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2-1329 (2018)10-0077-09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819/cpr20181010a
【作者简介】
李 浩 (1979-),男,博士,中国设计研究院邹德慈院士工作室主任研究员、教授级高级师,中国学会城市生态规划学术委员会委员。
【修改日期】2018-09-22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478439、51378476、50978236)。
本文刊载于《》2018年第10期
精彩导读
【摘要】采取“寻根探源”的研究思路,在广泛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193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城市”规划建设思想的提出过程及其主要内容进行了相对系统的梳理,初步认识了“苏联规划模式”的历史渊源与脉络,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有关理论思想,是以国际特别是欧洲的技术发展为基础,将有关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思想与苏联城市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关键词】史;国际史;莫斯科改建
SOCIALIST CITIES’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IN 1930S: HISTORICAL REVIEW ON THE ORIGIN OF SOVIET PLANNING MODEL
ABSTRACT: Based on the extensive study of relevant literatur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introducing process and main contents of socialist cities’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thought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1930s, and preliminarily studies the historical origin and context of the Soviet planning pattern.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theory of Soviet socialist city construction is based on the technical development of urban planning in the world, especially in Europe, and is the product combining the theory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with the concrete practice of Soviet urban construction.
KEYWORDS: urban planning history; international history; Moscow reconstruction.
引言
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分水岭,当代中国的工作是借鉴苏联经验创立和发展起来的,苏联有关建设的理论思想对我国发展具有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发生在作为中苏两国“蜜月期”的1950年代,甚至一直延续至今,在中国的思想、理论及方法体系等方面留下了或深或浅的烙印,成为当代的一个重要文化基因。因此,回顾1949年以后的发展历程,对“苏联规划模式”的总结反思是其十分必要之基础所在。然而多年来,国内一直缺乏对苏联规划模式源头问题的专门探讨。就1949年以后引入和借鉴苏联规划思想的两个主要时期——1950年代和1980年代而言,前一时期以相关书籍的翻译和苏联专家的指导为主要方式,工作目标主要限于重点新工业城市的规划设计业务工作;后一时期因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后对苏联规划建设情况了解的中断,兴趣主要集中在1960-1970年代苏联发展的新动向方面。新近关于苏联规划模式的一些研究,也大多以1949年以后引入苏联规划模式等有关问题的探讨为主[1~2]。有待回答的疑惑是:1949年以后工作中的苏联规划模式,无论如何都已受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文化背景或管理体制等方面的种种影响,那么,苏联本土“原汁原味”的工作模式究竟如何?它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得以产生的?与欧美等规划理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一定的认识,中国当代史研究也就缺少了必要的逻辑基础,对于初创时期工作与苏联模式的关系、规划理论思想的流变等问题,也就难以厘清。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采取寻根探源的研究思路,以苏联规划模式得以形成的1930年代为重点,并将讨论对象仅限于苏联范畴,以剔除其在引入中国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种种“变异”,通过广泛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对苏联有关建设理论思想的形成脉络加以梳理。本文研究实际涉及到两方面的论题:苏联“社会主义城市”规划建设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它们在根本上决定了苏联工作的性质、内容及特点;在具体的工作中,苏联与欧美等其他国家的差异,即相对狭义的苏联规划模式;这两个主题是密切联系的。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非针对苏联规划模式的全面和系统研究,而只是为了中国当代(特别是1950年代)史研究的内在需要而进行的研究。
苏联“社会主义城市”规划建设的
两个重要时代背景
2.1 社会经济背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
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手段,现代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工业化发展本身及其各类城市问题的特点,使现代工作鲜明有别于之前封建或奴隶社会的活动。而工业化发展所同时伴生的社会制度思想的萌芽,也正是促成现代产生出社会主义城市建设思想分支的根本源头所在。
自16世纪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开始出现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美好向往和改革探索。从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19世纪中叶《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和世界上第一个工人政权——巴黎公社的建立,到了20世纪初,世界工人运动却出现了思想分化并陷入低迷。在此情形下,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和1922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的成立,则使人类对理想社会的憧憬达到前所未有的一个顶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途径在于实施“五年计划”,即按照预先编制的详细计划进行各项建设的安排和实施,以政府行政计划代替市场经济调节分配社会资源,集中国家所有力量发展工农产业。1928-1932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既是苏联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奠基时期,也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大规模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等相关的政治经济政策得以形成的制度建构期。建设方面也大抵如此,有关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理论思想同样是在“一五”计划的实施过程中逐步孕育和形成的。同时,《共产党宣言》及相关著作,明确了对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指导和调节,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实现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发展目标,而社会主义社会正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初级阶段[3]。苏联建设方面有关理论思想的提出,与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探索是不可分割的。
2.2 城镇化发展背景:快速城镇化的“起飞”期
从近现代的发展历程来看,活动与城镇化发展背景息息相关。英、法、德、美等率先工业化发展的国家,其快速城镇化发展都为现代理论的创立提供了生长的“土壤”,而各国国情条件的差异,又使其理论和实践各具特色,在1930年代以前,国际发展正是以这些国家的代表性规划理论为主要标志①。就苏联建设理论思想的形成而言,同样和城镇化发展密切相关,但与欧美等国则又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
苏联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大致是在1920年代末以后伴随着连续多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而得以实现的(图1)。1930-1950年代苏联的城镇化率年均增幅高达1个百分点以上,这一速度甚至高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30多年内的城镇化发展速度(参见图1中各国城镇化曲线斜率)。苏联有关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理论思想诞生于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这一时期是城镇化发展从相对较慢的阶段走向快速提升阶段的重要转折点,即快速城镇化发展的“起飞”期(1930年苏联的城镇化率不到20%),这与欧美一些国家其代表性规划理论主要形成于快速城镇化发展的中间期(城镇化率50%前后)不同。从动力机制看,促成苏联快速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大规模的工业项目建设,产生大量的新工业城市;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发展,导致农业地区聚居行为的相对集中,产生大量的“农业城镇”。苏联城镇化的这种动力机制特点,使其工作具有显著的国家主导特征,相对于城镇化发展阶段而言具有一定的“超前”特征。
▲ 图1 | 苏联及世界部分主要国家的城镇化历程
Fig.1 Urbaniz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some majo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注:1950年以前的城镇化率数据,欧洲国家取自《The Making of Urban Europe: 1000-1994》,苏联主要取自《:技术经济指标和计算》,其他国家通过查询有关统计公报等多种方式经过甄别得到;1950年以后城镇化率数据统一取自《联合国城市化报告》。
苏联“社会主义城市”规划建设思想
的提出过程及主要内容
3.1 诱发因素:关于“社会主义”聚居方式的“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交锋”
苏联“一五”计划开始后,100多个新城市的建设已经开工,大量其他城市正在迅速扩展,但“充满赞誉”的国民经济“一五”计划却显露出两个基本的缺陷:“第一,它实际上并不基于任何清晰的社会目标,也就是说它是一份没有任何关于人们将如何生活,或将以怎样的生活方式进行生活的计划。第二,作为一个巨大的建设计划,它缺乏有关怎样塑造‘新城’,尤其是有关新城应该怎样有别于苏联接手的资本主义城镇的基础性理论探讨”[4]。就工作而言,虽然早在1926-1927年即曾颁布过两项相关法令,但法令十分简单的要求和包括基础调查在内的缓慢速度,并不能指导工作的有效展开,而“为市政部门的工作人员”编写的规划培训手册在表达上或多或少又是文化中性的[4]……种种因素促成了“始于1929年的施工季”的“一场高度政治化的激烈讨论”。正如英国学者C.库克(Catherine Cooke)指出的,这场讨论比当时西方国家对类似问题的任何探索都要广泛,讨论以提出横跨所有相关领域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起始,不仅填补了的空白,而且通过将那些迄今为止极为有限的专业议题重新放在更大的社会目标和技术手段系统中的方式,来推翻它们,并将之重构;人们关注的焦点也从之前的绿色开敞空间标准和建筑高度控制等,转向了全苏联境内人类聚落的社会主义模式应当采取的形式,更为确切和关键的是,整个方法从对构成城市的技术的规范化关注转移到了如何利用这些技术来实现社会主义环境目标的积极关注上[4]。借用苏联社会学家M.奥希托维奇(Mikhail Okhitovich)的话,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交锋”[4]。
由于这场讨论的特殊性质,讨论完全被那些参与者的常识性问题、被那些问题自身的固有逻辑以及那些因信仰或需要被马克思主义整体论和系统方法塑造的人们提出的理论问题所主导;讨论的严格之处在于,它要使来自相关领域的人回到基本原则上去,而不是从前人那里挑些形式出来拼凑[4]。这一情形促成了两大理论流派的产生,即所谓“城市集中主义”与“城市分散主义”。前者提出社会主义聚落应该具备最高的技术标准和服务标准,主张劳动人民全部日常生活(饮食、居住、教育孩子等)立刻实现完全公共化,如废除私人厨房、建立生活公社等,而后者通过思考电气化、机动化等未来技术的影响,主张建设以技术的离心倾向为基础、有节奏地分布在交通线路上的、“接近自然”的、“非节点性”的社区。两者分别产生了各具代表性的设计方案:构成主义的“紧凑型社会主义城镇”和反城市主义的“定居带”,两套方案都给出了令人激动的建设解决方案,也都提出了经济可行性和社会主义可能演化的生活方式。但毫无疑问,两者均较为激进,这就不免形成社会舆论思想的混乱局面。1929年11月4日,苏联共产党(布)党报《真理报》发起了一场反对“城镇中的无政府主义与规划缺失”及“城市政府中典型的机会主义无能现象”的运动;11月26-29日,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在莫斯科召开了“论社会主义城市建设问题”多学科讨论会。然而,在1930年的前几个月,每份期刊里无论是政治的还是技术的文章都在表明,讨论正濒临失控[4]。
针对这一形势,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于1930年5月召开紧急会议,并于5月16日做出《关于改造生活习惯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只有国家工业化才能为根本改造生活习惯创造出真正的物质前提”,“最近在报刊上所出现的完全由国家担负的重新规划现有的城市和建设新城市的设计,要求立即把劳动者各方面的生活全部社会化,如像饮食、居住、使儿童脱离父母的儿童教育、消灭家庭成员间的生活关系、以行政的方式禁止独家厨房等;这些设计反映了那些‘在左的词句下’掩盖其机会主义本质的工作人员的意图”[5]。该决议批判了以行政方式迅速实现生活公共化的激进建议,“但在另一方面却还有一种阻止建设学校、俱乐部、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洗衣房网的企图存在”[6],对实际的城市建设工作产生不利影响。这种局面,迫使苏联最高当局不得不对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做出权威的指示,以终止各方的争论,使各项城市建设活动步入正轨。
3.2 “社会主义城市”规划建设思想的提出过程
1931年6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再次召开全体会议,明确提出要一方面与反对改造居民文化福利服务设施的主张斗争,另一方面与各种空洞的建议作斗争[6]。在这次全会上,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兼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卡冈诺维奇作了题为《莫斯科和苏联其他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以下简称《1931年卡冈报告》)。报告在对十月革命以来的城市建设工作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指出:“落后的城市建设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障碍”,“当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认为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更进一步发展的同时,还有一件重大的工作,这就是提高城市建设的水平,迎头赶上国民经济的一般水平,并在新工业中心、大机器拖拉机站、苏维埃农场和集体农庄实施旧城市的基本的社会主义重建和新城市的建设工作”[7]。在报告中,卡冈诺维奇深入阐述了“苏联城市建设的路线”和“苏联城市的社会主义建设”等论题。1931年6月15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根据卡冈诺维奇的报告,作出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卡冈诺维奇同志报告的决议》(以下简称《1931年全会决议》)。关于莫斯科市政建设,会议做出了住宅建设、公共厨房与面包房、城市运输、街道与地下工程以及莫斯科改建计划等8个方面的部署;关于苏联的市政建设,会议提出加紧开展住宅和城市建设的计划以及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下成立住宅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等9项决议。
《1931年卡冈报告》指出:“是个重大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的科学知识是很有限的;我们这门学科是不高明的”,“科学的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它是一个重大的实际问题。以莫斯科为例,我们所拟定的关于建筑50万人的住宅及自来水、电车和地下铁道系统等巨大计划必须在一个统一的总计划中联系起来,我们必须明确在什么地方建造和如何建造的问题”[7]。《1931年全会决议》中明确指示:“必须拟定一个认真的、科学的、技术的和经济的发展莫斯科市政建设的计划,同时为了适应工业和人口的迅速增长,拟定实现计划的办法,将莫斯科计[规]②划成为无产阶级国家的社会主义首都”[8]。
1931年6月的联共(布)中央全会之后,莫斯科市政当局即遵照本次全会的有关指示,广泛开展了莫斯科的规划工作,并于1932年前后组织了关于“莫斯科改建总体规划”的设计竞赛,欧洲的许多建筑师和师,如L.柯布西耶、M.金斯堡(Mosei Ginzburg)等,均提交了设计方案。1932年,联共(布)莫斯科市委员会讨论莫斯科改建总体规划的相关问题,卡冈诺维奇在会上作《莫斯科布尔什维克为胜利完成五年计划而斗争》的报告,阐述了莫斯科改建总体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内容。经过两年左右的紧张工作,改建莫斯科的总体规划于1935年编制完成(图2)。1935年7月10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改建莫斯科的总体规划的决议》(以下简称《改建莫斯科决议》)。决议主要包括“莫斯科市的规划”和“莫斯科市市政建设和改造”2项内容,前者共16条内容,包括发展定位与规模、用地扩展、市郊备用地与防护绿带、环城运河、街道与广场、居住街区、文化服务设施以及污染企业、铁路与仓库的搬迁改建等,后者则对住宅、交通、公共建筑和市政设施建设等进行了详细规定,并明确了规划实施、建筑规章制度、计划安排及拨款等有关事项。该决议“充分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原则”,“成为根据社会主义原则建设和改建苏联首都的具体行动纲领”③。
▲ 图2 | 莫斯科改建总体规划的总平面
Fig.2 Master plan of Moscow reconstruction
资料来源:Генеральный План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Города Москвы.Московский: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1936:278。
3.3 “社会主义城市”规划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就上述关于苏联城市建设及莫斯科改建等一系列重要报告和政策文件而言,苏联“社会主义城市”的规划建设思想可概括为如下6个方面,其中后3个方面更加突出对首都莫斯科改建的针对性。
(1)废除资产阶级私有制,着力改善工人阶级的居住生活状况。“住宅严重缺乏的现象,首先而且主要会影响到广大工人的生活状况,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在颇大程度上,决定于他们的居住条件”[9]。在苏联的城市建设活动中,工人阶级的住宅建设是一项核心内容,一方面,国家将大量资产阶级的现代化住宅转交给工人阶级居住,另一方面也兴建了不少专门为工人阶级使用的住宅。
(2)积极推动文化福利设施建设,加强对社会主义生活习惯的改造。所谓社会主义生活习惯的改造,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改革密切相关:“社会主义城市必须保证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的提高,保护劳动人民的身体健康,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将妇女、女工从家务的枷锁中解放出来”[10]。就具体措施而言,“必须建造一些可以做[作]为改变居住者的社会生活习惯的模范住宅”,另外,“必须要考虑到托儿所、幼儿园、游戏场、餐馆和洗衣房等公共设施”[7]。
(3)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新城市建设的相对均衡布局,努力消灭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立。这是从宏观的区域布局层面对城市建设活动所提出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城市发展方向的特点是:生产力的适当分布和全国自然资源、动力、原料的充分使用,引导我们走向消灭城乡对立的道路:那就是在从前那些没有工业的、落后的、野蛮的地区,发展现代化的工厂并创造高度的社会主义城市文化”[7]。就城镇均衡布局而言,控制大城市的规模是一项重要措施。“有系统的工业分布和‘新的人口分布’可以避免人口过度集中于大城市的毛病”[7],“今后不应在大城市中建设新工业企业,首先是从一九三二年起不应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建设新工业企业”[10]。
(4)尊重城市发展的历史基础,以务实而积极的态度推进既有城市的改建。在“莫斯科改建总体规划”方案征集过程中,既有在莫斯科城以外另建新城市的设想方案,也有对莫斯科城进行彻底性改造的建议方案,实际上这两类较为激进的设计方案均未获得官方的认可。1935年的《改建莫斯科决议》明确指出:“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不同意把莫斯科作为古城博物馆保存下来而在莫斯科外面建造一个新城市的方案,也不同意毁掉现在的莫斯科市[而]按照全新的计划原地建市的意见”,“在确定莫斯科的建设计划时,必须立足于保留这个在历史上形成起来的城市的基础,但要坚决整顿街道和广场网络,进行彻底的再规划[改建]”,“实行再规划[改建]的重要条件是:正确配置住房、工业、铁路和仓库,引水入市,疏松和合理组织住区,为市民创造正常的良好的生活条件”[11]。
(5)为居民的劳动、生活、休息和文化活动创造良好条件,充分体现对人的关怀。莫斯科改建以人口的合理分布为基本出发点,并对城市用地作出了相当充裕的扩充安排。“鉴于莫斯科现有市区(2.85万公顷)的个别区域建筑物过密,人口拥挤,不能保证日益增加的人口的正常分布,有必要逐步将市区扩大到6万公顷”,“市区建设要考虑逐渐降低居民密度”;“将所有易发生火灾和有碍卫生的企业以及坐落地点妨碍城市街道和广场规划的个别企业(大部分是小企业)逐步迁出莫斯科市”[11]。此外,“总体计划中为城市建设标出的全部市郊土地都划给莫斯科市作为后备土地……在这一区域的外面营造宽达10公里的园林防护带。防护带由等距离大片林区组成,从郊区林区开始营造,用作城市净化空气的储藏库和市民的休养场所”[11]。
(6)加强城市整体建筑艺术的设计和塑造,充分表现社会主义时代的伟大和美丽。苏联城市建设的这一原则,突出体现在街道和广场改造以及房屋建筑的艺术形式等方面。“以历史形成的环形放射式街道为主,补充以新的街道,用以分担市中心的交通并能在各区之间建立直接的运输关系而不必穿越市中心区的大马路”[11],“市中心必须适当地加以装饰”,“应当美化城市,并使其建筑艺术性质彻底改变过来”[12]。“使广场、主要街道、堤岸和公园在建筑艺术上形成浑然一体的格局,在建造住宅楼和公用楼房时要运用古典建筑和新建筑艺术的优秀造型以及建筑技术的各项成就”,“莫斯科地形岗峦起伏,莫斯科河、雅乌扎河从莫斯科市区纵横流过,市内公园(列宁山、斯大林公园、索科尔尼基公园、奥斯坦基诺公园、希姆金水库所在地的波克罗夫-斯特列什涅沃公园)遍布,这一切可以把形形色色的各城区连成一片,建成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城市”[11](图3)。
▲ 图3 | 莫斯科改建的建筑艺术设计
Fig.3 Architectural design of Moscow reconstruction
资料来源:Генеральный План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Города Москвы.Московский: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1936:1。
在苏联强有力的政治经济体制的保障下,上述有关“社会主义城市”规划建设思想及莫斯科改建的基本原则得到了一定的落实。以城市均衡布局为例,在1926-1939年间,苏联的城市中心数量从834个增加到2370个,增加了约1.8倍,其中总人口达580万的大量小城镇是在农村居民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截至1939年时,彼得堡和莫斯科这两个城市的人口占全苏联城市人口的比重已从一战前夕的19%下降到13%[6](图4)。
▲ 图4 | 苏联主要城市的空间分布及增长情况(1926-1939年)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of major cities in the Soviet Union (1926 – 1939)
注:(1)图中所示为1939年人口规模在10万人以上的城市的情况,数据来源: 列甫琴柯 Я П. :技术经济指标和计算(原著1947年版). 刘宗唐,译. 北京: 时代出版社, 1953: 8-12。(2)工作底图采用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世界地图(因底图为现实版,故其中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字样),图中苏联边界采用1937年的国界。
“苏联规划模式”的形成
在1930年代前后,除了首都莫斯科的改建规划外,苏联还开展了大量其他各类城市的规划工作。如在“一五”计划时期,开展了玛格力托哥尔斯克、库滋涅次克(斯大林斯克)、查波罗什、罗斯托夫和高尔基等城市的规划工作;“二五”计划时期,拟定了数百个城市的规划方案,研究了阿普雪朗斯基半岛、顿巴斯煤区、克里木南海岸的区域规划图;“三五”计划期间,工作得到进一步拓展,并在经济问题方面有所改进[6]。在这些为数众多的规划实践过程中,苏联的活动逐渐走向成熟,并形成了一些与欧美国家相比具有一定自身特色的模式特征。譬如:在规划体系方面,与国民经济计划相配合,形成了从宏观的区域规划、中观的城市总体规划一直到微观的修建设计和技术设备设计的规划体系,并兼顾建筑艺术设计与农业区设计等;在指导思想方面,遵循工业城市理论,围绕工业生产和工业基地的建设而规划,物质空间规划的“设计”特征较为显著;在技术方法上,强调以人口分析和劳动平衡法为核心,重视一系列具有国家标准性质的规划定额指标对规划设计方案的规范化作用。另外,由于城市建设活动系由国家计划、国家投资和国家推动等国家主导的行为特征所决定,“苏联规划模式”高度关注建设的经济性,形成了一系列关于重视工程经济性的规划传统。进一步认识,苏联活动的这些特征,又都可归结到计划经济体制或的计划性这一条主线上:“是国民经济计划——生产力的均衡分布——工作的继续部分。按照国民经济计划,在这个或那个地区计划新的建设,发展或恢复工业、交通、行政文化机构、住宅、公用事业等等。在方案中拟定这些物质要素的布置,使它们之间取得有机的联系,保证它们有协调发展的可能性和对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6]。
大量的实践,也推动了苏联方面的政策制度和法规体系的逐步完善。在1930年代,苏联有两项十分重要的立法活动:1932年8月1日,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俄罗斯联邦中央委员会作出《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居民区的组织》的决议;以此为基础,1933年6月27日,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又作出《关于苏联各城市和其他居民区的规划设计和社会主义改建设计的制定与批准》的决议。这两份文件的颁布,初步建立起苏联独具特色的制度体系,堪称苏联最早的“法”。这些文件成为法律层面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最权威诠释。
进入1940年代以后,由于1941年6月德军的入侵,苏联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被迫中断,城市建设也基本陷于停滞。1945年二战结束后,苏联又开展了被战争破坏地区的恢复重建及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四个“五年计划”(1946-1950年),建设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又有一些新的发展,但在总体上仍基本延续了1930年代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思想。由于它们主要形成于斯大林主政时期(1924-1953年),又被称为“斯大林的城市建设原则”。
苏联理论思想之渊源:
初步认识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1929年前后有关社会主义聚居方式的一场思想交锋,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得以形成的重要诱因,它要求来自各领域的讨论者回到一些基本原则上去。对于在这场争论中居主导地位的政治家而言,其有关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无疑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的理论观点。《1931年卡冈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建设城市的科学和技术是落后的。……我们必须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基础上发展整个城市建设工作”,“像其他各种建设的问题一样,理论是作为破坏旧的无用的同时建设新事物的一种工具”,“我们必须根据科学的马克思、列宁的方法来深刻地研究苏联旧城发展和新城建设的总路线问题”[7]。反观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有关共产主义的理论思想具有显著的内在联系。仅以城市均衡布局和消灭城乡对立为例,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及《共产国际纲领与章程》等文献中,均有关于消除城乡对立、促进生产力均衡发展的重要论述。1919年苏联联共(布)的党纲中也明确指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立,是乡村在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根深蒂固的基础之一”,“消灭二者之间的对立是共产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13]。
当然,就科学技术层面的内容而言,苏联的与欧美等国的规划活动显然又是共通和互动的。早在苏联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理论思想形成之前,莫斯科的城市管理部门就曾于1920年初派遣重要官员到柏林、巴黎和伦敦等城市学习地铁和排水系统等事物,他们完成的题为《西欧大城市》的考察报告成为当时最新技术信息和比较数据的权威书籍[4]。在苏联推进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早期,欧洲众多的现代主义建筑师和规划师都与苏联的活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法国的L.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德国的E.梅(Ernst May)、瑞士的H.梅耶(Hannes Meyer)以及荷兰的M.施泰姆(Mart Stam)等都曾受邀赴苏联参与规划设计[14]。以柯布西耶为例,他曾于1928年10月、1929年6月和1930年3月三次前往莫斯科,他为莫斯科所做的规划设计方案成为后来的规划名著《光辉城市》(1933年)的重要基础;而他为莫斯科苏维埃宫所提交的设计方案未能入选,也成为1932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取消将其关于“功能城市”的第四次会议安排在莫斯科举行这一原定计划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就具体的规划内容而言,莫斯科改建中对城市街道、广场及建筑艺术的高度关注,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巴黎城市改建活动的重要影响;而“扩大街坊”的思想,和美国的“邻里单位”概念在规划设计手法和技术策略上则具有一定的近似之处……
由此可见,苏联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理念,正是以国际(特别是欧洲)的技术发展为基础,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有关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思想与苏联城市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显然,“社会主义城市”建设是苏联活动的鲜明特色或重要“标签”,这使得苏联规划模式具有深刻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特征。一旦所依托的体制环境发生改变,苏联规划模式的不适应性也就会自然涌现,这是1950年代以后苏联规划模式出现新的变化的重要内因所在。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到,在突出的意识形态因素之下,苏联模式仍有一些属于科学技术方面的内容,如规划设计方面的科学认识、工程经济方面的实践经验等,可供不同政治体制条件下的所借鉴。因此,在对苏联规划模式的认识方面,应将意识形态的与的科学技术作出合理的区分。
结论
当历史的脚步进入1949年,苏联的工作已经走过“黑暗”的摸索期而步入发展的成熟期,此时,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涌现规划活动的诉求,并面临着科学技术方面的巨大困难。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缔结政治的联盟,并在社会经济体制上采取“一边倒”的战略方针,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思想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城市建设和规划活动的理论指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城市建设和规划活动对苏联规划模式的借鉴,固然规避了理论模式探索的艰辛和“阵痛”,并形成某种跨越式发展的独特优势,然而,也正是由于其为外部舶来,缺乏一定“内生”机制或“磨炼”等原因,为后续事业发展的波动(如“三年不搞”事件)埋下了隐患。而1932年前后苏联首都莫斯科改建规划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对于不同规划模式(旧城内改建或另建新城)的争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的1950年前后,又出现了别样的历史再现(“梁陈方案”事件)——这,或许正是历史发展的戏剧性所在。
注释
① 如英国是具有鲜明“公共政策”特征的现代的起源地,法国的规划活动体现出激进主义色彩的“现代城市”观念,德国开创了以“区划法规”为特色的重要规划制度,而美国则形成了私权至上的制度。
② 方括号中的文字系本文作者所加,下同。
③ 苏联教科书《与修建》中的评语,该书中文版由北京都市规划委员会翻译组翻译,于1959年5月由建筑工程出版社出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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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 Chen,SHEN Mingrui,ZHANG Jingxiang. The Soviet Union-Style of Urban Planning in China: Retrospection and Implications[J]. Urban Planning Forum,2013(2): 109-118.
2 李百浩,彭秀涛,黄立.中国现代新兴工业的历史研究——以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J]. 学刊,2006(4): 8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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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OVIC B M. Urban Planning: Basis of Engineering Economic (Volume 1)[M]. CHENG Yingquan,trans.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1955:1-3,16-18,20,34-35,344-348.
7 莫斯科和苏联其他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卡冈诺维奇在1931年6月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报告[M]//苏联城市建设问题. 程应铨,译. 上海: 龙门联合书局,1954: 3-21.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Moscow and Other Soviet Cities: Report of Kaganovitch at the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 in June 1931[M]//Urban Construc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CHENG Yingquan,trans. Shanghai: Longmen United Press,1954: 3-21.
8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卡冈诺维奇同志报告的决议[M]//苏联城市建设问题. 程应铨,译. 上海: 龙门联合书局,1954:32-37.
Resolut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 on Comrade Kaganovitch’s Report[M]//Urban Construc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CHENG Yingquan,trans.Shanghai: Longmen United Press,1954:32-37.
9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住宅合作社”的决议(1925年7月17日)[M]//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附设共产主义研究院.城市建设.建筑工程部城市建设总局,译. 北京: 建筑工程出版社,1955: 248-250.
Resolut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 on “Housing Cooperatives” (July 17,1925) [M]//Communist Academy of Research Attached to Soviet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Urban Construction.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Ministry of Construction and Engineering,trans. Beijing: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Publishing House,1955:248-250.
10 一九三一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六月会议的决议[M]//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附设共产主义研究院. 城市建设. 建筑工程部城市建设总局,译. 北京: 建筑工程出版社,1955: 161.
Resolution of the June Meeting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 in 1931[M]//Communist Academy of Research Attached to Soviet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Urban Construction.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Ministry of Construction and Engineering,trans. Beijing: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Publishing House,1955:161.
11 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决议:关于改建莫斯科的总体计划(1935年7月10日)[M]//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二卷)(1929-1940).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592-604.
Resolutions of the Soviet People’s Committee and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 General Plan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Moscow (July 10,1935) [M]//Soviet Communist Party and Soviet Government Resolutions on Economic Issues (Volume II) (1929-1940).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1987:592-604.
12 卡冈诺维奇. 莫斯科布尔什维克为胜利完成五年计划而斗争(1932年)[M]//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附设共产主义研究院.城市建设.建筑工程部城市建设总局,译.北京:建筑工程出版社,1955: 193-197.
KAGANOVICH L M. Moscow Bolshevik Struggles for the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Five-Year Plan (1932) [M]//Communist Academy of Research Attached to Soviet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Urban Construction.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Ministry of Construction and Engineering,trans. Beijing: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Publishing House,1955:193-197.
13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附设共产主义研究院. 城市建设[M]. 建筑工程部城市建设总局,译. 北京: 建筑工程出版社,1955: 50,62,70-71.
Communist Academy of Research Attached to Soviet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Urban Construction[M].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Ministry of Construction and Engineering,trans. Beijing: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Publishing House,1955:50,62,70-71.
14 侯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现代主义城市乌托邦——对20世纪上半叶苏联的建筑与历史的反思[J].学刊,2008(1):102-110.
HOU Li. Socialism,Planned Economy and the Modernism Utopia: A Retrospection on the Soviet Union’s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in the First Half of Twentieth Century[J]. Urban Planning Forum,2008(1): 1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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