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它有着很多固定的定语和修饰。
比如它是一个两年一度的文化事件,它能成功地激活城市的土地,它以城市化为固定主题,用世界的经验解决在地的问题,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了唯一性。
但对于我来说,双年展是一种空间经验,是对社会性议题复杂性和世界丰富程度的重新定义,或者是,某项研究让我知道了香港为什么会成为标识的森林而豁然开朗,也可能被一语道破,乡愁是一种陪伴,因为尚有故乡不拒归来而感到的安慰。
为什么我们不能让一栋建筑轻易地被拆除?

今年双年展在一个面粉厂里举办,展场内有一个原本用于存储面粉的筒仓。
它坚固、实用,因为功能性而被建造,2010年工厂停工它就被空置了。
被选为双年展的展场后,建筑师做了简单的改造,将筒仓内部打通,架起了两层高的楼梯。观赏者可以置身其中然后穿过它,用于照明的灯光在粗粝的墙面上产生简单的几何图案,抬头凝视,首先惊叹而后是敬畏。
这样一个普通的工业建筑,有别于精心粉刷、装饰的城市空间,给人难以想象的美感、孤独感和安全感,这就是建筑的精神性。
精神性的另一层含义在于建筑可以缄默无言地道出史书言说不及的故事。
我们每一个对城市的“记忆”都深藏在感官里,碰触到熟悉的场所人就自然地进行有意识的反刍。
当城市居民凝望城市却不能再唤起这种认知的时候,那么这座城市就不再“属于他们”了。
这个建筑像是一种提醒,我们要警惕充满回忆的房子在轰鸣声中倒下或者无声无息地消失,因为我们与周遭的关系就建立在这种记忆上,同样也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建筑的边缘或边缘的建筑里还有多少美尚未被发现。
为什么我们说环境影响人?
在这届双年展展场内,蛇口议事那栋三层的小楼不是特别起眼。
一层的空间内放有一个很大的圆桌,用于一些公共事务的讨论。
它有三个入口,同样也是出口,任何时候来访者都可以自由进出,于是人是流动的,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增加了讨论的自由度。
一年半前的联合国图书大会,圆桌讨论设在图书馆能容纳数百人的报告厅内举办,人与人的距离太远导致与会者通过前方的大屏幕才能对视,当时的感受是体量大的建筑限制了学术讨论的深度。
而在某些场所学习效率更高,在一些商场特别有购物欲,看似不同的现象背后其实为环境影响人提供了论点。人与建筑尺度的比例关系,不同空间类型(公共或私人)都会影响人在环境里的表情和行为。

著名的美国建筑师路易斯·康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为刚刚独立的孟加拉国设计国家议会,议员的入口是一个清真寺,藉此希望每一个入场者能够对自己的发言负责,这栋建筑也成为他一生最伟大的作品,也充分表露了建筑师利用空间环境的营造来影响人行为的野心。
如果说医生、律师都有其伦理和道德规范,那么建筑师呢?

在双年展闭幕的那一天,我听到了来自台湾建筑师黄声远的演讲。
他毕业于东海大学建筑系,后来又在耶鲁大学读完硕士,随即供职于洛杉矶的建筑事务所,日夜颠倒飞来飞去设计都市里的摩天大楼,但他发现这不是他想在美国找到的自由,于是他回到台湾。
因为朋友的缘故,他选择扎根宜兰,二十几年的时间里从容地完成社福馆、文化广场、栈道等一项又一项的公共建筑。
而目前的宜兰,水泥堤防变成了绿色的草坡,旧银行变成了美术馆,在诚品书店的阅读高空广场人人都可以俯瞰故乡。他的做法是与居民充分的沟通,尊重自然、研究土木、学治水、学交通。
在他那里很明确的一点是建筑不止于柱子和层高,材料和结构,更重要地是关心人和生活。
在双年展的很多展品中也不乏建筑师的“自我表扬”,他们聚集起来快速建造了一个实用又廉价的学校,设计了一些简单的户外装置让一块空地变得受欢迎。
澎湃的记者在开幕式时发问,“如果说医生、律师都有其伦理和道德规范,那么建筑师呢?”一个在我看来有说服力的答案来自都市文化研究学者爱德华·索雅:
“我并非想用空间公平来取代社会公平的概念,而是希望在社会生活各方面中潜在的、强有力的但仍然常常处于模糊状态的空间性得以体现,通过空间上的意识实践和政策而使得世界变得更好。”
日照权难道比一个年轻人有机会在城市落脚更重要吗?

建筑师那么努力,房子越建越高,为什么我们依然很难找到一个舒适的容身之所呢?
与之相反的现实是,房价和房租的高涨,深圳正在日益香港化,而且像的是那座城市最消极的一面。
关于住,作为一个典型的城市形态,七百万深圳人(如果来了就算深圳人的话)的容身之所——城中村在双年展也屡被提及。
深圳的城中村在八十年代由本地居民自发建造,目前的居住者则几乎都是租客。城中村因为绝佳的地理位置被地产开发商觊觎已久,而产权所有者因为天价的拆迁赔偿款和每月稳定的租金收入、分红在拆与不拆的问题上态度暧昧,政府则时而视之为城市风险的毒瘤时而又承认其在保障居住和缓解交通压力上的现实功能。
城中村的租客大多是这座城市里的新移民,在落脚城市的论坛上,中山大学的何艳玲教授归纳,城中村的居民要么从事着相对初级的服务型工作,要么刚工作不久,都可以被称为“初工”。
这里的租金相对廉价,又因为聚集了天南海北的人有了各地的吃食,蔬果新鲜,甚至可以买到1/8个西瓜。这里也产生了特别多匪夷所思又相当合理的商业模式,除了房间,空调、洗衣机等等生活电器都是可以租的,还有人免费上门安装和拆卸。
当然城中村楼间距很小,光线很差,通风不好,电线密布,距离理想的生活环境当然相差甚远。
在深圳城中村研究和北京“六环比五环多环艺术项目”的论坛上,就有学者高声疾呼:
“日照权难道比一个年轻人有机会在城市落脚更重要吗?”
双年展或许已经有了足够的关于城中村的专业讨论,但构成城中村的主体——租客,城中村利益相关方重要的一方却对它拆与不拆没有丝毫的话语权。
媒体或社交媒体所构成的舆论是否有机会参与这场权力和资本的博弈或者合谋?于是这里隐含了公众性议题协商和决策机制的制度设计。
我们究竟在留恋城市里的什么?

在双年展的激进城市化的版块,有众多来自世界不同城市的案例。城市的样子,在埃及开罗是不断向上生长的自建住宅,在麦加是一年一度圣徒朝圣的盛景,在撒哈拉沙漠里是难民在极度匮乏的状态下的雏形。当然,在更多的地方,城市由高楼和宽阔的马路与乡村区格,但这些都只是城市之形而已。
一年一度的春节都是一场数以亿计的人口迁徙,要不要逃离北上广的讨论频繁地出现在朋友圈里,但无论讨论多么激烈,多数人在这个节日过后又义无反顾的选择背井离乡回到有雾霾、拥堵和生活成本很高的城市里。那么,我们究竟在留恋城市里的什么?
第一反应应该是工作机会,就像电影Zootopia(动物乌托邦)里的那只兔子为了成为警察在父母的目送下离开家一样。Zootopia的广告语是Anyone can be anything。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我们在追求的是唯有城市能给的,即anyone be anything的可能性。而一个好的城市最需要的就是尽可能多地保留这种可能性。
城市里的人是普遍匿名的,城市的分工让我们与土地的关系日益抽象,职业的不同像新的巴别塔层层壁垒。城市的流动性在语言和习俗上显得更加包容,然而自由即孤独。
在双年展创客版块的策展导言里我看到了这样一句话,
“材料固有的随机性和野性表现在一方面是高度重复而有规律的,另一方面则是完全失去控制,这种二元性会在每一件制造出的物品中产生一种张力;因此没有任何一个物品是相同的。”
后来我又在史航的分享会中听到,
遥远的相似性让我感动,因为相似会战胜遥远。”
两句话语气都很肯定,类比到人,我们尊重每一个个体的独特性,同样又相信相似可以相遇,这就是所谓的城市精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