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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作为工业化及城镇化的前沿阵地,涌现出众多工业专业镇及世界级产业集群。当下,工业镇进入转型发展阶段,面临公共服务缺失、环境品质低下、用地效率粗放、人才引进困难等困境,凸显“高速度、低质量”的问题,其本质是城镇化质量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品质的城镇空间无法集聚转型升级所需要的生产及生活要素,制约了工业镇的转型升级。2015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未来城市建设的重要目标。进入存量规划时期,珠三角的工业镇迫切需要通过提升城镇化质量,提供满足转型发展的空间载体,实现高质量发展。
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历来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在宏观层面,国外学者研究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形成了以库兹涅茨等学者为代表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的经典理论[1];国内学者以陈佳贵、顾朝林等为代表研究国内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阶段[2-3]。在中微观层面,国内学者多聚焦于工业化与城镇化不协调带来的问题及工业村镇转型发展的问题。部分学者以珠三角为例,认为产业带动城镇化发展的传统路径不再适合城市发展需求[4],探讨不同产业发展与城镇空间变化的时空过程,提出城镇用地功能、提升空间效率等策略,以实现“产城互动”的良好循环[5]。对于珠三角工业村镇的转型发展问题,国内研究集中于三方面,一是针对专业镇的产业转型问题提出对策,通过梳理专业镇的产业发展历程,从产业链建构的角度,提出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及面临的区域竞争、要素密集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人才引进等困境,提出从培育本地创新能力、融入全球产业链、优化城市服务功能等策略[6-9];二是针对工业镇城镇更新改造,从“三旧改造”的角度,分析村镇工业化地区更新改造的土地制度与政策交织、利益主体行为超越等困境[10],认为在保障现有利益分配格局基础上,通过增量利益分配构建区域发展联盟是改造的关键[11-12];第三,从空间特征的角度,研究珠三角工业村镇造成的“半城市化”发展的问题,以佛山等地区为例,分析以村庄为单元的土地开发导致空间碎片化及半城市化的影响,提出通过土地开发治理,避免小尺度的土地开发统筹等实现效率提升及改善空间品质的对策[13]。国内学者对工业镇的产业升级策略、空间现状特征、形成机制、“三旧改造”及城镇更新策略等研究较多,但对产业转型升级与空间的供需关系研究不多,探讨城镇产业升级对空间的需求及其供给策略应是推动城镇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因此,本文立足于空间视角,分析工业镇转型升级的空间需求,总结珠三角不同工业镇逐步实现转型升级的探索经验,以资本三次循环的理论为指导,探索新的空间生产方式,提供转型升级所需的空间载体,为众多珠三角工业镇的转型升级实践提供借鉴。
珠三角工业镇是改革开放后依托地理区位优势及政策条件,以乡镇企业或外资企业为主体,发展成为“一镇一品”或“一镇多品”的工业特色镇。工业镇主要承担产业链中的“组装、加工”等环节,产业发展依托资源驱动,企业多为劳动力密集型及资金密集型产业。工业镇已经成为珠三角城市发展的主导经济力量之一,以佛山市为例,佛山市38个工业专业镇(街道),对佛山经济总量的贡献率保持在80%以上[14]。
目前,珠三角工业镇处于转型升级阶段。Humphrey认为产业升级包括四种方式,分别为工艺升级(效率提升)、产品升级(质量提升)、产业功能转变(向产业链条两端延伸)、产业类型升级(跨产业链转变)[5]。珠三角工业镇产业转型的特征体现在产业结构持续调整,服务业比重不断增加;产业类型拓展,产业链延长,生产性服务业规模持续扩大;产业集群效益明显,形成“龙头企业+配套企业”的产业格局。产业升级是以某个方向为主,多个方向并行的过程。以中山市古镇镇为例,其主导产业是灯饰制造,自2012年以来,产业结构调整显著,表现在产业产值不断提升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逐步超过第二产业,制造业企业数量及产值持续下降,生产性服务业的企业数量及产值持续上升。在此过程中,古镇镇沿着生产工艺升级、产品质量提升及产业功能转变等多个方向实现产业升级(图1、图2)。

图1 2010—2016年古镇镇产业结构变化图
资料来源:古镇镇统计公报。

图2 古镇镇制造业及展贸业企业数量比较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发展动力转变催生新的产业空间需求。由原来的要素驱动、资金驱动转向技术及创新驱动,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需要承载科技创新、金融财务、知识产权服务等功能的空间。
产业转型发展路径从“以产业聚人”向“以人聚产业”转变,需要人性化及多元化的生活空间。聚集人才的关键在于满足各类型人才的就业及生活需求,提供的技术提升及转化的机会,产业平台须融合生活、文化、休憩等功能,并嵌入区域生态体系,营造生态宜人的休憩环境。
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多元化,催生多元化的产业空间需求。向产业链两端延伸需要植入研发、物流、展示等生产性服务功能,需要各类型服务业空间;产业链的更替即是改变主导产业的类型,需要新的生产空间;产品质量提升及工艺流程的改进也需要对原有的产业空间进行调整,以满足新的生产工艺需求,例如更新生产设备,降低生产线的普通工人数量等(图3)。

图3 产业转型升级阶段对产业空间的需求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空间供给难以满足需求,具体表现如下。
(1)产业地块更新导致去工业化,优质生产空间供给不足。在产业地块更新改造过程中,产业用地改造以商业设施及住宅为主而产业为辅,也较少涉及创新空间、公共服务设施及基础设施建设。例如,中山市小榄镇是五金专业镇,三旧改造规划中工业用地由49%降为24.3%,居住用地由37%提升到54.4%,超过50%的三旧地块改造为居住用地,产业用地多为碎片化的工业项目[15]。
(2)空间功能碎片化,新型产业平台难进驻。珠三角工业镇现状建设用地占比较大,大部分镇超过30%(表1)。产业用地沿交通干道拓展,形成“工厂+村庄+镇区”的空间格局,地块面积零散,用地权属复杂,用地效率低下。新增产业平台难以进驻,存量旧厂房改造难度大。
表1 珠三角部分产业镇用地数据统计表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6][17][18]。
(3)城镇公共服务水平低,无法吸引新业态。工业镇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以“镇+村”两级为主体,设施的规模及类型不足,服务水平提升缓慢,与城镇经济体量、人口规模等不匹配,呈现“小马拉大车”的情况。缺乏层次多样、类型多元、品质高的公共服务设施,难以吸引高层次人才。
(4)村镇工业园区陷入“物业出租模式”的路径锁定。工业镇的产业用地及厂房等的经营主体多为村集体,依赖“土地(厂房)租赁—收租”的模式,仅提供基本的生产空间,无法提供多元化的生活服务设施。
(5)产业集群效应凸显,跨镇域协调不足。产业布局由“一镇一品”向“一品多镇”或“一镇多品”转变,产业集群呈现“主导镇+配套镇”的格局。产业及经济联系已突破行政边界的范围,但产业集群内相邻镇之间的用地布局、设施配置、道路交通联系等协调不足,阻碍生产要素流通。
工业镇的产业用地供给、空间功能结构、公共服务水平、产业空间供给机制等方面均难以满足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本质是产业转型的空间需求与工业镇现状空间供给不匹配。
改革开放后至1995年,工业化处于快速发展时期。珠三角地区凭借政策优势及区位条件,对外贸易等外向型经济和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出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景象,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外来人口迅速集聚,城镇化率快速提高,1993年珠三角城镇化水平为38.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10.7个百分点[19]。90年代后,伴随专业镇及产业集群的形成逐步出现专业市场。此时期工业镇的产业空间主要沿道路布局,如珠三角西岸地区的乐从镇、龙江镇、小榄镇等,沿105国道形成产业带。
1995年至2008年,工业化转入中期阶段。受国际经济环境及国内调控政策影响,“三来一补”产业不再占主导地位,高新技术类的产业平台出现,村镇产业逐步向工业园区集中。工业镇的服务功能有所提升,“村、厂、镇”混杂碎片化的空间格局形成。
2008年至今,进入转型发展阶段。产业发展动力要素转变为技术、人才、资金等,产业用地效率有所提升,企业选址更侧重生产性服务及生活性服务配套,产业升级伴随三旧改造快速推进,创意园、科技城等新型产业空间涌现。
珠三角工业镇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从依托低成本劳动力及土地资源发展转变为依托技术创新发展,体现发展动力、发展主体、发展模式的转变。
珠三角在改革开发初期形成以工业化推动非农化的模式,推动乡镇和民营企业快速发展,企业集聚大量的外来人口,形成“半城市化”地区。其发展模式关键在于发展主体及发展路径。
村镇主导下的“多个轮子一起转”推动快速工业化。镇政府、村集体、村小组、村民等均为发展主体,自下而上形成的“多个轮子一起转”的发展模式激活村集体及村民等发展主体对于发展工业的积极性。村民与村集体形成“委托—代理”关系[20],村集体与村民、镇政府等形成“增长联盟”,通过土地租赁、物业租赁等方式,迅速实现工业化及非农化。村民通过出租物业或收取分红获得利益,村集体通过出租物业或自主经营物业获得收益,企业获得利润,政府获得税收。
城镇发展形成路径依赖。企业依赖低成本,产业类型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仅嵌入产业链条的制造环节或展贸环节,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企业同构现象明显,如家具、服装等;部分产业龙头企业带动效应明显,如家电产业。村集体及村民过于依赖“租赁经济”,导致用地性质及产业发展的非农化,形成“制造+租赁+展贸”的产业格局,居民生活品质及城镇建设水平呈现“半城半乡”的特征(图4)。

图4 村镇工业化下的各主体关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传统“以业兴城”模式的负外部性体现在城镇化的“高低矛盾”,表现在人口城镇化率高,公共设施配套标准低,以服务本地居民为主,呈现“城市体量、村镇配置”的特征;建设用地占比高、用地效率低;产业产能规模大,生产性服务业配置不足等。以东莞市厚街镇为例,作为家具及皮具专业镇,常住人口约43.8万人,其中外来人口占78%,建设用地量占镇域面积43.09%,地均GDP为7.1亿元/平方公里,高于珠三角平均水平,但人均公共服务设施为3.8平方米,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7平方米[16],距离国家标准尚有差距,未能满足产业发展及居民生活需求。
空间功能单一、增量产业空间不足、配套水平低、“半城半乡”的混杂环境及村镇为主导、自下而上的供给模式与产业转型所需要的功能多元化、环境品质高、城镇服务完善的空间要求不匹配。以工业化推动城镇化的传统模式无法跳出“高水平非农化,低水平城镇化”的困局,难满足产业升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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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Z],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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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郭文.“空间的生产”内涵、逻辑体系及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实践的思考[J].经济地理,2014,34(6):33-40.
作者简介:
李建学,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创工程师,高级规划师。
获得奖项:
“2018年首届全国小城镇研究论文竞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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