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的都城多次迁移,无论是河南偃师、郑州早商的,或是安阳殷墟晚商的,从现有的考古资料上都看不出有明确的轴线形态。西周的丰、镐二京早已毁弃,位置不确定,无从了解其布局。东周的雒邑(成周),被汉魏洛阳叠压,无法考证其详。春秋战国时各诸侯的国都,大都是以高台式宫殿为主体,周边里坊工场基本上是自由拓展,也未见有明显的轴线格局,只有流传至今的《考工记》对王城规划有明确的记述。
《考工记》大约成书于春秋晚期,是一部以官职为纲,记述工程和工艺制度的典籍。因《周礼》六“官”(天、地、春、夏、秋、冬)中遗失了“冬官”,而《考工记》的体例与其他五官相似,所以后人把它补入,也可以称为《周礼?冬官》。该书中的“匠人”是一种官职,其职责中有一项是“营国”。“营”即规划,“国”即都城。国的制度是“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即途)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轨是距离单位,夫是面积单位。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引发了筑城的高潮,但文化歧异,百家争鸣,还没有形成“中轴”的文化心理条件。上述“国”的规制,实际上体现的是一个“九宫”式的十字对称的构图理念。“九宫”构图,缘自阴阳家的天文地理模式,它更具有神秘的象征意义。齐地(在今胶东)山海相连,天象变幻莫测,是阴阳家一派的发源地,前辈学者考证《考工记》出自齐国是有道理的。总之,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都城尚未发现中轴线的遗存。秦的都城咸阳,是以咸阳官为主体的宫殿组群,在还没有发展成城市意义的都城时便被项羽烧毁了。秦始皇统一天下,高度极权,又大量驱使奴隶营造宫殿陵墓,他追求的是绝对霸权,绝对扩张,绝对奢华的极端行为,因此也就不可能出现有一定规制又有一定人文色彩的中轴线式的都城。
汉初在秦末大战乱后迫切需要休养生息,朝廷的国策是以“自然”、“无为”为主的黄老(道家)学说为主导,因之在都城建设方面也不去刻意追求某种特定的形制或象征意义。汉长安的主体是在秦代兴乐宫(汉更名长乐宫)的外面扩展的大型宫殿群组,各宫间缺乏必然的联系,南面正门安门内是一条大道,但并不是城市的中轴线。
真正开始有中轴概念的都城是在东汉洛阳基础上完成的魏(曹)晋洛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降至东汉,董(仲舒)派的儒学成了统治社会的主导理论。东汉建都洛阳,筑有南、北二宫,虽然不在同一轴线上,但两宫间有复道相连,可说已有了南北贯通的萌芽。曹魏和西晋,全面改造了洛阳。新洛阳以北宫为主体,宫前辟大道直对都城南门宣阳门,大道两侧安排太庙、太社(左祖右社),形成明确的中轴线。但由于北宫偏于城西,新皇城的北门也偏西,所以中轴线仍然不是南北贯通。十六国之后的北魏首都洛阳更加恢宏规整,大大拓展了外郭,中轴线向南延长至洛河以南。
东晋、南朝的建康是在丘陵中拓展形成的,它延续着西晋洛阳的格局,但把中轴线向南延伸至“国门”以南,向北延伸直抵皇城。
上述洛阳、建康,尽管已开始出现明确的中轴线,但它们毕竟都是在前代地方城市基础上拓展,受到许多条件限制,难以真正发挥出理想的皇都气派。中国历史上平地营造的第一座王都是隋唐长安,它的中轴线是中古时期皇都的代表。
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年)开始营造都城大兴,至隋亡基本建成。唐代沿用,更名长安。这是一座规模空前绝后的大都城,东西9721米,南北8651.7米,面积达84.1平方公里。中轴明确,宫室、市场、里坊对称布局,充分发挥出大国盛世都城中轴线的统驭功能。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又新筑东都洛阳,唐代沿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座平地营造的都城。由于它的地理位置适中,水运便利,物资丰富,所以自盛唐以后,其地位已超过了长安。洛阳的宫城以南临洛水定位,宫前跨洛水的天津三桥,增添了京城前方的恢宏气势。由此而形成的中轴线偏于城西,但城南正门定鼎门内大路向北正对北门,贯通全城,所以仍然显示出强烈的中轴线气派。
唐末至元,中国处于多政权并存的状态,也是城市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这时期的城市有两大特点:一是街巷制代替了里坊制,横(东西向)街加多,城市活力大大增强;二是都城中轴线更具有人性的尺度,其标志是中轴不仅为宫室壮威,北端止于宫城,而且穿过宫城向南北延伸,将市井与宫室融为一体。北宋的汴梁(开封)和金朝的中都最为典型。元大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三座也是最后一座平地营造的都城,很明显是吸收了金中都和宋汴梁中轴线的形态又参考了《考工记》的模式规划的,并一直延续至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