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还在编辑托尔斯泰的日记。托尔斯泰用一个誓言开始每个早晨,然后用内疚的良心结束每个晚上;他打破了每个誓言:他喝酒、嫖妓、吵架、打牌和挑起争斗。我既不吵架也不打牌。
一天我早起,读了一些托尔斯泰的校样,然后去马扎尔·海利肯出版社,我在那里编辑俄国和法国经典作品的匈牙利语译文。文学主编叫我进去。他想显得精神昂扬,但是讲述的故事并不令人高兴。
F想要跟党指派给他的工人阶级女孩结婚,但是他的“资产阶级”女友告诉他自己怀孕了。那段时期流产是不可能的。社会学家的道德观支持那个女孩;他容易犯错的本性支持他的女友,一名阶级敌人。孩子会出生,但是他不能因为一名意识形态上和其他方面都有问题的女人而离开他的准新娘。跟诗人阿蒂拉·约瑟夫一样,F躺在了火车头前的铁轨上。火车轧掉了他的双腿。到场的警察证实,他的好裤子还有抢救价值。
他的未婚妻每天都来医院探望他,F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找到我的党员证了吗?”两星期后,他的资产阶级女友过来,坦白她没有怀孕;她只想他娶自己。1956年,矿工得到消息说,一名党里的权贵住在四楼。F不是党里的权贵,但他碰巧住在党地区办公室隔壁。矿工们闯进他的公寓想要把他带走,然后注意到了他的假肢。他们一起敲它,享受制造出来的噪声。
他是我在出版社的上司。我的同事,校对员塔马什·考托瑙和我会用交缠的手把他抱到电梯里。虽然有点心怀怨恨,遇到意识形态问题时,他总是非常警惕。然而,我利用他的多愁善感,设法骗了他:我出版了伊萨克·巴别尔和布鲁诺·舒尔茨。
我会带着猎人的警惕饥渴看女人。在那段日子里,我觉得没有比脱光了躺在同一张床上更简单的了解别人的方法了。交谈最好在事后,其中弥漫着相互感激和坦诚。卖面包的女孩和理发师,在大学念书的女生和在大学教书的女同事,住在对面的女高音,儿科护士——她们对我来说都极其有趣,且有趣之处各不相同,有着奇迹般的独特性。
我会去火车站,选一趟车,然后在一个小站下车,在宾馆里开一个房间,往主广场望去。狭窄范围内波动着的,缓慢经过的,都是众多的卖肉者,隐藏着,然后突然闯入公众视线。当一个有着漂亮身体的女人经过时,我转过身,停顿了一会儿,抛弃了原来的目标,开始追逐她。我们彼此缠绕,然后松开。同婴儿咿呀说话的家庭主妇就是一眼泉水,跟阁楼里发现的旧日记或者离婚法庭上的深仇大恨一样珍贵。
我给一个把自己的号码通过共同朋友塞进我口袋的女人打了电话。我取消了所有计划,去了她给我的地址,在上楼梯的过程中试图猜测她会穿着什么:内衣还是武器,她怎么做到独处的,从近处闻她会是什么气味?我走过去,在她身旁坐下,听她说各种各样的事。我还没听到一个完全无聊的故事。什么样的情景能让我快速拥抱她且完全不会遭遇反抗呢?什么样的触摸能让她颤抖并像孩子般哭泣呢?之后会发生什么?她会给我回电话或者在不可能的时刻意外出现吗?
十六岁时,我们处境尴尬,因为身体已发育完全,但认识仍旧童稚。二十七岁时,我们局促不安,因为思想已经成熟,但血液仍旧童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