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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小镇缘起于浙江,2014年时任浙江省省长的李强首次提出特色小镇的发展建设问题[1]。2015年4月,浙江省发布《关于加快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指导意见》,定义“特色小镇是相对独立于市区,具有明确产业定位、文化内涵、旅游和一定社区功能的发展空间平台……”[2],并于该年6月公布省级首批特色小镇创建名单。2015年底国家主要领导对特色小镇作出批示“特色小镇、小城镇建设大有可为……”。
2016年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强调加快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7月20日,住建部、发改委和财政部三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确定到2020年培育1000个左右的特色小镇,引领带动全国小城镇建设[3];10月8日,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加快美丽特色小(城)镇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建设美丽新型特色小(城)镇、有机对接美丽乡村建设、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4]。10月10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发布了《关于推进政策性金融支持小城镇建设的通知》[5];2017年1月24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国家开发银行发布了《关于推进开发性金融支持小城镇建设的通知》,将金融支持的重点进一步拓展到小城镇宜居环境塑造和传统文化传承的工程建设方面[6]。2月8日,国家发改委联合国家开发银行发布了《关于开发性金融支持特色小(城)镇建设促进脱贫攻坚的意见》,提出将开发性金融支持特色小镇建设作为扶贫攻坚的主要工具之一。此外,全国各省市也纷纷制定了特色小镇建设的行动计划[7]。
以上一系列的政策和行动计划,激起了一波“特色小镇热”,全国各地接连展开特色小镇培育创建工作。2016年10月和2017年8月,住建部等部门联合评选并发布了总计403个特色小镇创建培育名单。至此,特色小镇建设工作出现了两种模式[8],一种是浙江的产业小镇模式,重点是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培育新经济[9];另一种是住建部的小城镇模式,即通过促进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解决农村劳动力和促进就地城镇化,带动村镇基础设施的改善,提高整体宜居水平,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从而带动小城镇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
囿于两种模式的文字表述一致,均为“特色小镇”,从而导致了全国各地对特色小镇的概念认识不清、定位不准。不少企业和地方政府盲目跟风,短平快地急于求成,而忽视特色小镇培育的基础条件。此外,还存在政府过于主导、市场化不足等现象,甚至出现政府债务风险加剧和房地产化倾向[10]。因此,2017年12月,国家发改委会同国土资源部、环保部和住建部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推进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再次明确了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的概念差异,并就规范推进各地区特色小镇和小城镇建设提出五个基本原则:坚持创新探索、坚持因地制宜、坚持产业建镇、坚持以人为本和坚持市场主导。
本文梳理了403个特色小镇发展的分布特征、功能类型、经济特征、产业特征、规模特征和建设特征等,并进一步结合当下我国小城镇发展的实际情况,讨论了小城镇发展的若干现实问题。为与目前的习惯称谓一致,本文仍称403个小城镇为特色小镇①。
a.数量特征:各省特色小镇数量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一致
403个小镇分布于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浙江省,共23个入选;其次是山东省和江苏省,分别有22个入选;数量最少的是天津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别仅有5个和4个入选;大部分省市两批入选数量在8~15个左右,各省份第二批入选数量基本为第一批的2倍左右。各省市特色小镇入选数量②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关(图1)。

图1 各省市特色小镇数量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图
b.地理分布:平原地区入选稍多,农业地区入选占比近半
403个特色小镇在不同地形③条件上的分布差异不大,平原镇数量相对较多,占37%,其次是丘陵镇,占33%,山区镇最少,占28%,与平原镇相差近10个百分点(图2);区位上看,农业地区④的镇最多,占比46%,接近半数,其次是大城市近郊区镇,占比30%,远郊区镇相对较少,占比24%(图3)。从两个批次的差异看,第二批的农业镇占比高达49%,比第一批高了6个百分点。

图2 地形分布特征图

图3 区位分布特征图
c.功能类型:以旅游和历史文化为主,但类型趋于丰富
功能类型上看,旅游型小镇依旧是各地发展特色小镇的主打方向,共有232个,占57.6%,超过一半(一个镇的类型可以有多种);其次为历史文化型,占比为37.2%,超过三分之一(图4)。由于第一批特色小镇中,旅游型和历史文化型占比过大,第二批评选时进行了一定的控制,故第二批的旅游镇和历史文化镇比第一批分别下降了10个百分点和9个百分点;相应地,农业发展型、工业发展型和商贸流通型小镇的数量占比有所增长。总体而言,特色小镇的类型趋于丰富。

图4 两批特色小镇的功能类型变化图
d.总体认可度:平均获得1.3个省级以上称号
403个镇获得的国家级称号合计达到537项,平均每个镇获国家级称号1.3项。其中有248个镇是国家级重点镇,70个镇是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住建部和国家旅游局组织评选),69个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组织评选),72个镇是全国美丽宜居小镇(住建部评选),48个镇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镇(发改委评选),30个镇是财政部和住建部建制镇试点示范(图5)。从中可见,403个镇大部分已经小有成就,入选前就已经是小城镇发展建设的领头羊。

图5 获奖情况统计图
e.文化传承:八成特色小镇有非物质文化传承
全部入选特色小镇中有69个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占比为17%。134个小镇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216个小镇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226个小镇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合计79%的入选特色小镇有一定程度的非物质文化传承。
a.经济规模:GDP呈团块状分布,但GDP不是考量特色小镇的决定因素
GDP总量分布呈现团块状特征,产出最大的是长三角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山东、广东、福建等地(图6)。403个镇中GDP超过400亿的镇有3个,最高的是广东省北滘镇,2015年GDP高达493亿,其主要产业是家电制造。另外两个均为中西部地区的镇,其中内蒙古的罕台镇,2016年GDP为424亿元,占全县的一半,是第二批入选特色小镇中GDP最高的镇;贵州省茅台镇2015年GDP产量为402亿。另有湖北省的吴店镇GDP为200亿,山西省的杏花村镇GDP为150亿,山东省有5个镇GDP超过100亿。这些小镇的共同特点是产业特色鲜明、基础相对较好,有一定的产业传承。GDP产出最小的是西藏自治区的巴嘎乡,仅有1792万元,只有北滘镇的万分之四。总体来看,403个镇的平均GDP为40亿元,其所属县的GDP均值为406亿元,入选小镇不一定是县域经济重镇。因此,GDP只是特色小镇评选的考量因素之一,不是决定因素。

图6 特色小镇的GDP分布特征图
相对GDP总量的差距而言,403个镇的人均GDP的差距有所减小,最低的镇只有2000元,最高的则达到了77.09万元(罕台镇),403个镇的平均水平为6.66万元/人,高于当年全国的人均GDP水平(4.92万元)。从地域差异来看,仍然呈现团块状分布,江浙、四川、山东、广东地区的优势镇较多。相对而言,西北内陆地区的总体水平相对较弱一点(图7)。东中西部的差异并不是很明显,东部有经济强镇,也有弱镇,中西部亦然。

图7 特色小镇的人均GDP分布特征图
b.居民收入:差异较大,但地域差异不明显
特色小镇的居民收入跨度较大。403个镇的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均值为2.63万元,中位数是2.57万元,收入最高的是天津市大王古庄镇,达到了9万元,最低的是湖南省的边城镇,只有3548元,前者是后者的25倍(图8)。农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的均值为1.58万元,是城镇居民收入的60%,中位数是1.42万元,最大的高达1.97万元,最小仅为的为3231元⑤(图9)。总体而言,特色小镇的居民收入存在地域差异,但不明显。

图8 特色小镇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布图

图9 特色小镇的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布图
c.公共财政:镇间差异大,地域差距不显著,但可支配财政收入占比不高
从公共财政收入看,其横向差异性显著。公共财政收入最高的镇是上海市的安亭镇,高达140亿元;而最低的是西藏自治区的桑耶镇,只有30万元,前者是后者的1.3万倍。尽管公共财政收入的均值是3.37亿元,但是中位数仅为7256万元,也就是说有201个镇的公共财政收入小于7256万元,公共财政收入的地域分布明显不均衡,财政收入较高的镇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其他地区的差异并不是太明显,东部有财政强镇,也有财政弱镇,西部亦然(图10)。

图10 特色小镇的公共财政收入和可支配财政收入比重
7000万元的公共财政收入对于小城镇而言已经不低。但图10显示,可支配财政收入在公共财政收入中的占比并不高,403个镇可支配公共财政收入均值为1.64亿元,中位数为4372万元。403个镇的可支配财政收入占公共财政收入的比重平均为61%,中位数是63%,可支配财政收入低于1000万元的镇有56个。
可见,即使是特色小镇,在分税制财政体系下,这些小城镇在财政上依然存在困难,资金问题需要在后续建设过程中克服。但由此也可以看出,403个特色小镇不都是经济强镇,特色小镇的“特”主要还是体现在特色资源、特色产业和特色风貌上。
d.投资:投资相对集中,冷热不均,民间投资占比较高
最后从投资情况来看,403个特色小镇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高达9189亿元,均值为23.15亿元,但中位数仅为12.31亿元。由此可见,目前特色小镇的投资相对较为集中,呈现冷热不均的状态,投资额较高的镇主要集中在山东省,其次是东北、天津和江浙地区。投资额最高的是山东省的崮山镇,为298亿元,最低的为西藏自治区的桑耶镇,仅为71万元,是前者的四万分之一。从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来看,其总额为5466亿元,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比超过50%,平均值达到9.8亿元,中位数为6.3亿元,民间投资最大的是黑龙江省的阜宁镇,为132亿元,最小的是新疆自治区的色力布亚镇,仅为58万元(图11)。

图11 特色小镇的固定资产投资分布情况
a.类型分布:类型丰富,地域差异不明显,产业不够聚焦
特色小镇的关键动力是产业。评选的特色小镇的(申报)产业类型可以分为七类,分别为:商贸流通型、工业发展型、农业服务型、旅游发展型、历史文化型、民族聚居型和其他类型。从各类型的空间分布来看,商贸流通型和农业服务型的分布较广,各区域几乎均有分布;旅游发展型和历史文化型的分布呈现出南多北少的现象,且历史文化型多与旅游发展型相结合,工业发展型呈现出中部多、南北少的特点;民族聚居型总量较少,主要分布在西部和西南地区。三分之二的镇兼具多重产业特征,甚至有少量镇有四种及以上的产业类型,可见部分特色小镇的产业类型不够聚焦(图12)。

图12 特色小镇的产业类型分布图
b.主要产业:传统产业为主,竞争力尚需培育
特色小镇的“特”离不开其主要产业的支撑。统计显示,403个特色小镇的主要产业总产值高达2.2万亿元。虽然主要产业的产出均值高达57.1亿元,但其中位数仅为9.8亿元,即只有一半的特色小镇,其主要产业的产值高出9.8亿元,呈现出冷热不均的状态,产值较高的镇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省和川渝地区。其中主要产业产值最高的是广东省的北滘镇(家电制造),高达1764亿元(图13)。

图13 特色小镇主要产业的产值分布图
对特色小镇的主要产业类型做进一步地梳理,可以看出,其主要产业依旧以农业和农业相关产业及一般制造业为主⑥,虽初具特色,但竞争力仍需培育。
c.就业特征:总体较好,分布不均
特色小镇最关键的还是要解决居民的就业问题。从其主要产业吸纳就业的情况来看,平均每镇解决就业12823人,中位数是6000人,吸纳就业人口最多的是广东省、江浙地区、山东省和川渝地区等。创造就业岗位最多的是广西自治区的校椅镇,其拥有国家级星火技术密集建设区,2016年共吸纳就业168622人(图14)。但总体来看,特色小镇对就业的贡献分布不均。

图14 特色小镇的主要产业吸纳的就业人口分布图
403个特色小镇的镇域平均人口规模为5.66万人,中位数是4.46万人,规模最大的是广东省乐从镇,高达31.13万人,规模最小的是西藏自治区的巴嘎乡,只有1690人,前者是后者的184倍。镇区人口平均规模为2.66万人,中位数是1.77万人,规模最大的是浙江省的柳市镇,高达16.2万人,规模最小的是甘肃省的清源镇,只有500人(图15)。从人口规模的差异看,镇区人口规模的差异较镇域人口规模差异大,镇区人口规模大的镇主要集中分布在江浙、川渝地区和山东省。

图15 特色小镇的镇区常住人口分布图
b.用地规模:建设用地面积地域差异明显,人均值普遍偏高
从403个特色小镇的建成区面积来看,长三角、珠三角和山东半岛地区的镇建成区面积较大,内陆地区则相对较小(除川渝、桂、豫的部分镇),403个镇的建成区面积平均为4.43平方公里,中位数为1.64平方公里,高达30%的镇建成区面积在5平方公里以上(图16)。

图16 特色小镇的建成区面积分布图
从人均建设用地来看,403个镇的平均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是235平方米/人,高达17%的镇人均建设用地在400平方米/人以上,有60%的镇人均建设用地在150平方米以内。总体来看,建成区面积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人均值普遍偏高。
c.规划机构:机构设置率较高,但其实际效能尚待检验
从各镇的规划机构设置情况来看,94%的镇设有规划建设管理机构,87%的镇设有综合执法机构。两个机构均未设置的镇有11个,其中西藏自治区4个,青海省和甘肃省各2个,未设置规划建设管理机构的镇多位于西北地区;没有设置综合执法机构的镇多位于新疆、西藏、青海、甘肃等西北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河南、陕西)及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尽管规划机构设置率较高,但其实际效能尚待检验。
d.服务设施:西北地区有待提升,生活污水和宽带入户有待加强
403个镇的自来水普及率均值为98.6%,但仍有14个镇低于90%,其中青海、西藏各3个,吉林、海南各2个;生活污水达标排放率平均为89.5%,达标排放率低于50%的镇有19个,其中广东省3个,新疆、河南、四川和海南各2个;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平均为93.6%,低于50%的镇有9个,其中新疆、青海、辽宁各2个;宽带入户率平均为83.7%,低于50%的镇有27个,其中甘肃和西藏各3个,新疆、宁夏、湖南、河北各2个;平均拥有5个大型连锁超市或商业中心,统计数据中没有大型连锁超市或商业中心的共32个,其中新疆、西藏各4个,云南3个。从统计情况看,生活污水达标排放和宽带入户有待加强,整体服务设施建设较弱的地区主要在新疆、西藏、甘肃、青海等西北地区,另外海南、云南、四川、河南、湖南、河北、辽宁等省市的一些镇的部分服务设施也有待提升。
将403个镇置于全国视角下,可以比较特色小镇在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财政收入方面的总体特征情况。
从人口规模来看,无论是镇域常住人口规模还是镇区常住人口规模,403个特色小镇的平均规模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镇区人口规模,403镇是全国均值的2.46倍。镇域和镇区人口规模在全国均值以上镇的比例亦都超过50%,其中2/3的特色小镇的镇区常住人口规模超出全国镇平均水平(表1)。
表1 全国镇和403个特色小镇规模比较

资料来源:全国镇数据来源于住建部2017年分乡镇数据;403个镇数据来源于2016年127个镇上报数据信息表和2017年276个镇上报数据信息表。
从建成区面积看,403个特色小镇建成区的规模差异较全国镇大,均值为全国镇的2.01倍。但从中位数可以看出,403个特色小镇略超过一半的镇的建成区规模在全国均值以下。
从人均建设用地看,403个特色小镇的人均建设用地比全国平均水平略低,四分之三的镇在全国平均值之下。尽管特色小镇的人均建设用地规模略低于全国,但从绝对值来看,依然超出国家标准近一倍。
从基础服务设施的建设来看,403个特色小镇无论是供水普及率、污水处理率还是生活垃圾处理率,都大大超过全国镇的平均水平,分别高出全国均值15.0、20.6和3.4个百分点,在全国均值以上镇的比例分别为97.5%、89.6%、76.4%(表2)。由此可见,特色小镇的基础服务设施建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表2 全国镇和403个特色小镇的基础服务设施建设比较

资料来源:全国镇数据来源住建部2017年分乡镇数据;403个镇数据来源于2016年127个镇上报数据信息表和2017年276个镇上报数据信息表。
在公共财政收入方面,403个特色小镇平均值达到3.37亿元,是全国镇平均水平的五倍多。但是,403个镇的中位数水平仅为7697万元,仅略超2017年全国均值(表3)。这说明,403个特色小镇的公共财政收入水平的差异较大,其均值较高主要得益于少数财政强镇,但大多数的镇,其公共财政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并无明显差异。
表3 全国镇和403个特色小镇公共财政收入比较

资料来源:全国镇数据根据《2016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相关信息进行推算;403个镇数据来源于2016年127个镇上报数据信息表和2017年276个镇上报数据信息表。
403个特色小镇的人均建设用地与全国镇的平均水平相当,但和城市相比,仍然显得过于粗放。“小城镇用地规模偏大”不仅仅是少数镇的特点,而是具有普遍性。这就让我们思考,小城镇既然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特殊层级,其建设用地标准是否也要考虑其特殊性?为其特色化发展提供支持?同时,小城镇的用地权属关系偏向于集体建设用地的特点[11],亦为其建设用地标准的特殊性提供了诠释依据。对于建设用地标准的改革试验或许可以从这403个特色小镇先行开展。一方面,建设用地指标的放开可以为小镇提供充分的发展权;另一方面,这样的改革可以为403个特色小镇注入新的发展动力。当然,一套完整的改革和监管体系需要全方位的设计。
目前大部分特色小镇的主要产业依旧以农业和一般制造业为主,产业偏低端,特色已有凸显,但依旧不足。旅游型和文化型的小城镇数量虽多,但产业趋于雷同且对资源高度依赖。相比城市,小城镇的产业有其固有特点,缺点是“产业链短、产业层次总体偏低”,优点是“就业贡献度高”。因此,特色小镇的建设导向,是否要一味地追求高端化,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特色小镇的关键在于特色,引导其产业向新兴和战略性产业方向发展固然重要,但也要兼顾其产业类型的多元性特点,包容其传统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现象显著。中西部的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可能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十年甚至于更多,其尚处于资源集聚的极化发展阶段,县城和城市仍然是其主要增长点,如果过于分散化地分配资源,可能对其总体经济发展不利。相反,东部发达地区已经进入到了经济均衡发展时期,社会公正是主要导向。显然,两类地区的特色小镇的作用和发展方式有很大差异。对于前者,特色小镇可能主要依靠自下而上的力量(虽然会很难)实现突破;而后者的发展可能更有优势,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通过示范引领带动更大范围的小城镇实现特色化发展。尽管特色小镇在地域之间的发展模式有差异,其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有差异[12],但其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中无疑将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一点需要进一步地研究深化[13]。
虽然GDP不是特色小镇的评选依据,但是GDP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紧密关联,没有好的基础设施,小城镇的特色化发展很难达到一定水平,甚至于无从发展。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需要强大稳定的财政支持。403个特色小镇的公共财政收入差距很大,大部分镇的公共财政收入尚可,但可支配财政收入在公共财政收入中占比普遍不高。这与我国的分税制体系有关,1993年的分税制改革仅仅建立了国家与省级层面的分税关系,各省内部的分税体系由各省自行制定,囿于行政层级的约束,小城镇在其中处于最不利的位置,加之建设用地指标的分配逻辑与税收体系基本一致,以及2006年农业税的取消,切断了小城镇的最稳定的税源。所以,几大关键因素导致小城镇的财政收入长期保持在很低水平。现实中,很大一部分镇靠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来维持。这样的发展条件无法支撑小城镇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在税收和财政分配制度上进行变革,切实提升可支配财政收入水平,为特色小镇的健康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①本文全国镇数据来源于住建部2017年分乡镇数据,部分根据《2016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相关信息进行推算,403个镇数据来源于2016年127个镇上报数据信息表和2017年276个镇上报数据信息表。
②虽然各省的申报名额是住建部分配的,但是评审获批的数量与各省的特色小镇建设情况有一定相关性。
③这里的“地形”不是指镇区,而是指建制镇总体的地形地理特征。
④这里的农业地区泛指“基本不受城市影响的地区”。
⑤此处两个极值,笔者认为可能是当地误报了数字,故将地名略去。但数字本身并不影响本文的总体陈述。
⑥关于403个特色小镇的产业类型分析,作者将另文阐述。
[1]李强.用改革创新精神推进特色小镇建设[J].今日浙江,2015(13):8-10.
[2]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指导意见(浙政发﹝2015﹞8号)[Z],2015.
[3]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建村﹝2016﹞147号)[Z],2016.
[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加快美丽特色小(城)镇建设的指导意见(发改规划﹝2016﹞2125号)[Z],2016.
[5]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关于推进政策性金融支持小城镇建设的通知(建村﹝2016﹞220号)[Z],2016.
[6]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开发银行.关于推进开发性金融支持小城镇建设的通知(建村﹝2017﹞27号)[Z],2017.
[7]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开发银行.关于开发性金融支持特色小(城)镇建设促进脱贫攻坚的意见(发改规划﹝2017﹞102号)[Z],2017.
[8]张立.特色小镇政策、特征及延伸意义[J].城乡规划,2017(6):24-32.
[9]陈东凌.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小城镇规划学术委员会2016年年会—小城镇规划建设与管理研讨会发言[Z],2016.
[10]王丽娟.特色小镇建设应更加注重“质”的提高——专访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研究员冯奎[N].中国经济时报,2017-12-14(2).
[11]赵晖,等.说清小城镇[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7:147.
[12]张立.新时期的“小城镇·大战略”——试论人口高输出地区的小城镇发展机制[J].城市规划学刊,2012(1):23-32.
[13]彭震伟.小城镇发展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J].城乡规划,2018(1):11-16.
作者简介:
张立,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副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小城镇规划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白郁欣,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硕士研究生。
版权声明:
原文刊登于《小城镇建设》杂志2018年9月刊,版权为小城镇建设杂志社所有,本文在原文的基础上经过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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