车取代了自行车,机非隔离的概念被引入,骑行者被排除出道路系统。
第三阶段即骑行政策的妥协阶段。自行车还未被看作是正式的出行方式,与被汽车主导的道路环境的整合仅仅停留在小范围零散的、兴趣尝试的层面。除此之外,自行车被归于休闲和旅行主题之下。
今天,骑行已与对骑行有更深认识的政策结合起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考虑到那些可以使自行车交通成为主流交通方式之一的品质因子(译者注:即Q因子);数字化设备、市场营销活动也加入到骑行的发展中来。
2016是突破之年。在经过数年的高端政策层面的工作之后,欧洲第一个骑行战略终于问世了。自ECF成功地将骑行放入了欧盟的高级政策文件“新城市议程”(the Urban Agenda)中之后,一股政策变革浪潮正在席卷欧洲:自行车高速公路已列入德国的新基础设施规划中,芬兰将30%的自行车出行作为全国交通出行的目标,西班牙的国家骑行政策得到了多党派的联合支持,意大利投入上百万欧元在自行车基础设施上,这个清单还在不断加长。因此,建立骑行发展框架所须的条件在许多国家正日益完善。
本篇文章检视了可以推进“骑行4.0”时代的三个领域:
交通规划和基础设施:综合规划中的骑行,公共空间和自行车高速路的再分配,自行车基础设施的技术革新(数字服务,照明,WLAN,太阳能道路);
数字化、数据的可得性和联结度:基于GPS的位置服务、多功能协助系统、交通自动化的各类衍生产品,可用于自行车规划的手机追踪数据;
出行文化:市场营销以及将自行车作为生活化的产品。
本篇文章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德国,但也参考一些国际上的先进案例。
02
交通规划和基础设施
“骑行4.0”不能被分割出来对待。它需要与城市规划、综合交通规划和高品质骑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联系起来。大多数的城市经验表明,这是一个渐进的、需要多年努力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混乱激进的过程。过去几年的发展表明,骑行已内化为考虑用户体验的现代城市交通规划的一部分。先行者已经尝试了一些新方法并使得这些手段成为主流。
在第三章,将会呈现更详细的开普敦骑行的状况。
2.1 综合交通规划流程中的骑行
骑行,已经被囊括进现代交通规划中。欧洲委员会提出的《可持续城市出行规划》(SUMP)中,骑行是以实现减少小汽车使用为目标的一系列精彩出行作品集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不来梅交通发展规划(Verkehrsentwicklungsplan Bremen,VEP)是经过了在2012至2014年间,由公共部门、股东、经济代表和公众共同参与的议程后完成的,是一场广泛的线上讨论。该规划通过了当地政府的决议并为日后的城市出行发展奠定了基础。议程确定了一套清晰的目标和三个可行的融资渠道,让城市可以通过一套宽泛灵活的手段来形成可持续的城市出行习惯。骑行已经成城市中重要的交通方式。25%的出行是依靠自行车完成的。此项规划旨在通过提升改善一些不再满足用户需求的骑行设施来提高自行车出行占比。
图一、规划主要干道(Premium Route),不来梅可持续发展规划。
2.2 公共空间的再分配
成功的高品质骑行基础设施规划中有一个残酷而有争议的方面,那就是公共空间的再分配。走在前面的城市中,越来越多的空间被分配给行人、骑行者和公共交通,留给汽车的也就相应越少。虽然许多城市在此过程中有过强烈反对的声音,尤其当主要道路也被重新设计的时候。这些反对的声音终将会被那些好榜样盖过:新理念取代了以小汽车为导向的城市。
本着给骑行者和步行者更多空间的目的,对主要干道的重新设计的难度尤其高。哥本哈根内城的绝大多数干道上都拓宽了自行车道、缩减了机动车道数,并且撤销了一些临时停车位,但其他大多城市都没能做到如此干脆的路权转换。
德国的城市已经开始挑战对主要干道的重新设计,尽管是以比哥本哈根更温和的方式。柏林、慕尼黑、莱比锡、斯图加特、卡尔斯鲁厄、卡塞尔还有汉堡,都已经通过将自行车道(CL和CP)连接到主干道上完成了整个自行车网络的衔接。一些地区则缩减了路边停车和机动车道。
汉堡的Osterstrasse、柏林的WarschauerSrasse、莱比锡的GeorgSchumann-Strasse、卡塞尔的Friedrich-Ebert-Strasse、慕尼黑的Kapuzinerstrasse、斯图加特的Wabiinger Strasse以及弗莱堡的Sundgauallee等等,都是主干道路重新设计的优秀案例。
图二、重新设计的干道,莱比锡(? J?rg-Thiemann Linden)
图二a 重新设计的奥斯特街(Osterstrasse),汉堡(? J?rg-Thiemann Linden)
图三、自行车街道( Linienstrasse),柏林(? Alexander Hunger)
图四、交通镇静处理,杜伊斯堡(? J?rg-Thiemann Linden)
越来越多的德国城市开始实施所谓的自行车街道(Fahrradstrassen,译者注:自行车享有优先或者是专有的路权),1997年交通规则的变更使得此类街道的落实成为可能。自行车街道可以在自行车已是或是预期会成为主要交通方式的路段上实施。最初的想法是不考虑将机动车专属道路纳入自行车街道的改造范畴中。但在实践中,大多数自行车街道都允许机动车行驶。这些街道首先是十分安全的骑行路径(GDV2016),为骑行者提供更大的空间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比如,快速自行车道的要求),尤其在内城区。全国都在以不同的形式实施自行车街道,也在越来越多地研究如何设计和实施最好地自行车道,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骑行需要更多的空间和更高质量的选线。
一些城市也在采取“共享空间”的手段来减少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隔离,以达到交通镇静的效果。比如,小城Bohmte就在市中心建设了一处共享空间,Duisburg城则拥有基础交通镇静广场(如,Opernplatz,),梅肯海姆(City of Meckenheim)将市中心设为限速20km/h区。
2.3 自行车高速路
提升改善后的自行车线路为长距离自行车通勤提供了可能,定义了新的用户群体。
这一想法最初来自荷兰,当时荷兰已经建设了自行车高速公路。“Fiets filevrij”项目孵化出了成规模的自行车高速公路来疏解拥堵。自2005年8条自行车高速路建成后,2025规划中又新提出了20条。其他例子有哥本哈根的“Cyclesuperstier”,伦敦的“Cycle Superhighways”以及弗兰德斯的”Fiet-o-Strats”。(译者注: Cycle superstier, Cycle Superhighways和Fiet-o-Strats都是当地语言的自行车超级公路)。
这个话题已经在德国得到了许多关注,许多城市和地区都在计划实施”Radschellverbindungen”,即自行车快速路(Deutsches Institut für Urbanistik 2016,德国城市事务研究院),哥廷根已经建成了“eRadschnellweg”(e自行车高速路)(Stadt G?ttingen 2016),自行车高速路RS1在鲁尔区境内段也与最近完工(AGFSNRW2017)。
一些欧盟国家和政府为新项目提供资金。而其中的挑战则是在用地紧张的城区内建设高标准的自行车高速路。
支持自行车基础设施的新技术包括WLAN服务、照明概念产品,或类似太阳能电池板道路技术创新。
图五、e自行车高速路,德国哥廷根(? Sebastian Bührmann)
将新技术整合到长距离自行车路径(1.100km)的一个例子是“自行车道德国联合体(Radweg Deutsche Einheit)”。道路全线都配备了免费WLAN,数字触控板和供电动自行车充电的太阳能充电站。触屏设备为想要发现德国的游客提供信息(BMVI2016)。荷兰 “RijnWaalpad”用游戏化的方式将新技术与隧道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条往来Arnhem和Nijmegen的快速自行车路径。这条高速路下的隧道用色彩斑斓的灯进行装饰,彩灯组成的形状让人想起自行车的链条。隧道两头的探测器可探测到进入隧道的骑行者或是行人。根据隧道内的人流量,进行各种不同的灯光秀。这个项目最别出心裁的地方是使用了一款app,使用这个隧道的人可以用app积分来改变灯光秀的颜色(Snelfietsroutes 2017)。
另一个不得不提的新技术是“SolaRoad”,太阳能道路是由经过特殊工程处理的太阳板模块组成的,人们可以在上面行走或骑车。荷兰的Krommenie就在一条自行车道上试验了这种太阳能模块(Taguiam 2017)。
图六、德国自行车高速上(German Radweg)的技术站点(? Bundesministerium für Verkehr und digitale Infrastruktur (www.radweg-deutsche-einheit.de))
03
数字化、数据的可得性和联结度
“骑行4.0”也包括针对自行车,且同时考虑到对接环境与规划需求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尽管目前市场上有的还只是小众定制产品,但这个产业正在飞速的发展中。
3.1 依托GPS的位置服务
GPS设备正广泛地应用于驾驶、训练、旅行或是导航中(Immediate Media Company Limited 2017)。应用包括导航、地图、收集和分析骑行或跑步等健康管理数据,以及电动自行车的电池管理等。除此之外,汽车辅助系统相关技术也被应用到了自行车上。
得益于GPS追踪器对自行车的实时定位功能,越来越多的位置服务被开发出来,例如,自行车防盗报警应用。包括实时路线规划,与出行服务供应商(定火车票、大巴票或是船票)、基础设施(绿波控制)或其他车辆(卡车警报)数据共享而来的出行应用。其中的一些应用已经趋于成熟,其他的则尚在开发或停留在概念阶段。
自行车防间谍系统Velocate(PSP Pauli Serivice & Products 2017)就是其中的一款自行车防盗GPS追踪器。系统追踪器被隐形装载在自行车上。一旦自行车被偷,报警消息就会推送到车主的手机上。与此同时,GPS系统会被激活并上传即时的自行车位置信息。以防警报没有被自动触发,系统还具备人工远程激活功能。这使得追踪盗贼并追回失窃的财产成为可能,尤其是有当地警察的支持配合的情况下。
来自IDS-Identsysteme (2017)的Bikefinder?将骑行轨迹与传统自行车编码结合起来。该系统帮助警察辨别车辆的真正主人身份,也可以借助它对目标车辆进行管制。这项应用的实现离不开自行车零件生产厂家、销售和保险公司以及警察的支持。
报警电话脱胎于大峡谷自行车(Canyon Bicycle)和德国电信(Deutsche Telekom)最初应用在汽车工业中的相关技术,如今被应用到自行车上。系统能识别紧急情况,并在必要时拨打报警电话(eCall)。这在偏远地区是非常有帮助的。在性命攸关、分秒必争的情况下,GPS可以帮助医护人员尽快定位到受害者并实施救助。
系统的核心是一个小型的车载通信单元,它是由一个SIM卡、一个单片机、一个移动传感器以及一个GPS模块构成的。除此之外,自行车身上还分布着多个可以给车载通信单元传输数据的传感器。数据的传输完全是自动的,不需要其他的操作。
上面的例子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为骑行者开发的位置应用还可以提供更多旅途中所须的服务:寻找就近位置的厕所、休息站、自行车商店、火车站,各种商品的价格,购买点和取货所须的时间信息、共享出行选择和附近朋友的信息。
3.2 多功能辅助系统
结合骑行服务开发的应用越来越多。最近,德国软件开发公司SAP和日本消费电器制造商Cerevo 推出了Ride-1,一种用来收集自行车传感器数据(Bike Europe)物联网(lnternet of Things,loT)设备。Ride-1可以骑行数据的共享和分析。
Ride-1支持的通信协议不仅包括ANT+、蓝牙和Wi-Fi,还支持GPS等传感器。高级内置传感器负责收集安全信息,与智能手机应用结合的每日骑行数据,以及温度、气压和亮度传感器信息。系统提供的信息包括:自行车性能数据,骑行里程、实时排名、虚拟竞赛、实时定位、实时事故讯息、超速警报、热量消耗以及碳减排。
另一款辅助系统是由COBI(COBI 2017)开发的,实现了自行车基础功能与智能软件应用的整合。除了具备常规的智能手机功能外,还可以作为移动电源、导航、天气预报站和智能灯控设备使用。这套系统包括一个可以搭载智能手机、具备充电和远程控制功能的手把,具备骑行导航和语音导览功能的骑行app,一个配备了自动感应头灯,电路控制尾灯、报警系统、数字蜂鸣器和数字许可的照明系统。
SmartHalo系统(SmartHalo 2017)通过在自行车手把上安装一个锡制配件来实现电话和信息的显示、导航系统、健身记录、防盗报警和照明等功能。SmartHalo通过蓝牙连接智能手机。闭路LED显示屏可以用来显示至目的地的导航路线;它同时也可以是一个可以告诉用户关于速度、距离和已燃烧卡路里的健身记录仪。SmartHalo还包括一个来电和信息提醒设备,可以通知骑行者来电和信息,并提醒糟糕天气的到来。用户会在显示器上接收到信号灯提醒。除此之外,SmartHalo还具有安保功能。随产品安装在车身上的配件仅能凭唯一的钥匙移除。还配备有智能报警系统:当陌生人移动车辆时,视听报警器会响起。车主通过智能手机就可以关闭安保系统。
3.3 交通自动化的副产品
在对荷兰道路研究所SWOF的调研中发现了许多汽车自动化衍生的副产品可以被应用在自行车上(Visser et al,2016:10)。自动驾驶车辆使用来自智能基础设施(埋设有探测器、安装摄像头、矩阵显示标志、传感器)和其他车辆的数据来实现自动化的行驶。
合作驾驶指的是将道路系统和交通情况发送到各个车辆中,以便车辆能够自主驾驶。然而,还有必要对如何将合作骑行纳入到合作交通中进行更深入地研究。
自动化还会极大地改变行人和自行车与汽车的交互方式。自动驾驶车辆与行人和自行车的交互是一个未来面临的挑战。
未来,车辆安全工具和设备将会使自行车与汽车的互动更加容易。此类设备会提醒汽车注意正从停着的车后驶来、或在被遮蔽的自行车道上行驶的自行车,也会提醒自行车注意驶来的卡车、正在加速或其他异常情况下的机动车。
自行车的“绿波”(Siemens 2017)可以用来实施自行车信号优先。”SitrafficSiBike”就是西门子开发的一款同类汽车应用。结合智能手机app,骑行者会在信号控制中获得优先权。
智能手机来电可能会干扰驾驶,一款自动响应app可以帮助正在驾驶两轮车的司机受到最小干扰。Smart bike mode Auto Responder?是一款安卓手机应用(Google Play 2017)。除非属于紧急来电(URGENT CALL),这款应用可以在不打扰骑行者的情况下用提前编辑好的信息自动回复打来的电话。
为电动自行车开发一款安全驾驶辅助系统则是凯瑟斯劳滕大学(University of Kaiserslautern.)正在进行的“SIFAEA”项目的目标。因为目前还没有为骑行开发的诸如安全驾驶辅助系统之类的安全保障设备,而所须的先决条件,尤其是电动自行车的供电都已在技术上没有任何阻碍。这个由德国国家骑行计划注资的项目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醒骑行者道路障碍或其他危险的存在,并能在关键时刻提供支持和帮助(G?rges et al. 2016)。
3.4 服务自行车规划的智能手机定位数据
安装智能手机追踪app后,就可以通过存储的移动数据、轨迹和出行方式数据等智能手机的位置数据来判断手机所在位置。
基于全球定位系统(GPS)的收集数据方法近年来得到了广泛应用。一些针对骑行和步行轨迹数据分析的系统案例已在欧盟注资的TRACE项目中进行了回顾。通过移动追踪数据服务来更好的规划和推动城市中的步行和骑行,并进一步发展其他可以帮助增长步行骑行占比的追踪工具(Trace 2017;Bernardino 2016)。
荷兰的Bike PRINT 工具(Bike Print 2017)属于至今为数不多的一类可以用来将自行车的GPS数据转译为政策相关信息的应用。它可以提供最新的自行车使用情况,自行车路网监测以及骑行可达性图景。
Bike Print可以输出以下规划政策相关信息:
自行车实时行驶速度:路段速度包括等待时间,和相对速度(交通瓶颈处);
一周和一天中自行车流的变化情况;
特定路段的自行车骑行路径选择;
非直线系数,即实际路线长度与直线距离和最短路径距离之比;
出行等时线地图,描述在特定区域范围内,一段时间内可以行驶的距离;
一天(以小时计),一周(以日计)、或单位距离范围内的出行时间、交通流量和出行结构方式;
居民区与工作地间的骑行可达性;
自行车基础设施的变化可能会吸引到的骑行者数量。
在Bike Count Week(Fiets Telweek)期间,Bike PRINT 就被用来收集荷兰和法兰德斯地区的数据。骑行者通过在手机上下载 “FietsTelApp”并上传他们的数据来了解自己的出行特征(Gorris 2016; fietstelweek 2016).
市场上还有一款应用Strava。这家洛杉矶公司存储了自2014年起用户的所有运动和日常出行数据。这个匿名处理过的集计数据库会提供给自行车规划行业的相关部门和人员(如,自治政府、规划局,和规划协会)。以国家自行车战略计划背景下正进行的德国项目为例,德累斯顿理工团队对此类出行行为数据的使用进行了检视,并发布了骑行评估导则(Francke 2016 et al.; Francke/Li?ner 2017)。
另一项在国家自行车计划中的项目,radSupurenLeser (InnoZ 2015),是通过手机追踪进行多式联运行为的分析。记录联运模式的调查工具是一款手机应用modalyzer作为 (www. modalyzer.com),安卓和iPhone用户都可以免费下载。它可以在调查期间记录受访者的出行模式,出行过程中各种出行方式的出行距离和出行时长会被自动识别出来,进行分时分区域的分析。遗憾的是,在项目框架中,并没有对数据的有效性和典型性的问题进行研究。
质量管理工具类的例子有萨尔州的缺点探测app(Wallach 2014): 在德国自治州萨尔州,游客可以通过“Sarrland Tour App”得到所有户外活动所须的重要信息。与此同时,客户还可以随时直接地反馈自己的不满,“缺点探测”由此而来。这样,骑行者也成为了质量保障工作中的一员。
04
出行文化
“骑行4.0”时代意味着自行车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它还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的产物,一个可以改变大众和决策者对自行车的观点的市场营销以及出行运动主题。自行车成为了一个更宜居的城市、一种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更具投资吸引力的地方的标志。
改变大众对骑行的想法的典型活动范例当属““Radhauptstadt München”(德国自行车首府慕尼黑)。这项活动开始于2010年7月,以在这座城市中建立起自行车文化为目标。采取沟通措施以鼓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骑自行车,改善交通安全。一些软性措施则辅助改善了自行车基础设施。Radlnacht(慕尼黑自行车之夜)是Radlhauptstadt中的其中一个活动。市中心部分地区禁行机动车,转而由骑行者和自行车占领这些道路。另外一个活动中,人们向其他人展示自己与自己的自行车评,公众通过线上投票评选出他们最喜欢的 “Radlstar(自行车之星)。其他活动如自行车安全检查,自行车欢迎游行,甚至是自行车时尚秀(Radlhauptstadt München 2017)。调查显示60%的受访者知道这个活动,80%的人都给了“棒”或者 “很棒”的评价。整个活动的成本方面,平均每位当地居民仅花费了0.5欧元。
德国巴登-符腾堡州(Federal State of Baden-Württemberg)给出了一个如何将骑行文化在更大范围内更好地推广的范例。交通部为当地政府和其他相关部门提供资金,启动并举办以增长自行车出行为目的的沟通交流活动。自2012年以来,各类节目、活动以及竞赛在当地政府申请的资金支持和公众沟通专家的专业支持下得以开展(Nahverkehrsgesellschaft Baden-Würt- temberg mbH 2012)。
自行车正在成为越来越生活化的产品。为了迎合这个潮流,正涌现出一些专门的自行车主题经营活动和商店。“Berliner Fahrradschau” 就将自己定位为“世界领先的骑行生活主题会议”(Berliner Fahrradschau 2017)。自行车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与汽车类似,它已经成为了一种带有情感象征的产品。而这也是自行车文化,尤其是大都市背景下的自行车文化的一部分。
05
结论和展望
“骑行4.0”意味着将城市规划、新技术研发以及大众观念的变革囊括在内的网络化眼光。它将极大地改变城市规划和设计。未来的数字化和数据供应将会为创业者和新服务提供更多商业案例。
自行车数字化产品的快速发展,以及新的出行规划文化将会进一步强化自行车的地位和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今后的发展将会进一步向多式联运服务、共享单车存取服务等其他更为综合的规划手段迈进。骑行将因此变的更加便捷,例如,提示赶上下一个绿灯应该有的骑行速度。新的数字化工具会帮助减少对自行车基础设施的错误占用,以及增加线上互动交流,让公众更好地参与到规划中来。
新的数字技术将会从各个方面为骑行者提供支持,提升骑行的质量。另一方面,骑行必须保持其原本轻松、便宜并且简单的特质。不应将那些对新技术不感兴趣的人群排除在外。
自动探测技术能够敏锐地识别机动车与自行车之间的冲突风险,极大地提升道路安全性,今后的研究在着重提升这些系统的技术能力之外,还要注重实施过程中应考虑的社会、政治以及经济因素。
数字化应用将会带动(自行车)基础设施、服务和技术走入下一个纪元。
图七、维也纳,在Donaukanal河畔举办的 “自行车之夏”活动 (? Mobilit?tsagentur Wien/Christian Fürthner)
则二、(研究篇)社会实践与实践背景的重要性
原文/ Peter Cox、Heike Bunte
翻译/毛丽雅
介绍
Oosterhuis(2014, 2016, 2017)在最近的文章中极具说服力地强调,在政府政策大力将骑行推广为日常出行方式的同时,社会科学角度的影响因素分析研究和交通规划手段的数量也在迅速增长,但这些并没有显著地影响出行结构。他强调“历史与文化因素对自行车使用所处的层级和实践的影响被低估了,如果这些因素没有被(政策制定者、实施者和研究者)忽略的话。”(Oosterhuis, 2017:1)。这篇文章的目的正是通过对案例进行透彻的对比研究,将相关的研究讨论推进到更深入的层面。为了做到这一点,这篇文章吸收了来自社会实践理论,社会运动相关研究,和公民理论研究的各种观点。
骑行的社会实践
Shove, Pantzar and Watson’s (2012)所建立的社会实践理论提供了一个可以有效解释骑行实践的视角,因为他们的理论框架就是拿自行车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来构建和表达的。简单来说,他们发现社会实践是建立在三种相互关联的基础元素的互动上:“意义”、“能力”与“物质”。因此,拿机动化来讲,他们对形成驾驶这一实践的要素而不是汽车本身进行了研究,意义在这里的涵义并不仅仅是字典上解释的,还包括符号所具备的象征意义,背后的想法和驱动。能力在这里不仅仅指个人所具备的技能和在实践中的表现,还指在集体中的表现和行动,包括在社会结构中适当地行动-体验的能力。骑行中所涉及到的物质技术并不简单的指机械技术,还包括出行过程中感受到的物质环境(Cox, forthcoming 2018)。利用这个框架,Larsen(2016)在自己的调查研究中提到Shove, Pantzar and Watson’s (2012)进行过的相关研究,并强调,某项实践应与和它有联系的其他实践一起研究。放在这里讲的话,要解释骑行,就要研究它和其他出行方式的互动,而不是仅仅把其他方式作为一个因素来考虑,尤其是在研究出行中的物质环境,和把出行者当作公民考虑(或者是反过来,把公民当作一个出行主体考虑),研究他享有的概念上的空间时。
与政策最为相关的社会实践要素也许是Shove(2015)提出的。与之前的观点类似,多个实践的共同演化(co-evolution of practice),要比分别干预各种实践更能直接影响(政策的)效果。她的研究主要意在发现未来的发展潜能上,举例说明,Shove(2015)说到,“比起推广电动汽车,也许发现并推动与电动出行相关的一切才是正解。”(Shove 2015: 42)。作为一个政策研究的理论框架,这个思路将注意力从相互独立的政策干预转移至去理解多种社会实践是如何嵌套的。与这个关注未来发展的研究相比,相同的分析框架更多地被应用在理解过去的发展轨迹,以及类似的环境下如何产生变化多样的结果。为了理解现行骑行政策的局限性,去研究这一政策在历史上演进的相似点和不同点会很有帮助。
Oosterhuis(2017)对此近200页的研究非常有意义,本篇展示其中的几个主要结论。
“以政策作为研究方向的研究者们并没有注意到过去三十年中以自行车为主题的文化作品——至少我没有在他们的文章中发现任何类似的研究和文献资料。其中的一些仅仅是对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匆匆带过,如果他们的调查没能建立起这些旋转的轮子层级间的联系,以及其他的一些因素,那么他们就不会察觉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力。”他说到,“只有少数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意识到历史因素与实践的高相关度。” (Oosterhuis, 2017:1)。
图一
分析方法
研究范围重点围绕在研读100篇在英国和德国语境下,聚焦自行车相关问题分析和政策干预上的文章(例如,官方政策,民主进程);目的是通过编码各个案例找出相关政策有多大程度上建立在设计和政治意图上的。表一给出了这些文献是如何被分类和分析的样例。文献的类别是用关键词进行分类的,为了缩短文章中出现的文献清单,官方政府文件被放进单独的目录里。案例研究中的资料则根据发布的历史时期和对骑行政策的影响进行分类,案例研究提供总结的一系列的资料,可用于分析骑行是如何在不同的应用背景下被推广的。
表一、文献清单(样例)
案例研究一:英国
截至1969年,英国交通部(Department of Transport)的报告显示,英国半数的家庭都配套有小汽车,与此同时城市交通问题开始引起公众与官方的广泛关注。Rivers(1972)从反面尖锐地指出,该数据说明英国80%的人口都可以用车。然而,户均数据模糊了每个家庭中拥车和开车人群的性别差异:在当时,开车完全就是一项男人的(也是一种具有典型中产阶级特征的)活动。
得益于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发布的一系列政策,汽车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被不断强调。Ernest Marples在他任职交通部长(1959年)的第二年(Ernet Marples同时也是道路建设公司Marples Ridgeway的主要控股人),在保守党会议上宣称:“我们必须要重建我们的城市,我们应与汽车共同进步”。Marples在1960年大力推崇城镇交通(Traffic in Towns,Colin Buchanan 教授所著)中得出的结论也就不意外了。在一本面向大众市场的书的序言中,经济学人的前任编辑和主席Geoffrey Crowther爵士(Sir Geoffrey Crowther)写到:“为了解放小汽车,我们应该不遗余力,重新规划城市。”。“……那些维多利亚时代已建造的,我们当然可以进行重建,尽管这听上去并不好听,我们的城市,它们大多数都让人感到压抑,因此就算汽车不逼着我们这样做,重建这些城市也是值得的。”(Crowther 1964: 14–15)。
Marples还任命Dr Richard Beeching为英国交通委员会的主席。保守党主席Edward Health,也在1966年的汽车秀上讲:“城镇中的交通当然带来了问题,当我的方式是不要去限制,去治理或者与汽车车主对抗。与之相反,我们必须学会与小汽车和谐共处,关心汽车车主们。”(引用自Rivers 1922:40)。1964至1970年执政的工党,因为囿于Wilson现代化修辞,没能成功扭转政策的方向,仅仅是通过确立技术发展的意义再次为政策辩护。1970年白皮书(在Health成功当选之后短暂的发行过),Roads for the Future 为投资额达4亿英镑的干线道路增容项目制定了20年战略计划。虽然这些规划没有立即实施(并且在1977年白皮书中被大多削减),但都有清晰的导向,即应该在城市和乡村中建立能配套机动交通的发展的环境。也是在1970年,官方重新定义了环境,与此同时,交通部作为独立部门的身份被废止,与环境部合并,交通与环境的关系开始被注意到——但基本政策导向依然是道路项目。不久,交通部在1976年又再次作为独立部门出现。
在英国,自行车的法律含义曾经是(现在依然是)代步工具(carriage)。严格来讲是一种与其他任何在道路上行驶的交通工具拥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车辆。因此,要理解骑行,就要理解其他与之相关联的道路使用者。道路就是出行环境这一事实被故意设计和偷换概念,以服务机动出行。这意味着不利于非机动出行的因素就此成为了发展进程中结构性的一部分。对机动交通的强调清晰地反映在了集中力量在干线公路和城市机动道路等可以将那些麻烦多多的自行车合法地移出道路的工程上。这些规划引发了社会活动小组的反弹,这些小组批评汽车的使用,汽车在城市中扮演的角色和因此改变的城市空间。1971年,伦敦高速公路活动小组的成立是针对修建更多道路的规划反对声高涨背景下的代表性事件。它将公民社会、居民协会和纳税人协会团结起来,反对伦敦内城环路规划,因为这会导致内城的历史住宅区消失,让约6万~10万人搬迁。在1930s至1940s这段时间,CTC为骑行和骑行者的发声在社会上,尤其是在议会,被认为是可怕的难对付的声音。1971年,该小组的成员数降至了1925年,即二战后的最低点,18,564人。此时这个组织的愿景更多的是一种乡愁,对过去记忆的怀念,对正在快速消失的,过去社会背景下曾拥有的权利的惋惜。
其他的有组织的声音开始拥护20世纪70年代早期时候的骑行空间。1972年6月,国家骑行计划得以建立, Eric Claxton卸任之后,又作为Stevenage的首席工程师负责了大量自行车路网规划项目,在当时被当作是全球平行基础设施的典型案例(Jones 2008)。然而,所有知识和实践范例在城市开发决策中都无法发挥效用。正如Layfield法官(1973:35)在大伦敦发展规划的公众听证会的报告中评论的:“对自行车的关注少得可怜……他(自行车)就好像一个濒危物种。尽管事实上,在伦敦市中心,自行车往往才是最快的那个。” (引用自 Cycle Touring 1973:73)。CTC声明他们在1971年就提到了这点(译者注:对自行车关注的缺乏),而这恰恰说明骑行缺乏影响力。1972年6月,另一个组织BCB的宣传册上写着:“在交通慢慢停止之前”(Before the Traffic Grinds to Halt),极力劝告政府为现存的骑行者提供更好的设施,并鼓励更多的人骑行。与之对比,CTC主要关注的似乎还只是对闲适的乡村生活的怀念,而没有花费注意力在城市中的骑行上(Cycle Touring 1972:119)。
20世纪70年代的开始被认为是交通危机的开始,显然比1973年10月的石油危机要前。虽然直到1974年才发表,但交通独立委员会的报告其实是在1973年的2月至12月就被编制完成了。由Bishop Hugh Mon- tefiore组织和主理的伦敦交通委员会,将来自行业、学术界和志愿者机构的专家聚到一起,对英国交通如何迎合(或不迎合)可持续性理念展开广泛的讨论,并做出政策上建议。
该报告将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复杂的梳理工作,包括融资和能源成本,环境污染以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尤其是城乡差异和代际差异)。报告提出骑行是城市交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要求因地制宜,提供更多的慢速街道和隔离的路径。在结论部分,它具有前瞻性的指出,“真正的目标是让到达而不是让移动变得更容易。移动被重视只是因为有目的地的存在。” (Commission on Transport London, 1974:260)。对交通其实是环境问题的清晰理解也被放在序言中。
草根阶级中也开始出现其他声音。“Commitment”小组在1971年组织举办了他们的第一次示威活动“bike-in”。Peace News报道了这次活动,点明这次活动在理念和战术上与其他非暴力行动、或占领道路的示威活动的不同(Wall 1999)。骑行类媒体中,CTC的双月刊物Cycletouring(10/11月刊)中对这次运动进行了大篇幅的回顾。一家报纸将其描述为“穿戴着‘自行车的力量(bike power)’之类标语的支持者们席卷了整条牛津街。”清晰地对大伦敦地区政府传达他们的诉求,即拥有一个无车的自行车网络。
“我们关注的是为通勤而建的自行车道,不仅是伦敦市中心要有,到达郊县的主要道路上也要有。”Commitment其中一位发言人说,“为休闲活动、公园、剧院、音乐厅和火车站而存在的自行车道也应该被规划出来。我们不仅仅是在与开在路上的车对抗,也是在与人们脑中的车对抗。” (Cycle Touring 1972:150)。
英国1970s兴起的骑行社会活动明确了道路的权利,并用理性实用主义者的方式撼动了那些一心想要打造为机动车道路四处游说的议员们的想法,并有效地在汽车车主制定的语境里,讽刺地宣传汽车在打造一个更快速、更高效的城市上所做的贡献。自1930s起,交通管理的政治环境基本就是放任自流,这导致高速公路管理条例(the Highway Code)不成文地取代了综合交通管理条例。这种情况下,天平的另一端就不能被有效的撬动,对道路空间分配和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的再思考就无法被激发。诚然,为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各类道路使用者分别建立基础设施是令人费解的,历史上的政治组织和骑行社会组织都含蓄地驳斥试图将道路分隔开来的想法。
案例分析二:(西)德
5.1 德国1970s时期的自行车实践
谈起1970s时期“德国的骑行与社会实践”这一话题,就要回顾战后包括所谓的“Wirtschaftswunder” 经济奇迹这段时期。正如许多其他西欧国家,德国也走过向机动化转型,建立以汽车为导向的城市的老路(Oosterhuis, 2016)。1945年至1949年将,德国平均骑行出行占比为55%。到1962年一个中等城市,比如汉诺威的骑行使用率就降到了18%(Bruhèze/Emanuel, 2016)。1960至1965年期间,德国的私家车拥有量从4,489,407辆(1960年人口数73,147,000)到1970年增至13,941,079辆(人口78,069,000)。Oldenziel/ Bruhèze (2016)指出这显示了普遍趋势——小汽车增长,性别分工和出行习惯趋于同质化。个体机动交通的崛起(IMT),同时也带来了对机动车产生的不良环境影响的担忧。
1973至1979年石油危机期间,不同形式的反对声开始出现。政府宣传“无车星期天”宣告了个体机动独占资源的时代的结束,对当时过度的能源消费的批评也紧随而至,同时掀起了更广范围的社会运动浪潮。自行车在这里是自由、和平以及环境护卫的象征。城市园艺、修复和回收的符号,编织物是支持这一政治态度的典型物件。著名的纽扣表情也是在这时期出现:“Fahrr?der stinken nicht”(自行车不讨厌)。“tomkraft – Nein Danke”(原子弹要么—不了,谢谢),还有至今仍被绿党(译者注,The Green Party,是提出保护环境的非政府组织发展而来的政党)延用的太阳花标志。市民运动集中在希望市政府能够建设专门的自行车系统上(Imbery, 2015)。
5.2 骑行和他们的标志
德国的骑行小组是受丹麦和荷兰运动启发(Oosterhuis, 2014)。“绿色骑行社”申明了一个核心目标:城市中更好的骑行环境。在经过运动式阶段以后,他们向解决更本质的问题的阶段推进。不同职能的官方协会在这个时期成立: ADFC (Allge-meiner Deutscher Fahrradclub e.V.——德国自行车协会建立于1979年,协会的愿景是创造一个自行车友好城市。“每日自行车”旨在推动建设一个可供人们安全地骑行去杂货店、接小孩等的独立基础设施。 “Verkehrsclub Deutschland e.V. – VCD e.V.(德国交通协会)于1986年成立(Bruhèze/Emanuel, 2016)是一个支持所有生态友好型交通出行方式(如步行、公交和骑行)的组织。
自行车领域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也有力地推动思考了“如何更高效的使用人力”这一问题。这背后也暗含了在小汽车之外,为不仅仅是5公里范围内的长距离出行提供一个更环保的出行选择的想法(Schmitz/Hadland, 1999)。斜躺自行车和三轮自行车开始在欧洲各地出现,1986年,德国人力车协会(HPV)成立。应用空气动力学原理驱动的斜躺自行车设计加入了改变机动出行行为的行列,通过展示人力机器能够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胜任长距离的出行(Pooch, 2005).。 “Fahrradlabor K?ln”(科隆自行车实验室)、科隆应用技术大学的教授Dr. Paul Sch?ndorf给出了对自行车定义的不同理解,并在1978年开始的IFMA,国际自行车与摩托车贸易展(Internationale Fahrrad und Motorrad Ausstellung )上为参观者展示不同类型的人力车(Pooch, 2005)。技术发展使得对不同社群如何就人力出行话题开展工作变得有意义(Schmitz/Hadland 1999),这也支持了之前的论点,说明为什么政策干预的设计远不如其所处的大背景影响深远。
5.3 1970s的德国社会活动
德国的社会活动把自行车作为生活方式、效率、技术创新和环境公平的象征。许多不同形式的抗议活动,比如裸骑,并不一定要贴上“裸体主义者”的标签,也并不一定要以“感受自由”和“以自然的方式移动”的名义来参与。这其实是在NGO借助社会活动影响交通政策的同时,不同的人加入进来以不同形式表达他们的生活态度(Schenkel 2008)的活动。比如,通过“Fahrradstra?en” (自行车街道),“Spielstra?en” (游玩街道)等社会活动,来向大众传达创造更多自行车友好城市的想法,并拥有独立的、对儿童友好的自行车基础设施。ADFC e.V.和VCD e.V.是首先与联邦政府建立合同关系,并在德国议会注册的非政府组织,这是将理念向政治战略层面迈进的重要一步。最终的大目标是在2000年仿照荷兰总体规划(Oosterhuis 2014)建立德国自己的“国家自行车战略计划”(Bruhèze/ Emanuel, 2016)。ADFC e.V.和VCD e.V.(德国交通协会)最终在2002年成功与德国联邦政府建立了2002至2012的“国家骑行战略计划”。
ADFC e.V.和VCD e.V.是1970s最重要的两个“骑行运动”组织,他们在1980s成功提升了社会对骑行环境的关注度。他们将自己的政治诉求融入到“绿色生态语境下的公众参与和抗议活动”中,来将广义的政治诉求转化为实质的政治层面的行动。其他交通方式的加入,如公共交通对自行车出行有着积极的影响。火车上自行车拖车和自行车架都是可以让折叠自行车搭乘长距离火车的重要设施。VCD e.V.(德国交通协会)开展的 “Bahn-Card”(火车卡) 活动使得乘坐火车出行的旅客可以享受5折的优惠票价。
与之相比,HPV e.V.(德国人力车协会)采取了更为轻松和技术化的方式开展活动。该组织想要证明的是HPVs(人力车)比普通自行车在长距离出行的能源使用上更有效率。这个目标通过一个更轻松愉快,技术导向性的方式得到了展现的同时,也停止于理论层面。让斜躺自行车和三轮自行车取代汽车成为日常生活出行方式,并胜任城际长距离出行的愿景还是止于想象。
德国的骑行愿景主要在建设自行车友好城镇上。在这个框架下,标语“Stadt der kurzen Wege”(短距离城市)描绘的是个人骑行出行距离不超过5km的骑行友好城市。HPV的活动则强调长距离出行并不是人力车的短板(Pooch, 2005 /Schmitz/Hadland, 1999)。这恐怕会导致社会上a) 模糊对一般意义上的“日常出行”的理解,b)汽车自此名正言顺地占领了城际出行领域。尽管技术层面和相关论点都支持利用空气动力效应解决自行车的长距离出行短板,但这其中不仅仅有政治背景上的不同,还会令普通骑行者与HPV使用者对骑行的理解产生隔阂。
06
自行车实践断层时期?!
一开始我们说到,政策干预手段的设计(通过符号等等)对社会实践的影响并不如政治语境所产生的大。1970s之后面临的是既有政策战略的问题,此时遭遇了交通的危机也是环境污染的危机。自行车在这时候作为救星出现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更加合理的解决办法——自行车提供了营造一个更快更高效的城市的可能性。现存的自行车游说活动拥抱的正是这个理念,然而, “城市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谁而建”没能在这些抗议活动中被具体化表现出来。英国和德国的骑行运动都整合了广泛的社会思考和政治制度框架,但是,他们都仅仅是就骑行这一单独的实践在组织活动。
在梳理了欧洲及其他地区在这40年间的骑行实践情况后,我们可以看出城市规划发展的大体脉络。Oldenziel/Bruheze (2016)解读了由战后欧洲以汽车为导向的城市规划,到今天对骑行更友好的规划的转变:草根运动与骑行者为彼此开辟道路。如今这称之为“新”亚文化背景下孕育的新时代骑行实践。他们重新声明自己的领土主权,通过开放自行车厨房,组织自行车巡游活动(Hartz 2015/Hilgers 2015/Meier 2015),将城市园艺咖啡馆与回收利用结合起来,或者是在社区推广共享货运自行车概念。老的观点中,“自行车游击编织”(Yarn Bombing “Bike Kniting”)这类展示自行车生活性的运动方式是把自行车变成后现代艺术符号而不是一种可持续交通工具(Probst 2014)。但这类活动在让新一代艺术家建立起使用自行车的习惯上功不可没。
新城市 “奇点”(Reckwitz, 2017)必须要在城市中找出“特殊的”身份以避免流俗。与此同时,城市必须要有新的城市设计来与“标准”的传统城市拉开距离。关于“女性与骑行”的“新”性别讨论又再次在公众层面发酵(Wupperman/Grassick 2009),试图将年轻女性拉回到自行车上,进入到公共空间去。裸骑也再一次被作为“既定形式”成为了自行车巡游的固定项目。
城市的再分配运动比如“Volks- entscheid Fahrrad”(自行车公投)最近几年陆续在柏林和汉堡出现。这些运动开始给市民服务和政治家们施压,让他们改变城市中的骑行环境。这里,社会实践成功的秘诀似乎应该是创造出一个“个人主义的行动“来唤醒群体的自我意识。这类活动一面提供“合法的”活动形式,另一面又参与到与市政府的高质量的讨论中去。对这些组织来说,最重要是的是通过官方行政流程建立起公众参与政府行政管理之间的桥梁。
1970s和1980s时期公民身份觉醒在英国和德国催生的这些历史悠久的公益组织已经不在这些“后现代自行车社会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了。现存的这些经验丰富的组织也已经不再是新兴运动比如“Volksbegehren”的关键资源。也许有人会假设新一代的自行车艺术家们会为未来的规划和议程带来新点子,并且这将是创立他们自己的社会实践模式和组织架构的关键。但想想Oosterhuis (2014)所说的,改变行为是比过去所理解到的更为错综复杂的问题,因为 a)NGO已很久没有在“骑行系统”上更进一步,并且b)现在骑行占总体出行的比例与40年前并没有大的差异。
07
结论
英国政府层面采取的措施主导了改变汽车驾驶员与骑行者之间的关系,和其行为权利的进程。自行车组织试图把“休闲骑行”而不是“城市骑行”作为日常生活的代表,并在活动中强调他们使用道路的权利。德国的社会活动则是由一开始走民间路径,后来发展成官方协会的组织举办的。这些组织在民主层面,在官方框架下提出政治诉求。政治上主要关注提升城市质量,而不仅仅是休闲骑行。多个不同的社会活动最终推动了建设独立的自行车基础设施。
两个案例研究所展现的是1970s时期,在相似的西方社会发展背景下,不同社会实践的共同演化(Shove 2015)造就的不同的结果,即使总体目标,如“更好的骑行环境”在这两个国家的40年间都是一致的。草根运动形式还是完全遵循“旧有”的经验,或是延用相同的标志和设计。甚至骑行还是被宣称是创造更高生活质量的解决方案,一个为可持续的全球目标赋能的变革者(Neun, 2018)。活跃出行(active mobility)(Held/Schindler/Neun, 2015),以及现在提出的融合移动(Neun, 2018)在一方面让自行车的重要性更深入人心,但另一方面并没有真正的让大众理解什么是“骑行”。
图二
则三、专家评论篇
原文/ Holger Haubold
当谈到推广骑行的相关话题时,“对于一座城市、一个地区或国家来说,什么方法才是有效的?”是一个最基本要回答的问题,但又经常被忽略。新的概念被各地盲目地复制。与此同时,技术的发展和基础设施规划会迅速地改变未来自行车的内涵。这两个问题在这一章节的文章中都得到了回答。
《社会实践以与实践背景的重要性》一文中,Cox和Bunte探讨了影响当下自行车文化形成的历史因素。他们发现大多数的行为研究都缺乏对历史因素的考虑,许多推广活动也是一样。这导致许多以改变行为的政策干预因为与当下的历史背景不相容,都收不到很好的效果。他们借助英国、德国两个案例分析论述他们的观点。在两个案例中,作者系统地论述了20世纪70年代骑行运动和自行车推广活动的兴起,并将之融入当时更广义的社会运动和环境运动大背景下,但仍聚焦于交通政策相关,没有流于泛泛而谈。文章发现,两个国家的自行车政策之所以衍生出了不同结果的原因,是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以及社会活动关注点的不同——英国着重强调 “休闲骑行”,而西德则强调“城市骑行”。最后,作者对公众参与自行车政策的新形式,这些新形式如何与“传统”形式关联起来,以及未来会如何演化都进行了探讨。
《骑行繁荣发展战略和数字化应用》一文中,Bracher 和Bührmann综述并评出了将助推骑行增长的一些新兴技术研发和应用。作者主要聚焦于交通规划和基础设施、数字化和“互联骑行”,以及手机文化。文中以乐观的态度,预见未来更好的综合城市规划(包含骑行、公共空间再分配、自行车高速公路、针对自行车新型数字定位和辅助设施等),将会使骑行变得更加主流。他们也对新“出行文化“背景下衍生的自行车生活用品进行了简短的讨论,这类产品的诞生也得益于社会活动的推动。
两篇文章显现出该领域研究和实践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一方面,实践者的文章给出了精彩的回顾,其中涵盖了新规划实践、基础设施发展,以及塑造自行车未来的新技术。但文章却没有关注到这些新生事物所诞生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这也正是研究文章中所批判的。对照Cox和Bunte的观点以及早期的推广活动与倡议,这也许会使这些新发展在促进自行车出行增长方面的效果大打折扣。Bracher 与 Bührmann 提出了“出行文化”的概念,但仅仅是一笔带过,并且没有事实依据支撑文中所讲的“文化的变化”,也没有论述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
另一方,研究文章采用了一个非常精炼又易于将历史因素代入骑行推广的角度——通过两篇案例分析,应用文章提供的思路思考当下的发展将受益颇丰。这为实践者们提供了如何具体地加深对实践背景的理解,成功开展推广活动,充分利用新的规划手段和技术来促进骑行的增长。
两方都可以向彼此学习。对研究者来说,重要的是将他们的方法论应用到现实中的建设开发中去。而实践者将会从更系统化的方法中受益,更好地设计推广活动,发挥新技术和规划的可能性,更多地考虑政治和社会因素将会帮助他们更好地评估哪些将会发挥最优的效益,并预测出哪些措施和活动会高效推进自行车出行。
Bracher 和 Bührmann 实际上在文章中提到了几个实践背景的问题,比如,技术发展和“互联骑行”在明确自行车应是一种轻松、便宜和简单的交通手段,或者,明确“影响自行车与自动驾驶汽车如何连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都是什么的前提下才会成功融合在一起,然而,他们没有在这些问题上深挖,而只是列举了一些例子。寻找这些问题是接下来研究者们紧要的任务,因为文中提到技术发展也可能成为骑行发展的威胁——比如,让骑行变得更贵、更复杂,或是变成了自动驾驶车发展进程中需要克服的“问题”。
这个领域里,还需要许多工作以建立起研究者和实践者的桥梁。在城市规划师培训课程中,加入更多介绍影响基础设施规划和政策实施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因素的课堂会是一种解决方式;提供更多不同领域交流研讨的机会等。这在为研究者带来新研究命题的同时,也将实践者放入一个更系统的思考框架中,改善他们做事的方法和策划的活动——并希望最终能够在社会和政治背景下最大地发挥出这些实践活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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