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3月29日,田纳西州孟菲斯市,联邦国民卫队的官兵和坦克镇压平权运动的示威者。图片来源:www.theatlantic.com
五十年前,美国各大城市爆发的少数族裔动乱宣告了西方规划黄金时代的结束。三十年前,甚嚣尘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掏空了自由民主国家中政府引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和动力。没错,新的规划“范式”确实出现在了欧美大地上。但几十年的发展却证明,它们在解决问题上并不更有效,并且丧失了解决大问题的能力。在许多规划学者看来,西方的规划已经陷入了一场危机。
再看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同样削弱了它们本就很薄弱的政府能力。城市发展的希望被寄托在所谓的“市民社会”上,关注点转向了非正规经济和住房,人民的福祉不再是政府的责任,而是人民自己的“自力更生”。在全球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几十年间,“自力更生”的策略有没有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呢?
曾几何时,中国也曾采用了类似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下放企业经营管理权,建立起可以自行运行的市场,改革和私有化中小国有企业。这些对于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满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件是必要的,但中国从没有将经济自由化、产业私有化奉为圭臬。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延宕十几年的土地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在市场建立的同时增强了政府的资源和实力。
2003年,党和国家首次提出以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首的“五个协调”,在发展中更加注重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政策转向彻底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做了切割。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中国建立起了以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为代表的、覆盖十几亿人的社会保障制度。2016年,中国政府用于民生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占到了GDP的将近12%。根据经济学家Barry Naughton的判断,中国正快步走在迈向福利国家的大道上。1980年以来,几乎所有的福利国家都在削减人民福利,唯有中国逆向而行。
唯有政府强有力,规划才有所作为。经济自由主义不应当是规划者应当奉行的意识形态。规划者应当相信,通过理性、专业、实事求是的规划分配政府掌握的资源,我们一定可以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兼顾社会领域的需求,可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让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放任自流”,是以万物为刍狗。
中国最近的空间规划体制改革把城市规划师从城乡规划的独立王国中解放出来,却又把他们推到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宏大议题面前。规划应当发挥更大作用,因为我们所拥有的舞台比以往更大。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认识能力,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为方有位,只有能够不断提出对地方政府乃至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实际帮助的专业建议,才能让这个行业更加蓬勃发展、让每个规划师的工作更有价值。
参考文献:
Bishwapriya Sanyal (Ed.). (2005). Comparative Planning Cultures. Routledge.
Naughton, B. J. (2018). The Chinese economy: Adaptation and growth. 2nd Ed. MIT press.
Saich, T. (2015).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China.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 (2003).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9/65411/4429165.html
作者:徐南南,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城市规划博士研究生,《国际城市规划》加拿大站联络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规划理论、城市规划史。微信:nx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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