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计成的文人身份因此受到其他文人认同。根据前文,比之被隐其姓氏,埋其名字,而被称为“山师、张生”的其他叠山师,文人们对文人叠山师——计成,则不再埋没其名姓。如郑元勋称其为“吴(吾)友无否”;阮大铖作《冶序》时,也二次称计成为“计子”。而明代对知识分子表示敬重,即可称之为“子”,相较于宋代以来,被称为“山匠”“花园子”“山师”“妙手”“善手”“石工”的其他叠山师而言,可看出计成的确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尊重,于其叠山师的身份,表达了高度的肯定。可见,计成的专书撰作,不但为其他园林好事者留下参考的凭据,更使计成的“文人身份”受到其他文人的认同。因此,计成的人际交游网络多为社会名士、政要等社会上流阶层。计成的诗画、文人背景,使其园林创作的文艺成就不同于一般工匠,又使计成的人际网络多与当时重要的文人连接,其中不乏当时江南的名流、达官等。
最重要的是,计成之《园冶》被誉为“国能、规矩”。计成以绘闻名,并将绘才应用于叠山之上,更进而将其一生的叠山经验撰著成书,独力完成园林专书,奠定了他在中国园林史上不可取代的关键地位。童寯于《江南园林志》起首即肯定计成:
自来造园之役,虽全局或由主人规划,而实际操作者,则为山匠梓人,不著一字,其技未传。明末计成著《园冶》一书,现身说法,独辟一蹊,为吾国造园学中唯一文献,斯艺赖以发扬。
因此,撰作《园冶》,计成由叠山师进而成为一名有专著的文人,亦成为文人叠山师的代表。而其书不但受到当世好评,且于出版次年随即再版。不但如此,《园冶》一书更于清代出口至海外。前人研究中,多因阮大铖的恶名,认为《园冶》因为由阮氏序,所以必受牵连未能传世。实际上《园冶》一书,不但曾于崇祯八年印刷第二版,且如前文已述,其书至清代以后,并未湮没不传,清代初期可见于东南沿海的书市,甚至有三次出口至日本的官方明文记录。且根据输日时,即有《名园巧式夺天工》《园冶》《夺天工》等三种书名版本的记录,推测其书在清代极可能同时以《园冶》以及其他不同于《园冶》的书名流布于书市。由此可知,《园冶》在明末清初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且不但中国如此,在邻国日本亦如此,更遑论今日海外仍可见多种钞本传世。
阮大铖虽然在《明史》上声名狼藉,但文艺成就仍不可磨灭,其艺术鉴赏品位亦不可因此废言。计成与阮大铖相识于崇祯五年,阮大铖早知汪氏“寤园”为计成之手笔。计成为汪士衡完成“寤园”之后,汪士衡邀请友人们参观,其中阮大铖对汪园的造园设计与景致大为欣赏,因此为计成的书作序,出资出版,更为计成的造园艺术留下传世记录。崇祯七年,《园冶》付梓时,计成正在为郑元勋兴筑“影园”。崇祯八年出版第二版,额外加入的郑元勋序,不但对计成赞誉有加,对《园冶》评价更高:
今日之国能,即他日之规矩,安知不与《考工记》并为脍炙乎?
文中将《园冶》与《考工记》并列,还将计成的筑园技巧比为“国能”,充分表露出对计成的肯定。而《园冶》随即再版,可推测第一版或许已受到诸多好评,因此才能在次年制作第二版,上述的郑文即为一例。而“影园”也在同年完成。
“影园”完成后,成为名流诗文雅宴之地,亦跻身当时扬州名园之首。因此“顾尔迈跋《影园自记》云:‘南湖秀甲吾里,超宗为影园其间,又秀甲南湖。’陈肇基《寄题影园》诗云:‘广陵胜处知何处,不说迷楼说影园。’”而相对于其他文人而言,郑元勋对计成的肯定,又更具标志性意义。因为郑元勋了解构园之理,却仍欣赏计成筑园。和计成相同,郑元勋为画家,亦为文人。且郑元勋对叠山理水亦颇有心得,又明布画,“予自负少解结构,其于《题词》中曰:质之无否,愧如拙鸠。”作为一名自认稍解构园之理的人,却依然将园林交付计成营建,而且认为计成的布设如绘画般完美,“百无一失,故无毁画之恨”。郑元勋与计成相交已久,对计成的欣赏形于文字:”又言自己的园林虽小,经计成“善于用因,莫无否若也。 擘画之后,却显不凡:
予卜筑城南,芦汀柳岸之间,仅广十笏,经无否略为区画,别现幽灵。
郑元勋之言,是对计成经营园林的由衷佩服之意,实乃来自同属好事者的园林同好、善绘行家的赞美,诚为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