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上海城市规划》精心组织业内专家学者回顾规划建设发展之路,聚焦长三角发展及上海城市建设,讲述住宅发展、风貌保护、城市总体规划、交通规划等发展历程。希望读者能从专家饱含深情的总结中,感受到城市发展变迁的成就、规划理念转变的成果,体会到规划师们的不懈努力和追求。我们坚信,规划师们会将这种精心规划的精神代代相传,不断更新理念、提升水平,更多地关注民生、以人为本,编制科学合理的城乡规划。
40年改革开放,我国的住房供给和住宅建设体制经历了根本性的变革过程。主要体现在由先前的无偿分配住房,逐渐过渡到由市场售买供应;住宅建设也由国家计划统建,进而到由公私和境内外企业投资开发管建的市场化转变。与此作为前提的是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所实行的土地有偿使用的批租方式,为房地产规模开发,提供了空间支持与保证。蓬勃发展的住房建设,以亿平方米计的年建设量,极大地改善和提高了城市的居住水平和生活质量。
由于设计市场的对外开放,促使境外的建筑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融与共创,使得住宅建筑形式和居住地域呈现出多样丰富的空间意象与形态。遍布城镇大地,矗立处处的新住宅群落,成为彰显改革开放成就具有标识性的新地景。持续增长的住宅建设的质与量,同时也带动起众多相关行业的兴旺发展,使得房地产业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之一。
在大量建设新住宅的同时,也十分关注于城市低质量老旧住宅的居住环境改善。城市旧区的拆改建新,在改善原住民居住条件的同时,也唤发出所在用地的潜值,得以在重组地域功能、重塑城市面貌等方面,取得多重的成效。在旧住区改建方针上,也经历了大拆大建,进而从改善、改造、更新与保护等多方面,因地制宣地权衡改进和政策调整的过程。
伴随大规模的住宅开发建设,负有直接导控使命的居住区规划,以及相关的规范制定和建设管理的机制,也经历了不断适应与改革过程。
在规划的理论与实践方面,首先,关于城市居住的意涵,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所引介的“居住环境”概念,就启示了对居住者主体以及与之互相作用的环境客体的生态关系的认知。之后,又有“住区”、“人类居住科学”等意涵的借鉴,拓展了基于物质设施与空间组构的居住区规划理性的诠释和视野。
在规范所定的居住区规划的空间分层结构中,源于西方邻里单位的“小区规划”,是通常用于住宅建设的基本空间单元。它以排斥城市道路交通干扰,以街区功能内向平衡为理论原旨。如早年曾有城市提出以人均居住面积4 m2为规划目标,以10 hm2用地,建10万m2,住1万人,并内置中小学等基本设施的小区规划模式。但实际中随着人均居住面积的增长、居住人口的减少,导致部分公共设施功能势必外溢,而需在多个街区中再加以平衡布局,从而出现对“小区”原意的重新解读。
随后由于住区私家车的快速增长,以及公共设施的增减等动因,曾有如“小区规划导则”和“住宅性能评价体系”等规则和标准的推出,以及对既有居住区规划国标的修订等应变性、弥补性措施。
1990年代初,出于对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视和聚居地域社会属性的再认识,而超越住区规划的物质性,转向更多地关注对社会性的需求与支持。
居住区规划是强调自下而上的居民自主参与,紧贴邻里生活实际,并结合社区管理及相关部门协作的规划工作方式。近些年,特别对既有住区的规划调整与更新,已有趋于较为成熟的规划作业模式,更具职业化的社区规划师角色也已应运而生。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中,社区15分钟生活圈的研究和推出,以及其他学界、业界相关的研究和实践成果,都为充实、完善社区规划理论成型和实践成效作出了有创意的贡献。另外,上海推行的大型居住社区规划方式,更在区域协调、功能互济的格局中,优化了社区与关联城市设施的空间配置和生态环境质量,并在综合就业、出行、住房保障、生活需求等方面,拓展了社区规划新的路径和领域。
近年因城市土地约束使用而趋重于内向发展的转变,更重视对建成地区人文品质和生态质量的提升,以及“城市双修”等的需要,也为既成住区的历史文化保护和改建更新提出了规划与城市设计新的指向。
纵观几十年来空前规模的住宅建设和相关政策的施行,推动了房地产业的兴盛繁荣和市场化运作机制的成型,快速提升了城市居住品质,而显现出卓著的社会经济功效与成就。由此也为未来中国城市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积累了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的经验,奠定了较为丰厚的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城市化奇迹:从1978年到2017年初,中国城镇化水平从18%提高到57%,城镇居民的数量从1.7亿增长到7.6亿,预计到2030年我国14亿人口中将有70%生活在城市中。上海的发展速度更为惊人,截至2016年,上海的城镇化率已达88%以上,高居全国首位,其常住人口规模超过2 400万,建设用地面积超过3 100 km2(是1979年的12倍有余),已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级超大城市。
不过,这也催生了一种激进的城市发展态度。一方面,鼓励城市边缘向外快速扩张,以满足大量建设用地的需求;另一方面,在城市中心区倡导大规模、高速度的城市旧改与更新。这被我们称为“增量型”城市发展模式,不仅将“新”的价值序列永远置于“旧”之前,而且认为“新”即意味着“变”,只有快速地“变”,不断“去旧求新”,城市文明才能保持其先进性和优越性。按照这一逻辑,“更新”即等同于“去旧”,“大拆大建”才是“旧区改造”的唯一途径。尽管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发展模式的确解决了不少城市建设的历史欠账,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其弊端也日渐暴露,尤其是对不可再生的城市建成遗产造成重大威胁,形成大面积的破坏。
与此同时,另一个与之平行、看似“保守”的城市发展理念——“历史保护”的观念开始浮出水面,由弱变强,并逐渐获得学界、政府乃至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同,对增量型模式构成抵抗与遏止。尽管与其他历史文化名城相比上海是一个年轻的城市,但在遗产保护方面的工作起步较早,不仅率先突破了“文物保护单位”的观念桎梏,依据上海地方性遗产的自身特点建立了“优秀历史建筑”的特定保护理念和制度框架,而且将保护的对象和范围从单体建筑扩展到街道开放空间,再到“历史文化风貌区”,形成了“点—线—面”的整体性、立体化、全覆盖的城市建成遗产保护体系。更重要的是,这一体系通过两件事得以“合法化”:一是2002年颁布的《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二是从2003年开始编制并逐步完成的上海44片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中心城区12片,郊区32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前者是上海建成遗产保护工作中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性法规,明确了“历史文化风貌区”的定义和保护要求,在国内首次提出产业建筑保护的概念;后者则突破了传统控规的技术模式,首次在法定规划层面将历史保护与开发建设“两规合一”。这一规划理念与方法的创新不但确保了建成遗产保护真正在城市规划与建设管理中得到有效落实,而且也为其他专项规划与控规的“多规合一”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技术路径参照。
近年来,随着建设速度放缓,上海城市发展进入存量阶段。这意味着,一方面,仍有必要继续组织开展保护对象的扩大深化研究和优秀历史建筑的遴选工作,尽可能地补充和完善既有的风貌保护体系;另一方面,则必须针对风貌区内大尺度开发建设活动显著减少、小尺度改造行为日趋活跃这一新状况,探索一种以“有机更新”为目标的精细化保护规划体系。
与“更新”等同于“去旧”这一逻辑全然不同,在“有机更新”的视阈下,新与旧、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永远是辨证统一的,两者之间并无孰优孰劣、孰先孰后的问题。城市发展应当“与旧为新”,拒绝暴风骤雨般的革命式更新。只有这样,作为生命有机体的城市才能在动态更新的过程中既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又将其独一无二的“基因”传递下去,实现永续发展。现行的规划控制引导主要服务于大规模、大尺度、快速度的城市建设与改造,强调量化管控和指标化建构,不但忽视了城市的多样性特征与城市自身历史形成的基因特质,而且无法对“有机更新”发展逻辑下风貌区内持续不断的小规模、渐进式、日常性的城市改造行为与活动进行有效治理,亟需转变基本思路和技术方法。
在过去10年间,依托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的历史街道编制保护规划,上海创建了一套以街道空间网络为载体的精细化规划体系,致力于解决如何在法定规划的基础上发展新的规划技术,适应存量时代城市有机更新的发展目标,确保历史风貌品质的延续与提升。这一体系具有3大重要特点:一是要素化,即为街道空间的全部建成环境要素制定定性的、细化的控制导则,弥补了量化规划指标无法顾及的内容;二是建构“总则—通则—分册”的规划编制技术框架,实现对街道总体风貌品质与街道个体多样特征的有机整合与统一;三是搭建精细化管理信息平台,在总规划师制度下,解决不同职能政府部门在条块分割状态下难以协同管理的问题。该体系在上海市徐汇区和长宁区获得全面推广,取得显著成效。
回望40年走过的道路,不难看出上海的城市更新与历史风貌保护之间相互关系的巨大转变。从最初增量阶段的对立走向今天存量时代的融合,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城市的有机更新。同时,当我们以一种更加动态的眼光和更加宽广的视野去审视城市文明的存续与更替这一终极议题的时候,“有机更新”的内涵与外延将不止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这一单一范畴,而是延展到其他城市领域,如城市生态系统、城市社会系统、城市经济系统等。在这一时代语境下,基于有机更新目标的城市规划在理论和方法上应当如何应对?是否需要全方位的转型?如何转型?这些都是我们当下应当积极面对、思考以及解答的问题。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原总规划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传统手工绘制总图时代的纪念与计算机绘图时代的开启——记2001版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总图绘制
一、传统手工绘制总图时代的纪念
1994年,在上海市规划院绿房子底楼大礼堂,绘制总体规划大图板的情景如图1,照片反映的是1994年,在规划院绿房子一楼大礼堂绘制总体规划大图板的情景(照片右起:金忠民、沈莲萍、钱欣、曹晖、王芸、熊鲁霞、李超)。这是计算机即将在规划绘图中普及,由人工绘制彩色图版的最后时期。

图1 上海市规划院规划师们在手绘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图
在上海市规划院60多年的历史中,能有手工绘制总体规划大图板经历,并能留下当时的创作瞬间应该是十分幸运的。对现今年轻规划师来说,以后也许只能从“史书”中读到这些趣事。
整个制图工艺现在可以载入“史册”,也将成为“世纪文物”。首先是制作一块图版,用木楞打框再钉上五夹板。全市7.5万和中心城2.5万的图版,近3 m×6 m大小。然后,采购全棉的本色龙头细布,按比图版略大的尺寸裁剪缝纫。接下来就是将布用水浸透,铺在水平架起的图版上,所有人站在四周用力往下拽,使布紧绷在图版上。如果布没有拉足够紧,裱上的图纸将会起皱。这时几个小伙子就会趁机吊在图版边上,像一个个重锤。
将布用图钉固定在图版四周后,就是往上裱图纸。这是一项经验活——要平整、对齐,并且最关键的是要做到图纸晾干后不会开裂。这一晚上是牵挂的,第二天一早,我们往往会径直奔到大礼堂察看是否一切顺利。
说到“大礼堂”,有必要介绍一下上海市规划院的老楼,即现今铜仁路333号历史保护建筑。这曾是上海颜料大王吴同文为他女儿建的陪嫁礼。由于发迹于船舶涂料的买卖,所以整幢别墅的造型和细部引用了船的符号。这幢住宅有两个第一,一是第一个在花园住宅中使用电梯(仅容2人的三角电梯);二是第一个在住宅舞厅中使用弹簧地板。上海市规划院刚搬入时,舞厅改造为院大礼堂,那时弹簧地板已经损坏,被换成普通地板。当时的总体规划大图板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环境中绘制的,现在想来真是非常有趣。
裱图顺利完工,便是将图版竖在墙上——于是上海未来蓝图的“绘制”就在我们手下开始了。就像图1所显示的,我们在梯子上爬上爬下,像愉快的油漆匠(图2为1994年,规划院绿房子花坛前,在总体规划草图前的留影。照片右起:李超、徐毅松、王永新、陈友华、林伟明、熊鲁霞)。

图2 规划院规划师们在绿房子一楼花坛前合影(1994年)
绘图完成后便是在图的四周裱上绫,然后切割下来,如果考究点还会装上轴——至此“上海未来发展的蓝图”就展现在人们面前。
如果说1976年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总体规划大图板的绘制是在1982年,而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就是1994年图板。
二、计算机绘图时代的开启
1995年早期计算机尚未普及,电脑绘制总图是在全院的计算机中心,由计算机中心副主任刘根发亲自操刀。记得当时的计算机经常会死机。我们拿着图纸坐在刘根发旁边,一根线一根线在小小的屏幕上找准位置输入、上色……往往忙活几个小时,突然死机。尤其发生在加班的晚上,真是十分崩溃。但是,刘根发总是很淡定、若无其事,还会笑着从头再来。
1995年后期,随着计算机绘图技术的进步,在总体规划绘制的“工业革命”中,新的年轻一代成为新生产力的主力军,中年一代快步跟上。院总体室很快就普及了计算机。
现在这一切都成为历史,但依旧怀念手工绘图那种集体劳作的交流与欢乐、那种“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现实感,怀念曾一起工作、共同奋斗的总体室的伙伴们,一起参加上海总体规划编制的领导和同事们。
详情请关注《上海城市规划》2018年第6期《改革开放40周年之规划发展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