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土资源部下发《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调整方案》,燃起了媒体界的解读兴趣。

第一财经敏锐地发现,其中京津沪三地的耕地保有量指标大幅降低。北京的耕保指标甚至被调减近半,这确实是条重大新闻。但此后舆论只围绕经济因素展开解读,令人遗憾。
先是将调减耕保指标理解为房地产市场放地,号称“政策逆转!一线楼市最怕的一招来了”。所幸的是,媒体很快发现,耕地指标减少不等于建设用地指标增加。例如:北京在减少10.7万公顷耕保指标的同时,建设用地指标也减少了9700公顷。《21世纪经济报道》6月30日发表社评称,《调整方案》主要是基于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成果数据作出修正。笔者认同这个结论,但对媒体呼吁继续调减京津沪耕保指标表示诧异。
《新京报》社论的标题直言:“京津沪就该大幅减少耕地”。解读《调整方案》最用心、最全面的微信公众号“城市周看”的文章更具渲染力,摘句如下:把耕地指标分配在城市周边是很不划算的行为。城市化地区的周边“做什么都比种地挣钱”。从全国来看,还是让农业地区来分担大城市地区的耕地指标比较好。(调整)被打破的,是一些旧观念里的死规矩。
历经多年超前发展,北京、上海、深圳的土地开发强度均逼近或超过50%。如果放弃用途管制,建设用地想用多少就用多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城市更新改造都将难于实施。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真的需要成天算计减少耕地,弥补建设用地的不足吗?根据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2014年发布的成果,截至2013年末,我国城镇土地总面积达8.58万平方公里。按每平方公里1万人的城市用地标准,可容纳8.58亿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同期我国城镇常住人口7.31亿,可见城镇用地较为宽松。这还没有计算差不多等量的工矿用地。全算上的话,即使2030年后我国人口达到峰值,15亿人全部住到国有建设用地上,也住得下。而按照规划,我国那时还有四五亿人住在农村。说得干脆些,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我国建设用地总量就算从今往后不再增加,都是够用的。
对于那些用地最为紧张的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北京、上海正在作出榜样:随着土地开发强度超过联合国设定的30%的警戒线,框定城市,核减用地,外迁人口,告别摊大饼式的粗放发展之路。
中央大幅调减京津沪耕保指标,应是基于现状数据的变化。不可否认,一些地方耕地、建设用地面积与规划指标差距过大,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地方上一轮土地利用规划的实施失于宽松。
三分规划,七分实施。新一轮土地利用规划纲要已调整完毕。让我们期待,“十三五”期间的用途管制可以交出令人更加满意的答卷。(来源:中国国土资源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