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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微信全文推送的文章很特别,第一,这是本刊首次尝试“网络首发”的形式,以往的文章都是纸质期刊发表了再上网,大家可以捧着杂志读,也可以在网上看。网络首发的方式是把一些时效性较强的文章先在网络上发表,然后再印到杂志里面去,这样也可以缓解杂志稿件挤压的情况。第二,本刊顾问编委张庭伟先生专门写了这篇文章,试图从学科的角度、理论的高度,回应眼下规划行业的诸多困惑,读来颇受启发。
当前中国的变化,并不是范式的转换或完全改变,而是范式的改革。虽然外部条件及政府期望有所变化,但是的基本理论及工作机制没有改变,特别是的初心没有改变,而且不应该也不会改变。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国家对规划的根本期望,就是规划的使命,规划的内容及规划方法应该延伸。
【文章编号】1002-1329 (2019)02-0009-05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819/cpr20190203a
【作者简介】
张庭伟(1946-),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系荣休教授,国际中国规划学会(IACP)顾问,首任主席。
【收稿日期】2019-01-14
精彩导读
【摘要】从学科的起源、使命、规划机构设置,及国际规划界发展趋势的简要回顾,讨论2018年以来中国规划界正在经历的规划改革问题。认为规划改革应该基于两条基本原则:一是改革必须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方向;二是改革应该符合国际规划界已经经历的演变方向。
【关键词】;规划改革;规划范式转换
ORIGIN, MISSION, AND INSTITUTIONAL SETTING OF URBAN PLANNING
ABSTRACT: Based on a brief review on the origin,mission, and institutional setting of contemporary urban planning,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ternational planning fiel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n-going planning reform and institutional reorganization in Chinese cities since 2018.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planning reform should be based on two principles: first, the reform must conform to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second, the reform should conform to the evolution direction that the international planning field has already experienced.
KEYWORDS: urban planning; planning reform; planning paradigm shift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工作可以用“渐入佳境”来概括:各级政府认识到规划带给城市的积极影响因而给予支持并寄予厚望;市场借助于规划之力而得益获利;社会也看到规划的成果——城市面貌更新,基础设施提升,社区环境有所改善。虽然也有批评的声音,但基本上是对规划工作的肯定。与此对应,规划师对自己的工作虽不能说尽如人意,却是自信的。进入新时代,中国面临国际上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作为公共政策的中国规划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一方面的重要性及责任得到中央政府的强调,规划师对本职工作更加热爱;另一方面建立已久的工作机构正在重组,规划工作的内容需要改革。为此,重温规划的初心,回顾规划的使命,检查规划的安身定位如何有利于保证初心、完成使命,也许不是无用之举。文中所讨论的内容,很多是规划界的常识,在此回顾,是希望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及讨论。必须指出,当前中国的变化,并不是范式的转换或完全改变,而是范式的改革。虽然外部条件及政府期望有所变化,但是的基本理论及工作机制没有改变,特别是的初心没有改变,而且不应该也不会改变。初心代表了这个职业的底线,没有了底线,就不必存在了。对规划师来说,明确自己对社会的贡献,担负起自己的应尽职责,只要人民有需要,社会有需求,将继续保有强劲的生命力。这一点,环顾世界各国富有成效的工作,以及代表国际共识的联合国人居署各项涉及的决议,当不证自明。
规划:初心不变
今天的工作来自于两个源头。一个始于数千年前,自人类定居开始,对自身居住环境的构建活动——建城、造房、筑路、排水等,都需要有经验的工匠,中国古代“匠人治国”的起点乃是这样的城市建造活动。它们体现了古今中外最基本最传统的规划师职业,即以土地开发为基础的物质空间的构筑。规划工作的第二个源头则年轻得多,始于19世纪英国这个世界上首个工业革命国家。由于工业的快速扩张及对土地开发利润的极度追求,使工人和贫民的居住环境恶劣,引发了社会改造运动,主要诉求是改善城市生活环境质量,被托付了推动社会进步的重任。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讨论了当时大量存在的城市问题,包括工业城市的形成及工业区位选址、及城市住宅等。他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指出了城市问题的根源,认为:症结在于英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居住环境问题表现为及管理问题,其实和社会问题(贫困,缺乏公共服务等)密切关联。得到的结论是,解决城市问题不仅要关注物质性的土地、空间,更应该关注生活在空间中的人,以及作为人居大背景的社会[1]。城市问题是社会发展诸多问题的一部分,解决城市问题必须放在社会发展的整体框架中。这样的认识培育了比较完整的规划工作的初心,包括两个维度,一是以土地利用及物质空间的构筑为规划工作的基础及抓手,二是以此来促进城市社会的全面发展。这两个维度互相关联、不可分开。社会发展的目标通过土地使用方式、空间布局及城市形态来表述;而空间格局及城市形态则具体落实了抽象的社会发展目标。最经典的实例是霍华德在1898年出版的传世之作《明日的田园城市》[2]。作者通过对一个理想城市的规划描述,表达了对理想社会的基本构想。该书第一版原名《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更加明确地说明了作者的初衷——的实质是社会设计而不仅是空间形态设计,而实现的途径是真正的改革。美丽的田园城市是美好社会的物质形态外衣,为抽象的理想社会提供了一个人居环境模式,那里环境优美,兼有工业农业,货运与人行分开,居民亦工亦农,社区自治 ……田园城市几乎体现了霍华德理想社会的全部要素。
很多学者对历史上规划工作的物质性初衷,以及后来的社会性演化作了研究。泰勒在《1945年后西方理论的流变》中提出,“视城镇规划为土地使用及已建环境的形态规划和设计活动——可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乃至20世纪初,甚至更早。远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城镇规划就被理解为一种独立的事业——被视为建筑设计的自然延伸,……”[3]19但是这种规划观首先经受到19世纪英国城市改造运动的冲击。早期社会主义者欧文在试图改善城市工人区的生活环境时,发现问题并非仅仅依靠改善土地划分或空间构筑规划就可以解决,而必须制止私人所有者依靠土地谋取暴利。同样,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提出土地集体所有的理念,也反映出早期社会主义思潮对他的影响[2]。土地集体所有的想法当然无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因为产权私有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因此,花园城历来仅仅被当成一种人居环境设计的模式,完全隐去了其包含的政治经济学成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大量的城市重建及国家经济实力的复原,使城市建设项目大增,成为城镇规划的黄金时代。在战后恢复期的特定条件下,新城建设和旧城复建是规划的主要内容。开始时的规划工作基本上是物质性的。然而建设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非物质性的问题,终于引发了1960年代初第一波对物质性规划的批评。意见集中在几方面。首先,纯物质性规划过于局限在空间形态及设计方面,漠视社会问题即人的问题。那样的规划往往满足于物质环境建设,却忽略了物质环境(包括人造环境和自然环境)是为人所用的,不能见物不见人。特别是对“环境决定论”的批评,认为再好的物质环境也难以决定生活在其中的人的生活质量及社会行为,所以出现过建成新区的社会结构反而较改造前更加涣散的问题,证明居住环境对居民的影响有局限性。其次,城市发展是动态的,无法以极终指标来固化[3]38,42。布朗的《为人民做规划》对此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4]。他指出,“每一个规划在实施的过程都很容易遭遇不可预见的事件。作为公共政策的一个实施手段,规划必须拥有承受这些变化的能力……如果规划(固化于极终目标而在现实中却又不得不)被调整到无法辨认或最终甚至背离了初衷,那么不但规划定出的目标无法实现,还破坏了公众将规划视为公共政策一个可靠实施手段的看法。”[4]3;[3]43因此规划必须保持动态调整,否则,由于外部条件变化导致城市发展无法符合原定目标,将影响规划作为公共政策的可信度与严肃性。
政策必然有时代性,必须与时俱进,也包括了作为公共政策的。如果能认识到规划应该包含促进社会发展的广阔内容,而社会发展是持续变化的,具有阶段性,就不会把规划局限于物质建设的固定目标。对此,布朗提出:应该把规划“分成一系列的步骤,每一步的行为都受限和取决于其所处的阶段,但每一步都力争为下一阶段的战略胜利预留最大的可能。”因此规划工作在本质上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规划应当作为一种弹性的策略。”[3]43此后,规划是一个动态过程的理念成为各国规划界的共识。联合国人居署理事会在2015年通过的《城市与区域规划国际标准》明确指出:各国政府应该“推动将空间规划作为一种促进机制和弹性机制……” “城市与区域规划不只是不同空间尺度的产品……更是一个过程……”[5]正是对此的全面总结。
经历了1960年代后期的全球性政治动荡后,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讨论城市问题被重新认识。发达国家的规划师和公众都认识到,城市土地和房地产开发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作,市场的影响力大于规划的影响力,规划要起作用,就必须了解市场。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规划工作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公私协作(PPP),应该反映政府(理论上代表了选举他们的公众的整体利益)、企业(资本的利益)、社会(各种社会集团的利益)三方面意愿。实现公私协作最可行的途径是沟通协商,即有公众参与的协作性规划。这样的认识,成为今天大部分国家规划工作的基础,规划越来越和社会发展结合,有社会科学的融入。
规划的初心不变,但是不同时期可能强调不同的重点。历史证明,对规划的认识是螺旋形发展的,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倾向,但某个时期的倾向不一定等于最终的“拍板定案”。麻省理工大学已故资深教授罗德文(L. Rodwin)在《作为一门职业的》中回顾了美国规划工作的演变[6],认为对规划“职业身份”(identity)的理解经历了早期、青春期及成年期。早期美国城市的规划工作由测量师、房地产开发商、工程技术人员来共同解决交通、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等物质性问题,没有专门的规划师。此后规划工作被浪漫化为一种“公民艺术”(civic art),规划师与建筑师、景观师一起美化市容,规划的核心工作似乎就是实现物质建设的美丽梦想,进入了“青春期”。其后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规划师渐渐认识到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对城市发展的巨大影响,规划事实上成了公私各方处理、控制城市发展的工具,规划从“青春期”走入了“成年期”。美国城市的规划机构作为政府的行政部门,其日常事务包括提出并且落实社区发展项目、规划并且管理公共设施建设、制定并监督区划法规及设计导则、审批开发项目、颁发开工执照……大部分工作是行政性、政策性、技术性的。落实规划决策往往受到城市的经济状况、领导人的喜好、政府内部的权力关系、社会舆论等因素的制约,很多时候规划部门对物质空间的考量被淡化从而不得不服从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6]14。但是也可能在城市发展的某个阶段,城市经济上升需要扩张发展空间,或遇到某个大事件如奥运会、博览会,或某个新领导人特别关注城市形象,物质性建设都会上升到主要地位,于是规划工作的重心会转向物质性建设规划。尽管如此,物质性规划也不会忽视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规划师必须同时考虑物质建设与社会发展两方面因素。
可以看到的趋势是,现代不仅关注用地及空间,更关注空间中的人。犹如广为引用的《道德经》所说:“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空间是规划工作的抓手,规划构筑空间的根本目的乃是为所有生活在空间中的人能够“用”,涉及到整个社会和社区。美国规划协会(APA)的会标上写着“让伟大社区成为现实”(Making Great Communities Happen)的口号,反映了现代为大众服务的根本目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6年-2035年)》的批复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正是规划工作的初心,也是规划工作的底线。
规划:使命延伸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规划工作以来,规划的使命经历了演变延伸。古代的规划活动集中于城池宫殿的选址布局等物质建设,主要使命是体现决策者的愿望,如此延续了千年。然而二战以后,时代变迁,现代规划的性质越来越转向公共政策,体现公众的愿望,保护公共利益是各国规划师公认的根本使命。作为公共政策,规划工作必然与握有行政权、政策制定权、而且在理论上代表了公共利益的政府密不可分。在中国,的政策属性尤其突出,1970年代以前就曾经被定位为“国民经济计划的继续和具体化”“落实国家经济建设五年计划”的使命。在新时代,政府赋予规划的根本使命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7]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包括了经济就业、生活条件、环境质量、社会保障等多方面内容,其中极大多数与有密切关系,这就是国家对规划的根本期望,就是规划的使命。但是,过去相当时期内的工作以地方城市的经济增长、空间扩张为要务,对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关注不够。虽然2000年后已经从传统的总体规划延伸到战略规划,从土地利用拓展到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和国家发展规划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基本上仍然局限于物质建设,对规划作为公共政策应该具有的更加广泛的非物质属性不够重视。大部分规划师肩负编制、上报、管理地方层面物质建设规划的重担,不但难以满足国家层面对的更高期望,也缺乏通过规划工作来落实国家期望、同时反馈给国家政策制定部门的渠道及能量。简言之,的软实力太弱,的话语权也太弱。一个实例是,在进行规划工作改革的过程中,界的意见、规划界对自身改革的愿望反映得不尽如人意。提升的全局性、政策性和软实力,正是规划必须改革的重要原因。应该明确,必须改革但不是完全推倒重建,原因很清楚:世界各国城市近百年的实践,中国城市几十年的实践,都证明、特别是落实到地块的区划法规或控制性详细规划,对管理城市土地的用途、开发密度、形态等是行之有效的,历来得到社会各方的认同。何况,在讨论空间规划时首先需要的是界定空间边界,而界定任何一个三维空间边界的基础,仍然是底下那一片二维的土地,因此土地使用仍然是所有规划的基本因素。回顾历史,人类发展的过程不是直线的而是曲折的,不是单因素而是多因素的,把某个发展阶段主题的改变,提升为划分文明的标准,需要慎重。
规划的使命有演变,会延伸。当前对规划工作的改革不等于的降级,更不等于的消亡。的改革除了应该更多作出社会发展及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之外,在规划内容及规划方法两个维度都应该延伸。在规划内容方面,主要的工作重心应该向下延伸,下沉到社区、乡村层面。一些城市正在进行的微规划、社区更新、智慧城市、健康城市等工作都和社区生活密切相关;一些地方已经开始的新农村建设、乡土建造,都是很好的延伸。在规划方法方面,大数据,人工智能应用,特别是高新技术在交通规划领域的应用,都已经有了可喜的创新。当然,规划技术的创新必须体现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为居民服务而不是仅仅为管理者服务。
规划:安身何处?
当前机构的变动,引起了广大规划工作者的关注,因为规划在何处安身,不仅是一个名称调整的问题,而且反映出对的认识及规划工作的定位。众所周知,在性质上属于城市地方事务,所以世界各国城市基本上都设立有相对独立的部门,所管理的事务也基本相似,其工作的重心则在城市社区。因为一切宏观发展的目标及政策最后都必须落地到基层,服务于居民。例如芝加哥市的规划与发展局,其职责是“促进城市及其社区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性”。所属部门包括社区经济发展、历史建筑保护、住房政策及管理、土地使用规划和政策、可持续发展、增税融资政策(TIF)、劳动力政策和区划法规管理等。基于笔者1989-90年在芝加哥规划局的实习经历,规划局极大部分事务牵涉到社区,规划师的主要工作是联系基层社区组织[8]。同时,规划局长则和市长关系密切,落实市长的想法是局长关心的大事。在前任市长时期,芝加哥规划局曾经和社会发展局合并,后来又分开,主要原因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芝加哥市内的建设项目大大增加,工作因繁忙而被加强。
由于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美国一些中小城市保持着把部门与社会发展部门合并的做法。例如西芝加哥市(City of West Chicago)的社区发展部,其职责是:为公众提供城市未来发展、当前建设、物业维修和地区更新规划方面的指导。社区发展部包括以下部门:规划和区划法规、法规执行、商业建筑许可证、历史建筑保护、博物馆服务、住宅租赁许可管理、住宅建筑许可证、销售和购买房屋管理。同时,该部的职责还包括制定《西芝加哥市战略规划2.0》,市中心中央大街重建规划,管理住宅物业维护标准等一些“经典的”规划工作内容[9]。可见的安身之处,应该以社会全面发展为目标,面向社区,贴近市民,有利于落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现代提倡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城市问题。与此相似,也应该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待规划自身的演变及当前的规划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规划改革反映了中央和地方集中和分权的关系变化。关于集中和分权问题的讨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并不罕见。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发挥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10]。改革开放之后,1980年代后期有过关于“干”(中央)和“枝”(地方)的讨论,由此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税权。回顾40年来改革的经验,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使改革在较短时间取得全面成功。在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根据客观情况在集中和分权两者中肯定会有所侧重。基于当前国际形势出现的严峻变化,发挥两方面积极性来共同应对,易于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结语
(1) 当前中国行业正在经历一场重大变化,中央政府对规划工作提出了新期望新要求,规划体系正在进行合并重组。出现变化的外因是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城市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诸多因素出现变动,城市发展战略必须作出应对。特别是,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数十年来未有的变化,既有正面的如“一带一路”共建,也有负面的如贸易摩擦,它们必然影响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途径,中央政府需要制定新的对策,包括对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城市的管治。当前规划变化的内因是过去30多年的规划工作既取得了巨大成绩,也积累起不少问题,主要是城市发展中国家全局利益和地方局部利益的关系问题。作为公共政策的有敏感的政治性,规划工作涉及到不同社会集团在不同空间层面的利益,当社会集团的结构出现变化时,对规划的期望及要求也会发生变化,常规的规划工作受到挑战。在此过程中,界是相对被动的。
(2)必须指出,当前中国的变化不是范式的转换(paradigm shift)或完全改变,而是范式的改革。按照库恩(Thomas S. Kuhn)的范式理论,所谓范式转换必须包括基本理论、范例、方法、标准等方面的根本改变,必须完全打破旧有模式[11]。但是就而言,规划工作的基本社会职责没有改变,规划职业的主要理论依据及工作模式没有改变,所以不存在规划范式的转换,不是说要完全抛弃现有的工作模式。那样做,不但缺乏合理的依据,而且不符合国际常规,也得不到广大规划师的理解及支持,不利于城市发展及国家的长治久安。最近中央领导对雄安新区视察后指出:要高质量高标准推动雄安新区规划建设,要把设计成果充分吸收体现到控制性详细规划中。这就体现了对的工作模式和工作内容的肯定。因此,虽然外部条件及政府期望有所改变,但是的初心没有改变,而且不应该也不会改变。初心代表了这个职业的底线,没有了底线,就不必存在了。
(3)在这个大变动时代,改革无疑是必须的,也是讨论已久的。关键是改革的大方向应该向何处去?笔者认为,规划改革应该基于两条基本原则:一是改革必须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方向;二是改革应该符合国际规划界已经经历的演变方向。
从国内看,当前中国的发展正在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与此相应,城市发展正在从增量空间的扩张转向存量空间的提升。由于现有存量空间中已经有大量居民,未来规划工作的重心会越来越下沉,越来越接地气,深入城市社区及乡村,反映普通居民的日常需求。会更有包容性,有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共同建设家园而不论其社会地位。相应的,规划会减少宏大叙事式的扩张型项目,尤其在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这里是中国的经济活动及人口的集中区,也是自然资源紧张的地区。建设活动及规划工作更多集中在建成区内而不是盲目扩张,对建成区外自然资源的影响必然减少,而直接涉及居民生活的社区规划工作则会越来越增加,这样才能更好落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在国际上,发达国家规划演变的经验也说明,通过促进社会发展,关注社区建设,组织不同利益者的协作来提升社区生活质量,是规划工作发展的方向。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规划师在国际上越来越活跃,中国规划界和世界各国规划界走向共同的方向,应该也是规划改革的方向。
(4)过去一段时间,地方层面的工作更多反映了地方政府的意愿而淡薄了国家全局的长期目标,重视土地开发多于关心资源整治,关注经济效益大于关注环境效益。对此,新时代的规划工作必需作出调整。建立从上而下的空间规划体系、推行“多规合一”以及规划机构合并,都包含了中央政府的意图。目前规划工作的法律依据仍然是2007年10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在提倡法治的今天,的改革必须从立法层面的改革开始,而国家大法的修改必须考虑全局影响及长远效果,仔细慎重,认真听取基层规划界基于实践的意见。
(5)现代的使命已经大大拓展延伸,规划工作必须下沉,无论什么规划,无论在城市在乡村,规划决策最后必须落实到具体的地块空间,服务于生活在空间中的人,要以满足人民群众切身要求、促进社会发展为准绳。越是贴近基层的规划工作对群众影响越大,受到群众的关注越多,尤其是详规、控规及城市设计。而这些工作正是传统的主要部分,今后不但仍然需要,而且要加强,因为它们所承担的事务难以在宏观高端的空间规划层面完成,相反,宏观高端的空间规划需要它们来落到实处。
中国今天的成就归功于改革开放。改革往往是摸着石头过河,不仅过去,而且将来的改革仍然会摸着石头过河。未来的城市发展实践将检验今天的改革成绩。归根结底,经历了时间长河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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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Ciy of Chicago[EB/OL]. [2018-12-20] http://cityofcago.org/departments/
9 西芝加哥市社区发展部网站[EB/OL]. [2018-12-20] http://westchicago.org/departments/community-development/
Department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City of West Chicago[EB/OL]. [2018-12-20]http://westchicago.org/departments/community-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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