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2月27号,在UABB报告厅进行的双年展闭幕论坛“Hyper Metropolis 超都会:超常的密度 . 超常的手段”中,都市可能概念工场的张为平,WAI的Cruz Garcia,都市实践的刘晓都,分别展示了香港的“极限现实”,建筑历史上的“非现实”,和深圳的“超”现实。讨论环节谈到建筑师参与城市政策制定的可能性,以下为论坛实录。

主持人刘晓都:都市实践在很长时间关注城市高密度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尤其在深圳这样一个新兴快速的城市,我们提出了这个课题,不是做结论,而是打开一个话题,希望能够引起一些人开始进入这样的思考和讨论。

?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组委会 摄影师 张超Chaos Zhang
超都会–深圳未来高密度环境中多元混杂的栖居方式的推测与设想
刘晓都,都市实践合伙人
说到未来建筑,我们有时会从电影里看到一些想象。比如《银翼杀手》里的香港城市,还有《第五元素》,它也带有混杂文化背景下立体城市的想象。这些想象在我们现实生活里其实已经慢慢在趋近,都有一定的表达,这是我们的观察。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蛇口这个区域,80年代开始,它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从一个非常破败的很普通的小村镇,慢慢形成一个大城市的雏形。
?都市实践
短短十几年,它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很迅速的城市状态,再过一个十年,又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在形态上接近几乎大都会的情形。在1995年的时候,深圳的发展和城市化几乎只是在这条白线右侧的罗湖区域。20年后,整个深圳已经完全铺开城市化的进程,图上看到红色的区域是后来的城市化区域,几乎已经覆盖了所有的可用土地,深色和绿色的区域,几乎都是不可建设,和已经被保护起来的山地。现在的问题就是出现了大量人口聚集到珠三角,尤其深圳这样的区域,随着人们生活品质需求上升,人均居住面积和公共空间需求标准都在上升,建设量就会持续增加,而可用建设用地一直在不断下降,这些问题大家都清楚,空间需求在增长,土地供应在下降,如何获取更多的空间,一定程度上保持这种建设量的增加,同时提高人们一定的生活质量,是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深圳目前已经开始第二轮城市开发了,短短的时间已经开始大量的城市更新,寻求更多空间,我们在这里叫它二次城市化。怎么能够加大空间密度,在城市中心提供更多空间,这就是我们提出的在PRD2.0语境下,大家需要思考的问题。
目前的整个城市开发,我们看到有很多开发都是一类的,都是超高层,一栋一栋塔楼往上做,容积率越来越高,从7,到10,到20… 这样无休止的做法实际上在我们看来它的效率并不是很高,单纯高度的增加带来的空间增加非常有限,重要的是生活品质不见得有特别大的提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除了有更多的空间需求,并且对一个真正的都会的高品质生活有更多向往和需求的话,在城市结构上可能需要一种整体的改变。我们在想象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现在来说技术上并不是特别的成熟,政策上也不是完全的合理或者合法,它是一种开放的可能性。这种改变也是专业到社会公众整体共同的认知和改变。
我们去看典型的大都会城市例如纽约和香港,它们的都会生活其实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几个中心节点上,城市的生长几乎都是在这些点上不断地加密,这种方式对于塑造一个高效密集的都会生活可能是一个相对有效的手段。这种有效的手段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我们期望更深入地来探讨一下。从历史上来看,有很多超高密度的一些经验,一些想象的更乌托邦的做法,今天我们可以来看看在当下或很近的未来是不是有一种现实性。我们一直在探讨这种可能性,就是现在是不是在技术,社会需求,建筑学层次上,是不是都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种可能性。


?都市实践
都市实践在深圳做了16年,也一直在关注城市高密度发展这样一个议题。我们在这个城市做了很多的项目,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深圳作为一个大城市,可它还并不是我们心目中,或者大家认同的那个所谓的大都会,它似乎还需要一些更多的东西。观察深圳的现实,这个年轻的大城市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和活动,但所有这些活动到现在为止几乎都集中发生在地面,现有的城市结构似乎还不具备对这些社会文化活动的密集叠加的一个能力。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我们可以想象的另外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并不新奇,也不是我们发明的,我们只是希望看看类似的思想在今天,在技术上有没有一种解决的方式。比如这次展览我们选择了公司曾经参与的一个实际的非常大的超高密度旧村改造项目,我们取了其中核心塔楼的区域,实际上是一组建筑,然后我们选择了这组建筑中的三块区域,看看能不能做一些有意思的尝试。比如像这样一个“文娱+”的场景,在城市的文化娱乐方面,把之前二维的一些活动和在不同地方的公共空间不断在三维层面进行叠加,制造出很多不同的层面出来。或者当工作生活被摩天轮这样一个交通体系组织起来的时候,城市街区组织是否会更集约高效?一群基于爱好、兴趣这样一种社会关系在一起共居的年轻人,是否有更多的社会活力?当然这些表达,目的其实是希望能够在双年展这样的机会和公众,和这个社会有一些沟通和交流,能引起他们的一些兴趣和探讨,让他们理解未来可能的生活模式,并非只有简单单一的塔楼、住宅、小区这样的生活模式。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模式,大家去开放一种想像,包括叠加、共居,这这些大家都在谈论的话题,我们也把它们放在一个视觉化的解读里,给大家看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并不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或者在设计上完全解决的话题,我们只是拿出来给大家看,希望这样一个话题能够引起一些有意思的发现。
?都市实践
非现实的回归:21世纪的巨构和巨型都市主义
Cruz Garcia, WAI建筑智囊团创建者(WAI Think Tank)

?都市实践 摄影 吴然
我们的建筑事务所叫做WAI,09年开始在北京工作。我们在做概念的设计的同时也会思考实际建筑的做法。我们将展示一些关于未来城市呈现方式的研究,针对不断出现的未来城市发展方面的问题,我们希望提供一些可能的替代方案。这里的标题叫做非现实的回归,不是说返回到规模问题,速度问题等,而是考虑不现实方案对现实的替代可能性,是否能够提供一些另类的方案。
从20世纪初城市发展以来,早期城市与现今的城市具有哪些相关性,对我们现在的想法有什么影响?这些是一些在电影中呈现的、怀旧的城市概念。我们会看到不同的非现实图像,其中一种非现实类型是通过城市条件创造出来的,我们看到最近一些新闻里面,世界各个城市——从中东到美国都有一些问题,是由于财富积累产生的问题。我们的城市有CBD,有不同的发展区域,它们会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分隔。说到人,有些生活在摩天大楼里,他们在这里工作,有些被排除在城市之外,这样便产生了一些暴力,包括身体和其他各方面的暴力,在我们考虑城市的时候,我们怎么对待这种动态变化?

?WAI Think Tank
想一下建筑物本身,这是我们做的一些研究,是70年代的一些图像,展示了一些作为象征的建筑。到现在,我们同样通过建筑来表达文化、自我实现、以及财富。建筑是一种主动的、积极的工具,帮助我们整合这些不同的力量。我们试图了解这个20世纪理想城市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不断重复出现的,像马克思所讲的先失败,然后尝试,然后更多失败。我们不光看他们的成功,同时要看到他们失败的原因,是体系原因,还是社会原因,是不是社会不足够强大去支持这样的结构?我们还有一些再生建筑,一些意识形态的再生,包括日本的新陈代谢派思想。看到这些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就是人们思想的表达,同时也是另一种的现实(alternative reality)。
?WAI Think Tank
所有这些不断的重复出现的图像,都在陈述、展示我们到底想要什么,要怎么操控,怎么做一些体系来让我们不再只是关注漂亮的形式。我们不仅设计城市中的物体,同时还要考虑城市中的生活,这些物体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和后果。我们通过一些图像让大家反思之前从来没有发生的城市形态,如果要是发生,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看到有些人建议的城市发展策略,在香港也有类似这样的发展,它是基于柯布西耶的理念,创建这样的距离,就是现代都市和实际城市肌理之间的联系,这是我们可以进行考虑的。这个也是城市的重构,怎么样重新创建这个城市,把不同的时刻和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记忆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会混合一些东西。这里面有恒定的东西,通过一些网格,把一些不同的东西提升出来。我们设计了另一个图像,考虑一下乌托邦的城市是怎样的,可能和前面的设想有些冲突,比如欧洲新巴比伦塔的设计,新巴比伦是无限扩展的,人们不需要工作,他们到这里只需要生活,来体验来玩耍就可以了,这个是通过人工环境来控制的城市。同时在美国设计了第一个购物中心,大家都去过,这个地方也是无限扩展的,环境是受气候控制的,人们来这里花钱,所以乌托邦和资本主义之间有一个冲突,和欧洲的先锋派也发生设计上的冲突。还有最后一个阶段,这个也是我们很感兴趣的,叫做诠释性的建筑设计,他们对于城市的设计并不是对城市进行设计,而是来评判现有建筑的工具,比如这个超级规划,可以叠加到任何城市的肌理之上,这是一种全局性的,普适性的规划架构,把建筑师的思考和城市的可能性之间联系起来,这个规划的城市结构可以不断的复制和扩展。建筑师对于这个环境也有一个思考,创造这样的巨构,设计不同的建筑,它是一种体系不同的延伸和发展。
建筑是把生活的基本面,比如爱情、教育、死亡,仪式等等融入到建筑形式之中来,建筑不再只讲柱子、层高等,我们还要考虑人和生活。它不光是一个方案,也讲述了我们作为思考者和设计师能够做些什么,我们的限制是什么,潜能又是什么。在这个阶段有一个批判,它对批判再进行批判,对建筑评论再进行评论,不光是对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同时这些批判派的思潮也会受到评判。我们在过去几年所做的用注解性的建筑来思考如何对自己现有的系统和代表进行批判。
我们住在这些漂亮的房子里,旁边是有机的生产,中间是一个理想的城市状态,人们通过这种像直升机一样的未来主义工具进到城市。我们试图通过这些思考了解不同的场景。这是北京,我们在思考现代化的关系,在思考保留某些建筑,有时候要拆除建筑,这两者都要做。这些巨大的摩天大楼看上去像一个现代的模型,这是由开发商做的,但是仔细看,所有的平面都是一个自由的楼板,城市的每个部分都被重新产生,如果市场消失,它就来到城市,如果胡同消失,它就会来到大楼。我们如何思考这种与之前相反东西的关系。
?WAI Think Tank
我们也许可以把之前相对东西的相反两面集成到一起,也可以思考如何看待这些相反事物的相反观点,我们可以回收我们的失败,就像在博物馆之中一样。另外一个项目是我们对这个电影进行思考,思考建筑师在城市之中的关系。我们把这三个人假设成建筑师,他们可以来一间房间写下他们的梦想,然后思考城市和建筑师的本质关系。通过这样的过程,他们意识到自己是瞎的,他们也不知道建筑本质应该是什么样的,最后困在了自己的建筑之中。这就是我讲的内容,谢谢。
极限都市的隐匿逻辑——香港的高密度生活的可能性
张为平,“都市可能概念工场”主持建筑师

?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组委会 摄影师 张超Chaos Zhang
我是一名建筑师,曾在荷兰、香港工作,现在在北京从事建筑实践和城市研究,工作室叫做“都市可能概念工场”。我们的工作方式是将一种比较混合型的实践和研究结合在一起,除了建筑设计之外同时也尝试用影像的方式描述城市和表达城市。我今天的演讲题目叫做《极限都市的隐匿逻辑》,研究样板是香港。
当时选择这个课题做研究,首先是因为到了香港之后,高密度给我一种非常直接的震撼,当时我从荷兰回来,欧洲的密度比较低,虽然他们认为很高,但和香港一比,还是有非常明显的差异。虽然中国很多城市也是千万人以上级别,但是密度没法和香港比,因为它的很多地块容积率做到20甚至以上,是一种非常直白的土地价值最大化的表述。第二是因为大家对于超高密度这个事情往往有很多非常负面消极的看法。比如交通拥堵,资源短缺,房价高企,住在里面不舒服。我当时写了这本书叫《隐性逻辑》,很多人认为是不是在鼓吹高密度。但当我们观察整个世界,我们发现除了少数几个城市在收缩,世界上很多中心城市正不可避免走向高密度化。对中心城市来说,我们与其一味抱怨它的消极面,不如去发现有没有可能在高密度城市里住的更有意思一些。基于我对香港两年观察,我发现香港人还是有非常多的办法,让他们在超高密度中生活不那么难受,并有一定的丰富度。
我对香港让城市生活更有意思的这些办法做了一些总结。这些方面与香港城市特点有关。比如纽约是西方现代主义加美国实用主义的表述,而香港则有亚洲东方城市的特点,它是亚洲性的特质与类似曼哈顿高密度的特质的结合,所以很有意思。
第一方面是消费社会中的自我彰显。香港消费文化非常浓,有很多手段让自己在高密度状态下凸显自己,这对他们生存来说非常重要。造成的直白影响是香港形成了一个标识的森林:无论是从最大尺度到最小尺度的建筑立面,还是楼梯通道等建筑构建,全是把你导向某个区域的元素。比如这个景象是旺角和铜锣湾容易看到的,满街都是漂浮在空中的标识丛林,就为了把你引向某些特别的区域。香港它的商业原则和世界各个地方不太一样,它可能在15层到20层有一个餐厅或书吧,在内地你把商业做在三层以上,基本就没有人愿意上去,而香港有很多办法让你上去。这个例子是铜锣湾东角中心,这个楼底是开放的商业,因为是单流线,人群很容易就穿越楼底后直接出去了,但商家选了两个女郎站在门口,等到你到了门口她们就做着优雅的手势让你往这边走,于是人们根据这个引导在一层重新转一圈。它用一种很聪明的办法,去完成它的商业动线的设置。这个案例是香港常见的书店、美发店等二层商店,首层没有任何标识,唯一办法就是把这些很狭窄的通道上面的楼梯甚至墙面全部做成标识。所以到入口附近你就容易顺着这些的指引一路找到书店。
?张为平
第二点我想描述的是高密度里面城市的空间状态——杂交与共生。和东京相比,香港的高密度杂交和共生完全是不一样的状态。在铜锣湾海滨大道边,有一个古旧的楼,镶嵌在都市摩天楼之间,城市变迁,肌理已经发生变化,但由于某些原因,它就像一个钉子非常顽强的镶嵌在巨大的摩天楼中间,像这种异质化的共存在香港非常常见。比如一个教会学校上面是住宅楼,这种两个原本不相干的城市元素之间的共存,内地很难看到。兰桂坊酒吧也是一种共生模式。在一个非常高密度的街区里面,很多酒吧处在二三层,甚至是一些拐角、斜坡、后街等不利地带,我们看见它们用各种方式,化不利为有利。比如这个酒吧在主街面上只有一个狭窄的通道,但通过后有穿过洞穴见到桃花源的感觉。

?张为平
第三点——垂直都市主义。这个和高密度本质非常一致,因为在有限的用地情况下,必须最大化土地价值,有更高容积率。这个感受特别明显,整个香港都是这样。这个案例是建在半山上面的港大,最震撼是我从一栋宿舍楼坐电梯上十多层,上来之后发现是另一栋高层楼的首层,必须再上30层才到目的地。所以它的叠加不是几个小房子之间的叠加,是摩天楼之间的叠加,这个尺度的变化可能引起本质的变化。上环和中环交界地方的一些楼,在特别窄的用地里面做了非常直接的利用。如图这栋三四十层的楼最多一梯两户,非常薄,但是很高。对于土地极端化利用已经到了极致的状态。香港还有很多楼,用各种各样方式悬挑出去,也是对空间资源最大化的利用。这个图的表达方式我们在先锋派的构成主义里面看到过,但在香港已是一个城市的现实。香港很多五六十层尺度的住宅,基本的单元用四梯32户的户型,然后像一个母体向水平和垂直两个方面不停复制。拼接从一户到两户,再到四户和八户,最后呈现出来的都市状态是一排排如同巨大的混凝土筑的都市构建,形成整个丛林,这个东西很像WAI建筑师提到的柯布西耶对巴黎英雄主义式的规划,在巴黎没实现的在这里实现了。它其实具有某种纪念性的先锋派特质,虽然香港这样做是非主动无意识的。它的平面发展有某种生物生长的特性,已经把日照、朝向、视线等做到能利用的极致,这是香港的智慧。

?张为平
第四点讲的是关于公共空间。在香港这样的消费社会,它的公共空间很多时候暧昧不明,有很多变通化的利用方式。例如铜锣湾广场,它的广场甚至它的大堂和内庭经常做一些大型艺术家的展示,而非只是跟着金钱利益走,给公众的印象它是半公共空间,是一个重视艺术价值的商业综合体。
这个是香港中环中心区域周末菲律宾的群众在周末街头集会的景象,政府对街道利用采取了一些措施,在周末的时候把车行道封闭,给菲律宾作为休闲聚会的活动。所以有时候公共空间不够用,是不是可以用分时转换的方式实现空间的不同价值,它处理得好,车行道和人行的利用可以兼容,这也体现了城市的开放度和对不同族群异质文化的尊重。
第五点讲的是非正式。香港整个城市大面给人印象还是特别高大上。真正走进去发现它有很多城市剩余空间或者未被关注空间的智慧化。例如天桥底下、两栋摩天楼之间的小贩,用狭窄的通道间的书摊,我不知道他们法律上怎么规定,这些摊当、街市安然存在,并没有人清理他们。一个景象是中环的白领下班之后通常会在摩天楼之间逛一逛,买他们在摩天楼里面买不到的的东西,他们是可以兼容的。
第六点讲的是效率最大化。在高密度城市里面,如果你想过得比较舒适,城市效率和管理能力非常重要。一个简单的例子:地铁。如果大家去坐北京地铁,明显感觉到“首堵”名副其实。差别在哪里?香港铜锣湾也坐地铁,早晚高峰也有几百万出行量,但是并没有像国贸站从地铁口堵到上车的位置的情况,有人说北京人多两千万,这不是实质问题。如炮台山站、天后站这些不是核心的站点,里面都有四到八个扶梯,而国贸则只有一个扶梯。所以应该考虑如何提高空间效率来解决人流集散问题。而不是说纯粹的人多我们就一定会堵在那里。
香港地铁整个系统是计算过人流量、出行的频率及车子到达频率,是比较科学的,我从来没有发现特别拥堵的状态。还有核心区域的天桥步行系统,例如中环就是整个二层通过一个完整的步行道连接起来的,类似于细胞不断拓展的系统,通过二层天桥连廊可以没有任何阻隔的从一栋楼走到另外一栋。半山扶梯更典型,这个通道有封闭或者不封闭等各种形式和大厦结合,让你用最快速便捷的方式出行。这个也保证了人流和车流可以分得比较开。
?张为平
我主要讲的内容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讨论
对谈嘉宾:
Jeffery Johnson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超级城市研究所”总监,哥大建筑、城市规划与保护学院教授
Aaron Betskey
2015年本届深港双年展策展人,策展人、评论家,塔列辛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建筑学校院长
Hubert Klumpner
2015年本届深港双年展策展人,城市智库Urban-Think Tank (U-TT)总监,苏黎士ETH建筑学院院长

?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组委会 摄影师 张超Chaos Zhang
主持人刘晓都: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演讲,接下来是我们的讨论环节。
Jeffery Johnson:我观察到有趣的一点就是演讲的内容是很多样性的,我自己也在思考想做一些总结。如果颠倒一下这个演讲的顺序,我们就可以学到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密度的概念是一种很有必要的发明,它是一种工具。从香港的案例里我们学到密度激起了我们对城市建筑的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例如三维城市的主题展览、香港的垂直性、以及人们在其中生活的方式,高密度是一种可以采取的操作方式,通过这些实践进行总结,能激发我们怎样的思考?是把不同的拼贴进行重合组合,或者综合不同的方法?张为平的研究不是依赖于形式,而是要理解城市,把城市延伸到一个建筑内部之中,WAI也是这样的逻辑,他们在思考建筑的空间时,把各物体进行综合。我在他们的研究得出的总结是:城市是一个集合的概念。
都市实践讲到为未来进行思考,为未来思考其他的可能性。例如双年展上展示的作品,它就是介于建筑和城市尺度之间综合体。这可能也挑战了我们的表达方式、方法,挑战着其他演讲者的内容,挑战了技术的限制。也就是说它不再是一个由建筑构成的城市,而是一个关系的城市,因此它使我们可以建造更多的联系、生活方式,这些东西都可以激发我们新的思考。我们今天的主题:密度、大都市的表达、高密度。我们看到了三个独特的模型,并且有些是通过电影进行展示的。前两位嘉宾都有电影的表达。有时候有很多这种超现实的场景在电影之中,有时候我们会被现实限制住对城市建筑的思考和表达,但电影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城市本身也是一系列物体的组成。我们还可以通过电影的方式进行建筑的展示,利用电影一些技术,如怀旧、动漫等,将这些技术进行重构,重构出下一代城市建筑表达。我觉得这种方式的表达是非常有意思的,对于未来而言,也是有可能性的。
Aaron Betskey:刚刚三位嘉宾的演讲非常有意思,我看到那些拼贴是乌托邦似的,他们拼贴他们提升城市密度的方式。虽然有一些是具有讽刺性意味的,但是这能够让我们意识到这些形式它的普适性。张为平先生对香港的点评使我们了解到香港的复杂性,它的发展对我们产生了非常大的吸引力。我们看到很多乌托邦似的碎片,而它们不是按建筑师的设计、技术的持续发展或现代化的建筑来形成的。它是在一个非常小的层面上通过对一些室内、门、公寓、电梯间等的利用来体现的。我也看到一些分析是针对现代化的记忆,我们看有什么样的趋势,怎么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比如深圳日常的生活中是看不到一些大的纪念性的东西的,作为建筑师我希望通过双年展在某种程度能够展示建筑的生活或者生命,我们怎么样在日常自我转型层面上来做,我希望看到这些基于能我们日常的东西展示,使我们不必只是在建筑师的眼中,或者房地产开发中能够看到。
Hubert Klumpner:非常感谢各位的发言,这是非常有洞察力、给我们提出了非常好的启示的演讲。我想补充几个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来进行讨论。我们讲到城市的密度,不仅是讲结构、建筑本身,而是生活在城市里面的个体。其实我们看到如果把这两者进行比较,很多时候我们讲密度只是讲建筑物的密度,多少平方米办公空间,或者居住楼等等,但是有多少人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像孟买或者也门等等。说到人,人最密集的地方的环境不是讲量方面最有吸引力,在垂直发展方面,我们来比较一下一代人时间的跨度,以欧洲为例来讲,从我祖父他们那辈的人均11平米,到现在的50平米,它是在空间里面发生一些关系,是和真正空间里面的人口比较,和人们真正在空间里面做的事情,包括有多少人使用这些共用的设施,按照构建的形式、或者人口密度这两个方面考虑的。刚才提到了卡尔马克思的说法,如果我理解对的话,我可以想到莫斯科、柏林等等,作为一种范式来解释,它真正涉及到什么样的城市形式。比如你刚才描述的失败的例子,不断重复失败的例子,我也经常问我自己的问题,我们可以识别哪些可行的东西,可行的东西不一定是从建筑角度来讲,我们要超越建筑框架、建筑形式本身,这样才可能发现一些非常好的例子来进行更好的解读,从中提取可转换成当代城市的形式。可能之前没有在大学里面进行这方面的教育,我们看的是一些印记,一些静止的钢结构。我们看到技术在这个电影里面被用来展示它对人们的生活意味着什么,针对不同语言、多元文化,包括不同国家的人讲他们的丰富性,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有更好的探讨。建筑是否能够合适于这些对话之中,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共识作为我们基础,一些基于现实,超越我们所看到的,我相信我们也有,当然可能有所不同。
还有一点必须要谨记,可行的乌托邦建筑需要资金的支持。一些大的购物中心、豪华的酒店,像LV等其他的要素也是财富的一种展示,与此相对应的性感的方案替代人们没有钱、没有力量,他们将以什么方式发现他们的生活,这是我在香港看到的两个方面。什么是可能的,建筑起的作用是什么,把这两个混合在一起,这个可能要通过艺术,通过表现、通过表演、通过积极的活动。
张为平:刚才两位提到的一些问题,分几点:一个是对密度研究本身,刚才这位先生提到更精确的说法,密度不只是一个城市实体建筑的密度,更多关注到人的数量和资源,各种流在城市中的运转,所以我们要谈到怎样在高密度下生活,或者怎么样的密度是适合的,他应该是更多关注综合城市问题的考量。另外一点,还是以香港为例,这个城市还有一个特点,它对于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之前王家卫一个电影《重庆森林》,拿着摄影机在里面走,各种民族各种意识文化在里面共存,和它外部世界不太兼容的一个状态。我第一天到香港是住在重庆大厦这个楼里面,要到一个小旅馆,工作人员把你到处乱带,凌晨还发生了火灾,跑到了楼下。最近看了一本书《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可能今天就是这种状态,我们谈超高密度是不是可以考虑如何把不同的需求、不同社会力量兼容在一栋楼里面,或者兼容在一个实体里面,各种数据和各种研究应该达到一个更加精确的状态。它既是学科里面学院式的,也是一种观察式的状态,结合的方式,这是我的理解。
Cruz Garcia:我补充一下,有时候我们可能迷失了,我们有这些图形图像,但是它是静止的方式,它们很漂亮,是很好的照片,我爱它、喜欢它,我们做出来了,是作为一种方式,一种工具。我们重新思考的方式不只是展示出来的这样,这只是一种方式,我们要提出挑战,我们针对有些东西是怎么样考虑的,怎么样来进行表示的。再回到你们刚才提到的,我们真的需要一些巨大的变化,改变我们对建筑的思维方式,以及我们的教育体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有些来自英国、美国,欧洲的教育也是一样,不应只是不同的班级之间的分类,大家应该可以互相学习,可以更好的了解建筑。我们这里面讲是我们到底为谁而设计,没有任何选择就是为市场而设计,按照别人告诉我们的去做,做购物中心就做购物中心,我们没有任何方式问问题。你刚才提到了艺术家,或者表演家他们可以做的事,我们为什么会对一些薯片广告感兴趣,至少那里有我们的话语权,不只是展示,而是作为一个实践,我们能够参与其中来进行重新的思考。看一下城市里面人们的生活是什么样,讲到人口的数量,北京2千万人口,很多人生活在地下室里面,有些空的地方,但是太贵,人们买不起,人们只是生活在一些地下室,没有任何窗户。他们建立他们自己的房间,他们在那里面进行生活,这个并没有在统计数据里面,多少GDP贡献,多少生产,或者创建新的CBD,新的环形路等等。
我们要思考城市不能只是一个财富的集中地,如何利用一些新的方式来创造城市凝聚力给所有的人,所以我们梦想就是重新思考在这种权利集中中的抉择,至少我们要在探讨中对话,不一定只是一个建筑的解决方案,同时要思考政治的局面和环境,我们还没有找到解决答案,但是我们应该有一种方式能够参与其中。使用我们的工具,同时传达我们这种行为背后的思想。
?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组委会 摄影师 张超Chaos Zhang
Jeffery Johnson:讲一下跟实践相关的观点,因为都市实践对这些问题有很多研究,包括在北京思考这些关系,也思考一下它的后果,它的资本累积、密度的增加以及城市化的问题。我想了解一下,在你的实践和研究之中,你是如何重新根据这些条件来完成你的实践?对于整个社会关系的认知等等。
刘晓都:我们知道深圳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所以非常有热情,这个大城市仍然还没有完全成型,它实际上还是一个属于不同的部分,有些部分已经很好完成了,有些地方还没有很好的联系起来,不像伦敦那些地方一样。但是当时它已经有810万人口,深圳这个城市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在想作为一个大城市来说,我们希望能够参与城市的建设,随着我们公司成长,我们参与了很多项目,也参与了一些很大的项目,可能之前都没有做过。我们参与了规划和顾问的工作,包括规划局,政府、开发商,我们承担一个顾问的工作,有时候我们会参加竞赛当评委。这里有很多大项目,我们也想参与一些大尺度的,尽量大的一些项目,希望能够把我们想法纳入其中,产生一些影响,产生城市开发和规划的影响,逐渐我们发现陷入到同样的轨道之中,我们仍然是追寻着老的做法,就是城市规划老的做法,这是从西方进口来的,西方的技术和想法。超高层,我们现在400米的大楼,500米的大楼,现在已经到了628米的高楼,这没完没了,我们建得越来越高。如果我们有技术的话,我想我们还可以一英里高的楼,这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开始问问题,一个大楼比如200米的住宅楼很容易建,十年前我们从来没想过,我们现在盖200米的住宅楼,它里面只住500个人。投资又是巨大的,对我们来说,即便这个城市已经像香港有那么多的楼,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在想能不能做一些不同的东西,我们得想点别的法的,我们之前所展示的一些方案也是无法实现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开始思考,看有没有其他的做法。当然我们必须要说到乌托邦这种想法的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是一个起点,我们回到之前的这些想法,在当时这是完全乌托邦式的想法,现在我们在考虑深圳现场的情况,也许有些条件已经具备了,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了,这就是一个起始点。我仍然认为我们需要一些其他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建一个一个大高楼,这不是唯一的方法。
通过我们的实践和研究,我们还是没有解决方案,所以我们设计了白石洲,有许多集群高密度,密度大概20到25。当然这个是不可以实现的,所有这些技术,还有法规都不允许这样来建造。但是我们还想推动这个项目,所以我一开始讲到了我们这个方案,这个社会这个法规,以及社会和专业人士一起需要合作,来完成。当然这个还不是说现在已经成熟了。
?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组委会 摄影师 张超Chaos Zhang
Hubert Klumpner:建筑师可能应该做决策者,不适合做解决问题性质的方案。我们在委内瑞拉有很多项目,这是一个灾难,但也是一个机会,机会首先是来自土地。从土地使用开始,如果想改变塔楼,就已经错过了探讨的机会,因为大楼是建在土地之上的,土地是需要增值的,大部分社区被抛弃了,它们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即便自由市场开发的项目,即便是在珠三角,也有不同的城镇化结果,如果没有实验的机会找到其它的工作模式、经济的模型,以重新思考的一种新的城市建设模型的话,恐怕我们无法改变当前的现状。建筑师应该尽早跟政府开始对话并探讨城市建设模型,如果你在大学中做研究的话,你是需要产生影响的。当然不同的政治系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想建筑师在项目之中的参与应该尽早才好,应该涉及政策的制定,这样才能改变我们建筑的范式。
观众提问:你之前讲到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需要为城市做一些事情。在香港,高密度是必须的,但深圳不一定,它还是有土地的。我们看到建筑师本身也成了开发商,它可以选择一个不同的解决方案来设定不同的生活方式,为什么都市实践自己不作一个开发商?
刘晓都:如果要成为开发商,恐怕我就没想法了,我很害怕这一点。如果要想批判的话,你必须不能做相应的某些事情,如果你要评论的话,最好别做设计,这就是我想讲的一点。或许我也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开发商,我想我所有的知识、能力应该是可以当开发商的。但是我们处在现在这个社会职能之中,我不是教授,也不是开发商,我是一个建筑师。在中国有一个好处,在这个位置上做事情的时候,可以兼顾一些其它的东西。例如WAI可以做建筑的工作,也可以做一些跨专业的业务。我们需要一个立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我们的方案不一定是最合适的,我们有我们的方案,但是别人也许有更好的方案,有些开发商会说你的想法很好,我看到了这里的商机,也许他们就会接受我们的方案。
Jeffery Johnson:我是一名建筑师,更是一名评论家,建筑师总是想要做建筑,想要有始有终,想做独立的建筑师,而建筑设计是重新构造人居环境。建筑师做设计时经常会说,他们不让我们这么做,不让我们那么做,我们不可能没完没了的探讨。不论环境如何,我们必须要知道建筑是一个更大范畴的工作,涉及很多的领域。
观众提问:建筑师可以做建筑、可以做艺术、可以做很多不同的项目,但是我更感兴趣的是对于建筑师而言,他希望做出非常好的建筑来,并不是因为建筑师涉及很多专业、跨专业,而建筑师对建筑感兴趣,如果他对艺术感兴趣,他就可以成为一个艺术家。
Aaron Betskey:这并没有矛盾,这也是让我觉得疯狂的,不是说建筑师做好的建筑,做完就完了,建筑师必须要了解他们不仅有这种可能性,他们必须要考虑他们在做什么,在横跨整个社会环境下进行思考,只是做很好的建筑是不够的。我喜欢好的建筑,我希望能够看到好的建筑、室内设计,艺术品、规划,但这是不够的,你必须了解建筑是更复杂的活动,只是做好的建筑,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观众提问:我有一些问题想问台上诸位,尤其是刘晓都先生,为什么要用大都市这个概念,我觉得都市中最有意思的部分就是在这里面所发生的生活,珠三角有6000万人,它的密度也代表这个大都市的发展,但我们讲的是完全不同的层面,问题就是为什么你要聚焦于这个大都市,并用大都市这个概念。第二个问题,之前已经有人提到,为什么要用容积率做一个判断基准,将容积率作为衡量密度的唯一标准是否准确,之前我们讲到人口的密度,还有建筑密度等其它的密度概念,这些都是传统的衡量标准。为什么我们不聚焦于财富的密度、贫困的密度、多元性的密度等所有这些不同的类型密度。我们在香港可以看到多元性的密度,这个是可以完全在改变都市环境的。即使是相同的容积率,比如在90年代讲,也许我们应该按照不同方式来要重新思考密度的事情。库哈斯之前讲到财富的密度,对于98%的人来说有些可能不是建筑师设计出来的,他们密度怎么样。例如在非洲,有些建筑是中国公司为他们所建造,那些建筑不是由建筑师设计的,它们是只具有功能性的建筑。如果从香港看深圳的话,相当于一个地毯式开发,不同建筑物组成的地毯,有些是塔楼,有些象征性的绿地,剩下90%多都是非常厚重的塔楼,人们生活在里面。我们作为建筑师应怎么样进行重新的思考,谢谢。
刘晓都:我简单复述一下你的两个问题,首先为什么讲大都市,珠三角地区它人口大概是6000万,我也不知道是否对,但相差不大,珠三角人口已超过了所谓大都市的区域。人口密度这个概念,当数字足够大时,事情就会发生变化,当我们讲到200万或者300万人口已经是大都市区域时,10倍甚至20倍人口,必须有一些东西要具体实施的。也许这是根本性的东西,我赞同你的说法,对于我们来讲以此为开端只是为大家提供一个思考的平台,这个里讨论的内容和外面的展览都是要给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直接的想法。之前已经被洗脑说这是塔楼、花园、都市、社区、有小区花园、不同的单元……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生存方式,但也许我们还有其他的生活方式,这只是一个起始点,我们要让大家去思考这些事。你说的是对的,我们讲各种各样不同的密度,如果你关注过我们土楼项目的话,其实我们讲的是人们怎样占据空间密度,而不是简单的纯粹的容积率,容积率大家都能够理解,我们从容积率开始,容积率是每个人对密度的理解。对各专业人士来讲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密度概念。
Cruz Garcia:我觉得这是具有相关性的,像你最后所提到的,我们必须有一些方式来解释我们到底在做什么事情。我们试图以一些让人们觉得舒适的方式。我们的实践可以是一个让人舒适的或者不舒适的方式,但这需要各自去体验。看一下我们有哪些局限性。我记得库哈斯讲到了像冲浪人员在波浪上冲浪,这当然是完全不同的方式,这是我们目前所处的状况。我们在波浪中冲浪太久了,人们针对这个时间有批判性。有时候我们不愿意处于不舒适的空间,我们看所有那些发展,已经有两个方式,一是拍一些好的照片,写一些书,教人们怎么设计居住空间等,以此为结果。二是完全把它放弃,聚焦于就做一些好的建筑,这肯定有一些方式是我们能够参与其中的,像一本书讲到现代性总是发生,总有不同问题出现,这里面有一些城市内部的问题,也有一些相似性,只是我们这里不讲。我们怎么样应对财富的积累,怎样应对把人从城市中排除,如果他们不是城市的一部分,该怎么应对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让这些人也参与其中,怎么给学生上课,看他们是否要做一些不光是考虑解决世界贫困问题,做一个建筑物也许能够解决20个人的问题,但是事情并没有往前发展,经济向前走了,但是这些问题还是必须要解决。我们必须认识到有时候建筑设计并不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可能由于知识局限性,专业局限性,会受到影响,我们要考虑替代方案,怎么解决问题,包括制定政策。刚才讲到政府,这也是一个主要的思考点,我们到底该做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做错了,很多城市都在建不同的建筑,但质量不是那么好,可能持续不到十年就不行了,像一个泡沫一样,针对房地产发展,大家都在建博物馆,里面没有任何收藏品,但仍然不断的建,我们愿意做一些非常好的展品,拍一些照片放进去等等。我们没有办法停止建设,因为人们可能会失业等。作为专业人士怎么解决问题,我们是否愿意,作为一个强权的工具,还是倡导权力重新分布,比如我们看到剩下98%的人怎么发展,怎么找到一些方式,让他们可以按照更好的方式生活,我们在这方面是落后的。大多数教育是有问题的,给你两周提供一个解决方案,我要做这么多研究,可我只被要求做一个摩天大楼、划分出公共空间就可以了,但也许我们应该有不一样的方案。
我还是强调我们必须要跳出我们的舒适区域去思考一些问题,像之前说不该做的政策制定等。需要找到方式让人们参与其中,让建筑能够为大众服务,而不只是为两三个特权人士服务,甚至只为1%的人进行服务,如果不这样做,就没有办法实现财富差距的缩小。可能世界上有十大最美的城市,但这肯定是不行,我们到底为谁而建造城市,如果人不居住在城市的话,干嘛关心这个城市,所以我们必须思考这个问题。
Hubert Klumpner:我从南美来到了中国,我们喜欢的一句老话就是建筑师懂得越来越少,工程师懂得越来越多,这就是我们实践的原则。我们有专家、有建筑师组成一个粘合剂,把大家粘在一起。说到教育,我们要看看周围跟你之前问的问题比较相关的,我们要看挑战,如何应对挑战、解决挑战,而不是学东西来实践。我们有时候被蒙蔽了双眼,我们总是想做我们想到的东西,害怕真正面对建设的问题,如果我们环顾四周看到一个全景,仍然是一种层级性的决策,现在的工具可以完成这样的工作,而不是我们画一些图,把它拿给下面的人去实现,这些不能再这么做了,因为已经设计好了,政治上是无法再改变了,所以我们要质疑现有的流程,把它变得更加自由,因为这些决策和规则是由人决定的,政治的转换,我们认为在珠三角还会找一些新的特区,不一定是经济特区,也许有城镇化特区之类,全世界各个地区都会有这样的区域,这样的区域不能挑战它现有的状态,所以你可能需要在其他地方进行测试。我想中国应该是一个可以这样做的地方,非洲也可以这样做,南美也可以,欧洲甚至也可以,因为欧洲有数以百万计的难民,人们开始想在这些社区里面创造一些新的法规解决他们的问题,比如德国政府现在有110万难民,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如何给他们提供住房。一个第三世界的城市,你们会觉得这些人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结果发现他们有时候自己可以设计很好的法规架构,也许这也是我们可以思考的方式。
Jeffery Johnson:总结得非常好,作为一个专业来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批判的态度来思考未来世界,社会的未来。
(本文转载自都市实践微信公众号,《超都会:从建设密度到社会密度——双年展作为思考的开端》 部分内容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