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时代,主导新兴产业发展的动力是科技创新和文化内容创造,动力源是新兴领军企业或中小企业主导的开放式、颠覆式创新,核心要素是具有高知识技能、高创造能力和高收入水平等特征的知识分工群体。而且,随着信息化、智能化的加快发展,劳动者在体力劳动方面会越来越多地被机器替代,他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聚焦到智力创造上。由此,社会分工将更多在智力创造领域深化、演化,进而引发人类社会知识生产和交易的加速发展、加速富集。
信息时代知识化分工主导的逻辑,是完全迥异于工业文明时代资本化分工所主导的逻辑的。这里所说的“迥异”,一个重要方面就体现在空间布局上。
知识分工群体所追求的,应该是其创造性生产活动、品质性生活消费所能获取满足的最大化,即其创造性劳动的价值最大化和其生活消费的效用最大化。要达成这两个最大化,需要的空间条件一定是要有利于最小化分工个体之间的创造性劳动合作或交易成本、最小化其互为对象的消费服务交易成本。显然,对于消费服务交易行为,更多是需要面对面、跨行跨界进行的;而近些年来对主要创新区域的实践观察和理论分析也表明,创造性劳动的合作或交易也更需要非预见性的面对面交流互动。人们在哪里最能够自如的面对面交流交往呢?都市的中心区显然是满足这一最优条件的最佳空间选择了。
与之相对应,资本化分工主要是依托并体现在适合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模式的大尺度生产线设备、大体量物流、大规模生产线劳动者、长流程的产业链企业集群等。资本所追求的目标是最小化投入成本、最大化产出效益。服从于这一目标,资本化分工的生产空间布局选择主要就应是服务于最小化设备运行成本、物流成本、劳动者集散成本、供应链成本等。对此,我们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我们当下的多数工业城市都是这样布局的,即工业园区的郊区化布局模式。
做以上比较,我们也可以得出以下基本推论:是资本第一、还是创造性劳动的人第一,是资本化分工主导、还是知识化分工主导,决定着产业空间布局将沿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进行选择——一个是城市郊区化,一个是都市中心化,前者代表着历史的辉煌,后者则将引领着未来。
因此,我们的判断就是——既然未来是属于创造性的劳动者的、是决定于知识化分工的,那么信息时代产业布局空间的选择,就应该是服从于这类知识分工群体和他们所从事的智力创造分工性工作或活动的要求。这些居于产业发展主导地位的人群,对于便利快速出行交通、便捷通信交流、宜居舒适生活、品质人文社交等,肯定有着超出一般群体的要求。同时,随着知识分工的深化,知识分工群体的需求也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多元、多级和多彩。而显然,他们只会越来越密集地群居在大都市区的中心地带或风景优美地带,集聚在能够更加复合生活及生产生态、创新创意创造功能的区域,从而一方面带动产业价值链中的动力和控制环节集聚于此,使得这些区域成为或重新成为都市中最具经济活力和控制力的区域;另一方面也在不断促进这类区域向着更加复合、更加多元的方向演进强化。
这一逻辑推演,在近年来如火如荼蔓延发展的科技创新回归都市中心区现象中,可以得到令人信服的实践印证。伦敦硅环岛、纽约硅巷、洛杉矶硅滩、深圳湾地区等都市中心科创集聚地带的快速崛起,正深刻地改变着大都市内部的动力结构和空间功能格局。这些创新创意区域,以信息时代的创新创意人群为服务对象,以信息及知识的全球化流动为牵引,以全时空网络联接和更快速交通通达能力为支撑,以开放式创新创意生态为特征。与之相对应,传统中央商务区(CBD)是适应工业文明全球或区域经济控制需要,以资本的全球化流动为服务核心,以跨国跨区域纵向联接能力为支撑,以封闭式竞争为特征的。这些创新创意区域可否被称为CAZ,目前尚未有权威的学术定论,但是循着“同心圆”空间结构模式提出CBD的逻辑来看,他们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传统中央商务区的“未来”。
武汉市本轮规划修编,确定了“以长江两岸地区为核心,包括长江两岸约1-1.5公里范围,以及王家墩、武广-建设大道、中南-中北、洪山广场、首义广场、四新、谌家矶等构成的十字型地区”为中央活动区的规划范围,总面积约110平方公里。这是本轮规划修编的一大突破、一大亮点。

武汉主城区空间结构图
我们后续的研究和实践工作,应该着眼于突破工业文明思维、摆脱资本主义约束、兼具理性和感性,让更多的历史人文光芒照耀城市、指引未来,从总体战略把握、各类政策设计、全方位路径谋划等维度积极探索、主动变革,努力将武汉的中央活动区真正打造成能够在信息时代引领大武汉复兴的动力之源、实力之基。
既然,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那么我们为何不把城市最核心的空间资源留给他们呢?
具体路径只能在具体实践中进行探索。这里我们只能粗线条的勾勒出一个框架,或者说是一个梦想:
未来的武汉中央活动区,应该是科技创新、人文艺术、创意时尚、生态自然、品质生活的多重复合空间,是融合未来产业场景、未来生活场景的创新创造空间,是纵贯城市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文明升维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