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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发自《城市规划学刊》学术笔谈栏目，为大家推荐各位学者关于人工智能和规划的相关观点，原文如下：

王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智慧城市与时空行为规划
 
空间行为是比较成熟的研究领域，研究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行为是如何塑造空间，空间如何顺应行为的需求。时空行为是在空间行为基础上叠加时间要素，使得研究更加精细化。时空行为规划的对象还是空间。混合用地的时间混合就是考虑设施不同时间段的使用者使用，提高使用效率，是一种时空行为规划。当空间问题无法通过调整优化解决时，就要将时间和行为作为规划的对象，从而形成三位一体广义的时空行为规划。交通拥堵从时间视角解释就是出行时间没有规划好，短时间出现超出空间容量的集聚，如果空间优化无法解决问题，就可以对个体出行时间进行合理的引导，或对居民的出行路径进行干预来解决。时空行为规划就是要从空间、时间和个体行为三个维度来统筹安排城市的运营，包括空间布局、时间管理和个体行为引导，是智慧城市可拓展的方向之一。
 
城市中个体行为的组织和引导是否可行？局部案例是存在的。一场战斗或战役的方案就是时空行为规划。其中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兵力需要在规定时间要到达指定的地点。军事行动是自上而下的部署，是高度组织的大规模单次复杂时空行为，是最彻底的时空行为规划。大学的运转也是高度组织化的，但这是日常的时空简单行为规划，比起军事行动简单很多。老师、学生根据教学计划的安排在规定的时间在规定地点集中，这就是时空行为规划。既然大学的单元可以做到如此，城市有没有可能向这个方向发展？有没有可能按照军事部署的做法把城市里的各种活动、要素有效组织起来？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成本太高。如果做不到完全的时空行为规划，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实现的，时空行为规划要探索在城市层面如何编制。
 
我们有没有手段进行个体行为的调控呢？首先我们有个体行为数据采集手段，移动互联网、城市中的各类感知器都可以成为个体行为数据采集平台。事实上，大数据的相当部分是关于人的行为痕迹数据。其次，我们有信息传递手段，通过移动端智能手机可将信息推送到可能需要的个体终端。第三，我们的行为已经受到移动互联网各种发布的影响，在目的地选择、路径选择、时间安排等方面已经开始依赖智能移动端的信息。如果强化这方面主动干预措施，个体行为的调控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实现的。未来智慧城市中，不仅在紧急情况下可对个体行为的调控，对居民日常行为也可以指导，提供建议，让行为更合理，城市更有秩序。智慧城市的终极状态是对人的个体行为实现智能调控，使城市空间使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效。可以设想，理想状态下的城市道路空间只需要现状的几分之一，城市的结构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城市是个复杂体，它一直在进化，有很多力量在推动着进化，其中有一种力量就叫做“市民对自己行为不断合理化的调整”。一个新居民来到新的城市中，开始摸索适合自己的时空行为模式，包括时间安排、出行秩序、停留点选择、路径。最终在时间和空间上总会找到最合适自己的一种路径组合。当千百万的市民都在做这样的努力时，城市就在进化，这就是城市复杂体演进的基本力量之一。每个人有自己的习惯，这个习惯是长期反复的行为，不断摸索如何最合理最终形成一种时空行为习惯，称之为惯行行为。惯行的时空行为受5个因素影响：一是时间约束，包括时间预算、目的地时间要求；二是空间约束，包括设施位置、交通条件、可达性；三是刚性与弹性需求，必须完成的行为是刚性，可以完成的任务是弹性；四是相互制约，群体或家庭成员的时空路径间有一定配合，在相互分工中调整自己的路径，谋求最少的时间（距离）成本达到更多的出行目的。这是群体的协同时空行为规划，有很多智慧的做法让人叹为观止。如果能够扩大到全城市居民群体，就是整体协同行为规划，是高度的智慧城市的理想模式；五是生命周期变化，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需求重点、目的与模式都不一样，形成时空行为周期变化。智慧城市的个体行为优化是在充分信息条件下，由城市智能中心寻找日常行为模式与近期行为的最优解，通过智能信息系统推送到居民，提高个体行为合理性，提高城市的运转效力。
 
空间规划一旦实施就是刚性的，没有太大调整余地。而时间24小时周而复始，行为也是日复一日，循环往复，两者都是弹性、可调整的，因此为我们做时间和行为规划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智慧城市可在人的时间与行为维度上，展示前所未有的规划手法和调控机制，将城市的运转效力提高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