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是指导城市建设的,那么规划的依据又是什么?时下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要遵循城市发展规律。确实,没有规律就没有科学。牛顿力学破解了上帝的密码,而基于科学的工业革命改天换地,人类可以借助科学知识脱离地球探索太空。自然界有自然规律,那么人类发展有没有社会规律呢?拉普拉斯的答案是肯定的 ![2]
20 世纪初的人们因为工业革命的成功而开始相信“人定胜天”的科学主义,推崇现代主义--认为人类可以凭借理性改造、掌控世界的信念,即相信可以通过创造性破坏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
经济学通过简化外部条件,用数学公式描述经济行为的努力,确实扩展了我们的知识。但是正是基于宏观经济理论的实践,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经济学离开对真实世界规律的认知还远远不够!计划经济正是基于人类对自己理性能力高度自信的一次国家规模的社会实验,结果无论是一国(朝鲜、古巴、中国)还是跨国(经互会)的实践都证明了在经济领域人类理性的局限性,世界上没有万能的规划--相信什么都可以规划的计划经济体制大多导致了大规模饥荒和长期的民生凋敝。正如哈耶克所言,任何一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由于其无法解决的信息问题而必然注定失败,而市场经济国家无论是竞争市场的整体结果还是必要的保护规则,都不是人之计划的产物 [3]。
欧美市场经济国家在城市建设领域也有很多经验教训。从乌托邦到现代主义城市规划,都曾经寄希望于运用新技术、通过集体行动,期望经由城市空间重构推动社会再造。其中影响甚广的,1933 年由勒·柯布西耶主导的《雅典宪章》,试图运用工业时代的最新技术,通过城市建设构筑一个“建筑在花园中”的理想城市。但是,这种社会情怀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却被资本的空间生产所掌控,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
二次大战之后,欧洲曾进行“废墟重建”。美国也为了安置退役士兵大兴土木, 纽约、费城、芝加哥、波士顿……都进行了旨在“清除贫民窟”的大规模旧城更新、联邦政府资助了大规模的高速公路系统以及公共住房建设。结果旧城更新导致了传统社区的“绅士化”--对原住民的驱逐。焕然一新的公共住房社区把大量穷人聚居在一起,加剧了种族冲突、暴力和毒品犯罪。按小汽车需求推动的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和城市快速道路建设,彻底破坏了历史城区。L·芒福德指出“在过去的 30 年间,相当一部分的城市改革工作和纠正工作--清除贫民窟,建设示范住区,城市建筑装饰,郊区的扩大,‘城市更新’--只是表面上换上一种新的形式,实际上继续进行着同样无目的集中并破坏有机机能,结果又需治疗挽救。”[4]
1960 年代后期,欧美很多国家开始大规模拆除公共住房社区,其中伦敦在哈科尼(Hackney)一次就爆破了 19 栋高层社会住宅。而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市为减少犯罪,在 1972 年 7 月 15 日一次性炸毁了普鲁依 - 艾格居住区(Pruitt Igoe Housing Complex)33 栋 11 层高共 2870 套公共住宅。因此,查尔斯·詹克斯在1977 年借此直接宣布了试图通过城市建设来改造社会的“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的死亡! [5]
《马丘比丘宪章》指出 :“1933 年的雅典,1977 年的马丘比丘,这两次会议的地点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雅典是西欧文明的摇篮,马丘比丘是另一个世界的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的象征。雅典代表的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学说中的理性主义, 而马丘比丘代表的却都是理性派所没有包括的,单凭逻辑所不能分类的种种一切。” 处于不断演化之中的人类社会是复杂事物,从决定论到概率论,从耗散结构到演化论,迄今为止我们对社会经济演化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能力一直没有明显进步, 用简单科学的思维方法研究复杂科学显然是不科学的。
假设我们真有一天能够掌握自己社会发展所有的规律,或许那恰恰是人类自主命运的终结,因为从那一刻起人类就有可能被暴君、野心家和人工智能算法全面、彻底地控制,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正是因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存在于人与人的互动的过程之中,受到经济利益、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和宗教的影响,呈现出人性的喜怒哀乐,才让社会经济发展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
显然,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投影。它镶嵌在急剧演化的社会经济系统之中,受制于既定的城市发展政体,是一个集合了太多社会经济矛盾、政治权力 ;混合了人类自身意志、意识形态并处于持续演化中的人为复杂系统。规划师、建筑设计师不可能充当上帝,仅凭理性主义不能把握所有真理。资源是有限的,城市和建筑都是阶段性和片段性的,没有一个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想城市”模型。城市规划或许正是一个博弈的平台,真正现实世界中的城市规划正是在持续的利益博弈中不断趋利避害,甚至是减少伤害的过程,所以必须注重制度设计、关注过程、注意参与。
城市发展存在很大的或然性,城市规划的很多方案也不是必然会实现的,因此追求一劳永逸的终极蓝图,就像用大炮打死靶。面对不断运动、持续演化的对象而言,这种决定论的城市规划思维无异于刻舟求剑。科学的规划更应该注重“过程理性”,就好像是用导弹打活靶,开始的时候瞄一个大致的范围,在运动中不断调整以趋利避害、击中目标。即在政府与利益相关方不断彼此驯化的动态中,实现目标与手段的统一,才有可能让“工具理性”真正成为实现“价值理性”的手段, 而不是异化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