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在我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城市融入全球城市网络;在国外的一系列城市排名中,我国城市的地位正在不断上升。以GaWC(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网络)所发布的世界城市排名为研究对象,通过追溯该排名的理论基础并解读其内涵,探讨该排名在解释我国城市区域发展中的适用性和局限性。认为当前我国规划界对世界城市排名的理解仍囿于传统的“国家城市等级”思维,实际对相关研究存在着误读;进而提出,在关注我国城市在全球“排名”的同时,更要关注相关城市的专业领域特色和核心竞争力,从而在区域、国家和全球城市网络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世界城市排名;内涵解读;适用性;城际联系
(全文刊登于《》2018年第6期)
近年来,随着我国整体国力的持续提升,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活跃于国际舞台,并希冀获得更为重要的国际和全球地位。在此背景下,以“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lobalization andWorld Cities Research Network, 以下简称GaWC) 为代表的研究机构所发布的一系列世界城市排名,引起了我国学界、业界的关注,并成为了判断城市的国内外竞争力及制定发展战略的重要参考。2017年4月,GaWC发布了2016年的世界城市排名,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天津、南京、杭州、青岛、大连、重庆、厦门、武汉、苏州、长沙、西安和沈阳等多个中国内地城市“上榜”,更是引起了国内媒体和专业领域的热烈讨论和广泛引用。在新近的若干特大城市的总体规划工作中,GaWC世界城市排名亦被用作为寻找国内外对标城市和提出自身发展定位的重要依据。
然而,对包括GaWC在内的一系列世界城市排名的内涵,国内学界和规划业界尚缺乏系统性的解读;将城市排名与重要性位序直接挂钩,并直接应用在城市发展战略的制定中,并不可取。正如GaWC的重要成员之一,荷兰根特大学的德鲁德(Ben Derudder) 教授曾经在2017年1月同济大学的讲座中明确指出,GaWC的世界城市排名仅用于揭示其方法论所对应的有限内涵,而不宜做过多的解读,在实践中需谨慎地应用。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观点,解读GaWC世界城市排名的内涵,结合我国城市区域发展的现实特征对该排名的适用性做理性探讨。
1 GaWC 简介及其世界城市排名的计算方法
1.1 GaWC研究的理论框架
从1990 年代后期开始, 以英国Loughborough 大学为基地的GaWC 开始了世界城市网络的实证研究。以英国地理学家泰勒(Peter Taylor) 等学者为代表的研究者采用“连锁网络(interlocking network) 方法”研究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城市网络,以判断其中各个枢纽城市的等级属性。该方法是通过城市经济活动的“行为者”(agent) ——公司组织的分布,来测度城市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城市关联网络的基础是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而公司是城市关联网络的作用物。众多公司的区位策略作为一种微观的经济活动,形成了城市间密切的经济联系,进而构成了宏观的城市关联网络。其中,泰勒(Taylor,2004) 认为,市场服务业公司组织分支数据是目前可以获得的表征城市关联网络的最佳关系数据。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商务服务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公司,必须决定将其合伙人和专业资源如何在全球城市中进行分配。因此,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公司的区位战略提供了一种通过了解公司内部结构来间接探究城市之间关系的方法,是一种描述世界城市网络的替代性方法(李涛,2014)。
1.2 GaWC世界城市排名的计算方法
理解GaWC 世界城市排名的内涵,首先需了解其具体的方法论和计算方法。根据泰勒等学者的研究(Taylor, et al,2002),其城市排名的依据在于城市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联系度(Global Network Connectivity, GNC)。具体方法简单概括如下:
首先,统计100个顶级跨国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公司( 即所谓的“GaWC100”) 的全球分支机构分布,其中包括18家会计公司、15家广告公司、23家银行或金融公司、11家保险公司、16家法律公司以及17家管理咨询公司。其次,根据这些公司的区位战略,即某公司是否有机构设立在某城市,并根据分支机构的重要性(例如是公司总部、地区总部或是办事处等)赋以权重,从而建立“城市——公司”的矩阵关系(表1)。再次,基于如果某一公司在两个城市同时设有机构,则这两个城市存在联系这一基本假设。服务值Vij(service value) 表示公司j在城市i的分支机构数量;rab表示城市a与城市b之间由于公司分支机构而产生的流量,即联系度(公式1)。则对于每个城市而言,rab之和即表示城市a在网络中的区位,称为节点联系度Na(公式2)。
经过上述计算过程,可以通过“城市——公司”的矩阵关系计算出rab,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城市——城市”的矩阵关系(表2),并绘制城市之间的联系网络。最终,以网络中各个城市的节点联系度Na作为其对应GNC指标,并以此作为世界城市排名的指标依据。
2 GaWC 世界城市排名的理论基础和内涵解读
2.1 GaWC世界城市排名的理论基础
虽然经过十余年的发展,GaWC关于世界城市网络的研究方法论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补充和完善,但其计算世界城市排名的方法论仍延续了2002年泰勒等学者的基本框架(Taylor,Catalano and Walker,2002),这意味着该排名主要反映了高端生产性服务企业在城市的集聚程度。究其理论基础,实际反映了西方学者长期以来对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城城市体系的认知以及“世界城市(world city) ” 或“ 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的理论假说。
2.1.1 基于国家城市等级体系的世界城市分析
关于世界城市(world cities) 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盖迪斯(Patrick Geddes) 1915 年发表的《演化中的城市》(Cities in Evolution) 一书,盖迪斯指出全球商务量的不均衡分布是世界城市存在的证据及重要特征(Beaverstock, et al,2002;Hall,1966)。1966年,英国城市地理学家霍尔(Peter Hall) 发表了《世界大城市》(The World Cities)一书。在这一著作中,霍尔分析了伦敦、巴黎、兰斯塔德、莱茵-鲁尔、莫斯科、纽约、东京等7个“城市综合体”,认为这些世界城市担负着国家与国际的政治中心职能;它们也是贸易中心、服务业中心(如医学、法律、科学技术等)、信息集中和传播中心、(奢侈品)消费中心、艺术文化和娱乐中心,同时也是高级人才集聚地和巨大的人口中心。在霍尔看来,“世界城市”并非什么新的概念,而是传统中心地等级结构的全球化。他进一步指出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对于解释世界城市的形成仍然适用,只不过需要补充如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次级全球城市等更高的中心地层面;并且在这些层面中,将原理论中的交通联系更替为商务旅行和信息交换。换言之,新的中心地系统需要依靠商务集中度、人和信息流等指标来界定(Beaverstock, Doel, Hubbard, Taylor, 2002; Hall, 2002)。
另一具有影响的世界城市系统研究是弗里德曼从新国际劳动分工角度出发提出的“世界城市假说”;该假说为之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城市——区域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宁越敏, 武前波, 2011)。在其与Wolff的合著中,继承了Immanuel Wallerstein关于“核心——半边缘——边缘”的世界区域观,提出世界城市(区域) 体系由三类所构成,即:传统工业化或后工业化地区组成的核心区域,处于快速工业化进程中、但仍依赖核心区域资金和技术的半边缘区域,仍处于农耕时代、贫穷、技术落后、政治脆弱的边缘区域。其中,核心区域由于聚集了绝大多数的总部,因此仍为世界经济的控制中心(Friedmann,Wolff,1982)。
此后,弗里德曼进一步提出了关于世界城市的7个假说:①一个城市整合入世界经济的形式与程度以及这个城市在新的国际劳动地域分工中的角色决定了城市内部结构的变化;②世界城市将成为全球资本空间组织和产品流动的基点(basing points),也正是资本与产品的流动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世界城市空间等级;③世界城市的全球控制功能是生产部门和就业的结构与变化的直接反映。处于国际城市体系顶端的城市,主要充当跨国公司的总部所在地,其成长由少数快速增长的部门/产业所支撑;④世界城市具有极强的吸聚作用,因此是(经济、资本、人才等的) 集聚中心;⑤世界城市是大量国内国际移民的目的地;⑥世界城市中空间和阶级极化现象突出;⑦世界城市的增长产生了高额的社会成本,甚至超过其财政支付能力,因此促使其寻求广泛的国际合作(Friedmann,1986)。
2.1.2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公司区位的全球城市分析
1990 年代, 美国社会学家沙森(Saakia Sassen) 通过分析全球主要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集中,提出了其关于“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 ”的概念。沙森认为全球城市具有四个职能:①世界经济组织高度集中的控制点;②金融机构和服务公司集聚地,并替代制造业成为主导经济部门;③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和研发基地;④产品及其创新活动的市场(Sassen,1991)。
沙森认为,对于世界城市这一新的地理中心的形成,最重要的影响源于国际金融、商务等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的集中(Sassen,1994)。这些产业是当前全球经济得以运行的必要支撑,其向全球城市的集聚赋予这些城市在世界经济中重要的地位(Sassen,1991) ——不仅成为面对面交流、电子信息汇集和传送、信息转译(interpretation) 和传播等全球生产协调过程的中心节点(Thrift, 1996),更重要的是还成为专业化服务、金融创新产品和市场要素的生产基地。
对于世界城市体系的认识,沙森延续了弗里德曼有关“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观点。她认为新的世界和区域城市等级的形成促使更广大区域的加剧边缘化。例如,许多传统上重要的制造业中心和港口城市已经失去其功能并处于衰退之中——这一现象是全球城市崛起的另一面,亦即皆是全球化现象,并标志着新的地理核心——边缘结构的形成(Sassen,1994)。但与弗里德曼的世界城市假说有所区别,沙森认为相比总部的集聚,后工业化时期的新的生产综合体(new production complex) 或生产服务综合体(producer service complex) 的集聚是形成全球城市更为决定性的因素(Sassen,1994)。
2.2 GaWC世界城市排名的内涵解读
2000年前后,GaWC基于城市间联系度(inter-urban connectivity) 构建了“世界城市网络”研究框架。具体是指高级市场服务业公司内部“流”所形成的城市连锁网络,即一种基于公司内部连结(intra-firm) 的城市间(inter-city)网络(Smith,2014),而GaWC 发布的世界城市排名则是世界城市网络的研究成果之一。其理论假设在相当程度上综合了弗里德曼和沙森的研究,即“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的控制中心”(Friedmann and Wolff,1982),其形成有赖于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Sassen,1991)。因此,“每一个世界城市都是由特定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企业组合所构成的;或者说,世界城市网络是由生产服务公司组成的各种办公网络的复杂混合体”(Taylor,2001)。
与弗里德曼和沙森相区别,GaWC的关注点从城市本身转变为城市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其对于世界城市体系的理解建立在卡斯特尔教授(Manue lCastells) 关于“ 流动空间”(Castells, 1996) 的理论基础之上—— 这使得GaWC研究从理论源头上就具有去城市等级体系、去排名的属性。泰勒在建立世界城市网络的研究框架之初,即强调该框架与以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论为根基的经典地理学之间的差异性(表3)。
根据泰勒对GaWC 世界城市排名的解释,其旨在通过指标表征城市集聚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能力,间接反映这些城市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世界城市网络,及其在承担全球知识、资本、劳动力、商品流通中的媒介角色。其优点在于,作为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的初始成果,可以简单明了地总结城市属性,并界定“世界城市”;但其本质仍是“网络”,是“一个具有等级倾向的‘世界城市网络’”(Taylor,et al,2009),即其出发点是用来取代各种形式的等级理论(Taylor, etal,2010)。
但随着该排名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并被广泛地报道,引用者往往仅关注“排名”这一形式,趋于回归到以中心地为理论根基的“国家城市等级体系”(national cityhierarchy) 思维,即城市或是通过城市等级体系来取得联系的,或是通过城市竞争替代对手城市“爬上等级阶梯”。这恰恰忽视乃至曲解了GaWC排名的内涵,违背了GaWC研究的核心精神(Taylor, et al,2009),即城际关系的本质是合作,而非竞争;构建城市网络的基础是互补;城市彼此需要,它们通过彼此的关系成长起来,而不是在城市竞争中相互排斥(Taylor,2004;Tay?lor,2007;Taylor,2009)。
3 GaWC 世界城市排名对我国城市区域的解释力和适用性思考
正如上文,随着我国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全球经济,一些主要城市愈来愈关注自身在世界城市中的排名;而GaWC世界城市排名由于其结果直观透明,排名相对客观、且具有历史延续性,因而受到广泛关注。尤其是2016和2018两次最新排名,我国的多个城市上榜,且位次提升迅速;2018上榜的367个“世界城市”中我国的城市占近1/10 (35个)(GaWC,2017, GaWC,2018)(表4)。这引起了一些城市对该排名的重视,以至于在制定城市发展战略时将其作为判断自己在国内外地位的重要依据之一,并以此来指定城市的发展目标和提出愿景。
3.1 GaWC世界城市排名对我国城市区域适用性的思考
然而,正如上文,该排名旨在通过测度城市互相的联系,判断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融入世界城市网络,并实现全球城市的核心职能;排名本身及其背后所对应的指标体系,出发点本不在于划分城市层级,更不是用来表征一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尤其不是针对国家、区域等尺度的城市比较。那么该排名是否在判断城市发展水平和区位、寻找对标城市等方面具有参考意义,下文将从全球、国家和区域三个空间维度展开讨论:
在全球层面,一方面,能够在真正意义上承担“全球城市”职能,控制和管理全球资本网络的城市仅为极少数,绝大多数的城市具有其特定的专业分工,并在该分工下实现了城市的发展和全球重要性的跃升;GaWC排名所对应的内涵本身就并非覆盖城市全面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在我国特殊的城市区域发展语境下,在GaWC排名中靠前的城市是否真的如排名所示,承担着一定意义上的全球城市职能也值得进一步验证和讨论。事实上,一些学者已经指出,我国特大城市的全球网络联系度(GNC) 与国家网络联系度(National Network Connectivity,NNC) 几乎是同步上升,且呈现较高的正相关性(图1)(Zhao,et al, 2015; Taylor, Ben,2016)。这说明,“即使是北京、上海这样在世界城市排序中表现抢眼的城市.其所实际承担的职能与伦敦.纽约、新加坡等全球城市的核心枢纽地位仍有着本质区别:后者的全球地位和配置或控制全球资源的能力与本国经济和直接区域腹地的联系程度极低:而我国城市的全球竞争力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中国整体经济的崛起和直接经济腹地”(程遥,赵民,2015)。即我国上榜城市的全球排名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城市自身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地位,而应将这些城市与其所在的区域视为一个“城市区域”(cityregion),城市的排名实际代表了这一城市区域整体的网络地位。其中,上榜城市作为扮演着全球网络与国家/城市区域网络相链接的门户和“两个扇面”的中枢角色(Taylor,Ben,2016;唐子来,赵渺希,2010),依托其腹地市场的整体发展,吸引和集聚了较多的跨国高端生产性服务企业入驻。
图1 2012年我国主要城市的GNC和NNC指标值及其分别名次的关系
在国家层面,一些城市也将GaWC的排名作为判断其在国内城市中的重要性的参考之一,则更是对该排名的误解。是将该排名内涵所对应的复杂网络和城市联系简化理解为简单的层次等级和竞争关系。事实上,在我国特殊的城市区域发展语境下,若干特大城市存在互补完成“全球职能”,而非竞争关系的特点(Taylor,Ben,2016;Lai,2012),这一现象被归纳为区别于欧美城市区域关系的“ 中国效应”(China effect)(Taylor, Ben, 2016)。即所谓的“ 核心”职能分散在若干城市。由此,高端生产性服务企业集聚度这一测度指标或许在伦敦、纽约等全球职能高度集聚在某一城市的语境下是一个相对科学的指征,但在我国,当全球职能相对分散,单凭高端生产性服务企业集聚度一个指标,似乎并不足以真实全面地反映城市之间的关系及其所处区位。事实上,从GaWC城市排名近年来的变化也可侧面支撑这一判断,例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在排名中的位次几乎是同步增长,并没有出现此消彼长的态势,这即是这些城市在实现全球职能上互补的佐证。而即使是没有上榜的城市,只能说明其跨国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度相对较低,但其在某一环节(例如制造业环节等)也支撑着北京、上海、广州等上榜城市的全球链接度;更为准确地说,它们应是以北京、上海、广州等为核心的“全球城市——区域”的组成部分。
因而在区域层面,正如上文,作为高端生产性服务企业集聚的“中心城市”与其腹地的其它城市之间同样存在相互支撑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心城市之所以能够集聚大量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企业,并表现为全球排名的跃升,与其所依托的区域腹地中所有城市的关系组织以及区域其它城市的发展水平息息相关,而后者往往承担着区域内专业化节点的职能,与所谓的中心城市共同构成城市区域参与全球竞争;另一方面,这些专业化节点城市也得益于中心城市的服务职能,得以与世界资本、技术、信息网络链接。可以说,两类城市从职能分工来说是互惠互利的关系,片面强调城市地位谁高谁低,互相竞争以追求更高的名次,显然是不明智的。同样的,从我国同一区域内城市在GaWC榜上的位次变化也可以看出区域层面的城市合作关系特征。例如,京津冀的北京与天津,珠三角的广州与深圳,长三角的上海与南京、杭州及苏州等城市则都分列于GaWC城市排名的Alpha、Beta名单中(GaWC,2018),相较于2016甚至更早的排名,这些城市的名次都得到了提升。这一现象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城市区域或城市群极为少见。对其不应解释为城市群中新的中心城市的崛起及其对原有中心城市地位的挑战;而是应理解为“全球城市——区域”的崛起(程遥,等,2016) ——如果说广州、上海等城市得益于其在城市群的所谓中心职能,那么南京、杭州、苏州等城市则是贡献并获益于城市群的整体发展。
3.2 GaWC世界城市排名解释我国城市区域发展的局限性
正因为上述原因,GaWC世界城市排名在解释我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方面有着其局限性。以上海为例,虽然上海聚集了众多全球顶级的跨国高等级生产服务业,因此在GaWC世界城市排名中名次跃升迅速,但无论是在全球证券市场(表5),抑或是在全球资本市场(图2),上海的全球性配置作用都十分有限:虽然上海证交所的市值、上市公司数量和交易额都不小,但从上市外国公司、国际股票交易额的占比来看,上海在全球证券市场的影响力显然与纳斯达克、纽约、泛欧等证交所存在较大差距,与香港、新加坡等亚洲证交所也有一段距离;图1表明资本市场也存在类似现象,虽然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跻身世界货币支付前五名,但从外汇交易量占全球市场比重来看,上海所占比例虽持续上升,但其绝对比重与伦敦、纽约等相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GaWC或许能够通过测度一个城市全球高端生产性服务功能的集聚程度,进一步从侧面反映出其在全球资本市场中的体量和市场大小,但却无法准确地反映出这个城市所谓“全球功能”的实际内涵。
图2 1998、2007、2016年主要城市外汇交易占全球市场的比例
而对于苏州、东莞等城市,其在制造业方面已经高度全球化。2016年,苏州市实际使用外商投资60亿美元,约占全国总数(1 260亿美元) 的5%,约为南京(34亿美元) 的近2倍。在苏州全部外商投资中, 流向工业部门的占56.9%,远高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10%(图3)。同年,东莞实际利用外资40亿元,其中,55.4%流向制造业。显然,这些数字表明苏州、东莞等城市在制造业领域与全球多地存在大量、紧密的资本联系,但如果简单地将GaWC排名等同于城市与世界城市网络的联系程度,甚至等同于城市全球竞争力的高低,那么在制造业领域全球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将被大大低估——在GaWC世界城市名单中,苏州位于105位,属于β-城市,而东莞则不在世界城市或自足城市之列;相对地,虽然南京的外商投资额低于苏州、东莞等城市, 但其在GaWC 名单中的位次(87 位) 高于苏州、东莞,被归为β档。
图3 2016年苏州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行业构成
4 结论
“我们生活在一个‘排名焦躁症’的时代……对于城市来说也是如此,商业或学术领域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城市排名。人们关心他们所在城市的排名,并以此为乐”(Taylor,2009)。城市排名的内涵即强调竞争性的城市间关系,这实际是长期以来以中心地经典理论为基础的“国家城市系统”观下所形成的惯性思维。但1990年代以来,全球化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现实——不仅仅重新界定了“核心”与“边缘”地区,更重要的是重塑了城市体系结构,在原本的等级关系中赋予了越来越多的网络属性。在这一背景下,城际关系应是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城市彼此需要,它们通过建立密不可分的联系共同成长,而并非是在“国家城市系统”中的相互竞争和排斥。
我国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WTO以来,有越来越多的城市深入参与了全球分工,并表现活跃。当这些城市链入世界城市网络,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的同时,一些城市急于通过各个角度来论证其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地位,选择对标城市和提出相应的发展战略。在此过程中,缺乏对相关研究内涵的解读和适用性的判断,甚至存在对一些研究成果的误解,本文所讨论的GaWC世界城市排名即是被误读的典型例子。正如本文所指出,GaWC排名的初衷在于描述一种互补合作的网络关系,来“取代各种形式的等级关系”(Taylor,Hoyler,Verbruggen,2010)。而在现实中,该排名则往往被用作为城市判断其竞争地位的重要参考之一。
学术角度而言,GaWC的全球城市体系研究及城市链接度排名是很有意义和启示性的工作。但需要清醒认识到,任何排名都有其局限性;关键在于准确解读其内涵并明了其适用性;同时,在新的发展时代要跳出“国家城市等级体系”的思维惯性,清醒认识等级和网络的各自涵义、作用及提供的发展契机;尤其是不再片面强调城市“位次”竞争。在我国的城市区域发展语境下,中心城市之间、中心城市与其区域腹地之间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功能联系和一定的职能分工;在全球化的进程作用下,表现为不同城市在区域、国家及全球中的职能互补和相互支撑。还需要认识到,发展具有阶段性,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角色地位与主要发达国家尚有很大不同;我国的国际中心城市或全球性城市,与成熟经济体的顶级全球城市的发展背景和功能亦有本质区别。我国若干中心城市之所以能够在GaWC城市排名中快速跃升,与我国庞大的制造业及主要中心城市的对内、对外“两个扇面”作用的彰显有着密切关系。对于排名较高的城市,需意识到其排名是得益于区域腹地的整体发展和区域其他城市对其的功能支撑;而对于刚加入排名或尚未列入排名的城市,需清晰判断并强化其在区域中所承担的专业化职能,通过嵌入所在国家、城市区域,从而提升自身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韧性,并从区域整体发展和区域中心城市的全球职能提升中获益。
本文的规划政策意义在于,在关注我国城市在全球“排名”的同时,更要关注相关城市的专业领域特色和核心竞争力,从而在区域、国家和全球城市网络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对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中心城市而言,既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文化等竞争和获取全球城市网络中的地位,更要关注于服务和引领区域发展,打造卓越的“全球城市——区域”。
作者简介
程遥,博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助理教授
赵民,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
欢迎在朋友圈转发,转载请联系@vip.126.com
识别二维码 订阅本刊2018年电子阅读版
URBAN PLANNING FORUM Since 1957创新性、前瞻性、学术性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CSSC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全文收录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CAJCED)统计源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来源期刊,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官方网站:http://www..org投稿链接:http://cxgh.cbpt.cnki.netEmail: @vip.126.com电话:021-65983507传真:021-65975019微信号:
URBAN PLANNING FORUM Since 1957
创新性、前瞻性、学术性
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CSSC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全文收录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CAJCED)统计源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来源期刊,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官方网站:http://www..org
投稿链接:http://cxgh.cbpt.cnki.net
Email: @vip.126.com
电话:021-65983507
传真:021-65975019
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