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独立的货币的现实。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为便于要素流动,要发挥各地优势,通过一个大湾区的标准,促使内地的产品提质增效,通过港澳的平台走出去。
第二个是发展惯性问题。内地的发展通常都是行政力量主导的发展模式,地方政府实际上是区域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推手。“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区域发展的重点是跨区域协调发展,目的是实现从行政区主导的发展模式到功能区主导的发展模式的转变。在大湾区,这种发展模式必须调整,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区域从自然区域连接体到经济共同体到社会共同体的转变。
第三是是高密度的发展。从区域或空间规划角度看,如何在如此大的区域内(比荷兰大50%,较比利时、沪杭宁大一倍),充分利用密度的好处和优势,避免和减少高密度带来的害处。
第四是主体的诉求不同造成对大湾区的期许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在《纲要》编制的过程中,如何平衡三地的利益,就涉及到各个城市的定位问题。《纲要》在对各个城市定位的时候,就充分考虑了它的现实性、历史性和前瞻性。像给广州、深圳定位时,更多考虑的是怎样与香港形成一种差异化的匹配。如在打造国际航空枢纽方面,广州可以成为南中国的门户枢纽,这就是和香港的一个具体差异。再比如说香港港口的航运功能,希望实现香港从吨位大港向价值大港的转变。现在广州和深圳一直在做量的扩充,但质的提升更重要。因此,接下来广深注重形成合力,进行转型,提升价值。在这方面香港已先行一步,所以《纲要》维持了香港航运中心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