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语酱
编辑丨SaSa
01 玻璃鱼缸
“You are being wat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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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晤士河畔,有一处令全世界人民都为之倾心的公寓,名叫Neo Bankside。它位于伦敦南一区绝佳地段,著名市集和伦敦塔桥等景区步行可达。然而最近,原本作为这片公寓一大卖点的特色——配合周边密集景点设计的高清全景落地窗——却让住户非常困扰,尤其是C区的住户,甚至闹上了法庭。
原因很简单,C区这栋公寓距离泰特现代艺术馆观景台仅有34米的距离。住户称,自己就像住在“玻璃鱼缸”里,时刻供人观赏。
M先生称,当他在家时,他和他的家人不堪其扰,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即使在家也要随时留意衣着得体。不小心入镜游客照已是家庭便饭,更过分的是会有人专门用双筒望远镜观察他们。M先生坐在自家客厅进行了一项统计,发现在90分钟有84人在拍摄了他家房间所在方向的照片。
对面这个极具魅力的艺术馆每年正吸引着约60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好奇游客。
另一位住户C女士抱怨,有些人会给在家中的她打招呼,甚至有不少人对她和她的家人做一些不雅手势。她的丈夫称自己经常可以看到自家照片被或有心或无意地po在社交媒体上。不仅如此,这些公寓所有者及他们的家庭还要承受网络上冷嘲热讽的评论,成为社会仇富情绪的一处宣泄口。这些公寓平均每套价值435万英镑,近4千万人民币。他们的邻居L女士去对面的艺术馆时曾亲耳听到游客们的评论:“这些有钱的**们活该没有隐私。”
02 牺牲掉的权利
该公寓的一些住户终于忍无可忍,向当地法院提出的关闭对面艺术馆观景台的请求。然而就在这个月,高级法院驳回了这项申诉。裁决意见中写道, “原告所有的财产非常特殊而敏感......这种大面积玻璃落地窗对于欣赏风景极为有利,而其代价就是在隐私保护方面的薄弱效果。”他同时为住户提供了诸如使用“网状窗帘”等许多建议,艺术馆前馆长也曾表示希望这样解决问题。
建设规划阶段,几乎是同时建设、比肩而立的艺术馆和公寓 “非常默契”地忽略了这个本可以避免的问题。
也许同艺术馆游客一样,很多人会觉得这只是富有群体的吹毛求疵,但该案件仍然引起了诸多讨论。对于明亮的公寓空间、在家中自由欣赏开阔风景而不必整日窗帘紧闭,是人们努力工作追求美好的城市生活的基本目标之一,与每个城市居住者的利益息息相关。
这种对美好城市生活的追求最终被证明只是个虚幻的白日梦吗?“法律早已明确,家庭住宅是个人的隐私区域,需要得到特别保护,”法官说。对比乡村地区,城市居住者不经意间牺牲掉的隐私权已经非常多了,他们只能藉此换取更便利的生活以及较为和睦的邻里关系。该案件的判决结果开始唤醒城市居住者对自己某些基本权利的捍卫意识。
人权法案赋予每个人隐私权,但只有涉及政府机构侵权时才能发挥作用,而泰特现代艺术馆并不属于所辖范围。所以这个案件只能使用滋扰相关的法条。这些规定通常适用于噪音、粉尘和气味侵扰纠纷,但也包含了隐私侵犯的行为纠正。“我们有时不得不忍受一些事情,”专门处理滋扰案件的律师Jason Hunter表示,“但问题在于,究竟何种程度的侵扰才算越界、才不能容忍呢?这也是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这个界限太难找到了。”
03 隐秘的观察者
无论我们是否有所偏好,城市的密度都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他人的更多机会,而这种机会是对等的。城市管理者和基于数据资产的新兴企业同样在这个“观察者”名单中。
你的刷卡行为记录下你在公交系统中的移动轨迹,驾车者的行为在征收拥挤费和停车费的监控中无处遁形。共享单车企业在提供绿色出行方式的同时也在共享着用户信息,如纽约的Citi Bike,每位单车使用者的年龄和性别都已不是秘密。谷歌地图会拍下你家附近的街景并集合传到网上供公众使用。在许多大量铺设智能基础设施的城市,甚至是乡村地区,你的脸都可能随时随地别拍下来,在管理部门的系统中被识别和监控。
在家中,智能量表记录着你的能源利用,暴露着你几点钟回家、几点钟醒来;许多家庭拥有人工智能语音助手,它们时刻记录着家中的声音信息;在你家后院,你可能随时可能被不知道什么方向飞来的遥控飞机偷偷拍到……
这并不是新卢德主义的幽灵在挣扎,技术带来的城市变化与预期便利群众有目共睹,但用何等程度的隐私权牺牲来换取何等程度的安全或便利,才是值得推敲的问题。换句话说,当管理者或企业好心地希望“改善一部分市民群体的现状”,所做努力真的是他们需要的吗?
2016年4月,新加坡进行了一个在国营老年公寓中安装运动传感器的项目,希望可以通过这些传感器监控老年人身体状况,遇到麻烦及时通知他们的家属。但这项试验很快终止了,因为老年人并不喜欢这个功能。在另一个项目中,有些人甚至直接用毛巾将这些监控器盖了起来。
↑2010年华盛顿邮报制作了一个互动地图,展示了美国的政府和私人监视机构。在美国有超过1,200个政府组织致力于数据收集工作。根据华盛顿邮报在2010年的调查,估计有854,000人-几乎是华盛顿特区居民的1.5倍-持有最高机密访问许可,其中约有30%是私人承包商,这个数字仍在增加。
“我们时刻都暴露在‘第三只眼’之下,”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其《大数据时代》一书中表示,在大数据时代,因为数据的价值很大一部分体现在二级用途上,而收集数据时并未作这种考虑,所以“告知与许可”就不能很好的发挥其作用。正如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担心的那样,今天对于隐私权的忽视,可能就是未来对城市权力愈发集中的现象的“事不关己”态度。随之被牺牲掉的,将是城市的活力。
智慧城市建设中对于层出不穷的新型智能基础设施的趋之若鹜已经引起诸多对于数字伦理的社会讨论。庞杂的数据集不仅已经成为某些经验不足的城市管理者 “不能承受之轻”,更是对公众权利的一次深刻渗透侵蚀。谁来决定我们如何处理这些数据?我们如何确保这些数据的利用不会产生一些诸如歧视、驱逐以及对隐私权的侵害等负面产物?
全球范围内已经有一些城市开始重视这一问题,如巴塞罗那、阿姆斯特丹和西雅图等,他们已经开始尝试出台一些新政策和新服务来尝试降低和缓解对公众利益的侵蚀和数据风险。
↑“数据:对城市生活的承诺。数据使我们能够解决现代城市的主要问题,使它们更清洁,更安全,更健康......但人们需要能够控制数据,而不是相反。”阿姆斯特丹经济委员会制定了旨在帮助机构以更负责任的方式使用个人数据的六项原则,其创新团队还编制了全市所有公共传感器的注册表,以及运行试点,允许人们以匿名方式访问本地电子政务服务等,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个人数据收集。
随着时间流逝,我们将很难再判定隐私权的重要程度:部分市民会清楚地意识到这项基本权利已经少得可怜,而另一部分人群已经逐渐习惯于生存在“玻璃鱼缸”之中。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毛其智曾经提醒,现阶段任何所谓通过技术手段进行隐私保护的宣传都不可轻信,健全法律体系才是唯一有效的途径。
来源:theGuardianCities, Nesta, TADA.city, OneDemocracy, TED, 经济观察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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