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话:扬·盖尔遍布全球的朋友和城市改造项目
“他哪怕在城市规划事务之外,也是一个奇妙的人,他对每个人都亲切热忱,具有了不起的幽默感,跟朋友们在一起时,他甚至还是一个妙趣横生的音乐家,善于演奏长号。显而易见,他在人性城市方面的工作成就是源自他本人的实际生活、享受生活的态度:说到底,他想创造的是那种更快乐、让居住者感到更有趣味的城市。”
扬·盖尔与纽约的故事
照片为现场拍摄
中秋前,J·萨迪-汗女士曾来到天津,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抢街》读书会。而作为世界权威的城市交通和城市优化专家的她也与扬·盖尔先生有着不解之缘。他们初遇在哥本哈根,那时萨迪-汗刚被任命为纽约市交通局专员不久。
布隆伯格市长的“PlanNYC”可持续发展计划要求她改造纽约街道,营造全新的公共空间,更好的公共交通方式,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建设新的自行车道。
她前往哥本哈根拜访扬·盖尔,一起骑车,还在他的办公室或是露天咖啡座,一边喝咖啡一边畅谈城市设计,结下了深厚友谊。
萨迪-汗女士与扬·盖尔合影(图片来源于google)
这次会面给纽约的规划实施带来了巨大影响,萨迪-汗女士以调研观测开始,继以深入研究,最后按照量体裁衣的方式,把哥本哈根的自行车道带到了纽约街道上。
同年,萨迪-汗专员领导的纽约市交通局聘请扬·盖尔进行一次“公共空间-公共生活”调研,调研目的是增进交通局对人们使用城市方式的理解,在各种不同交通方式之间达成平衡,并且促成“一批富有远见的项目”,让城市公共空间得以“复兴”。
与以往项目不同,此次调研不仅包括市中心,也包括外部地区的特定区域。纽约市交通局发布了自己的报告“世界级街道:重新营造纽约市的公共空间”,其中包括了若干关键方面的调研数据,也介绍概括了他们的公共空间政策。
萨迪-汗女士称扬·盖尔为“城市法医”,他对城市街道的诊断,不仅研究一条街上开多少辆车,更研究多少人使用这条街,他们是步行、骑车还是停留,他们怎么与空间互动,也因此可以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案。
2008年,交通局就开始以非常快的节奏在全市实施改造。改造包括:拓宽人行道,营造新广场(通常是使用道路或公园空间),出于安全目的简化街道空间的使用方式(清晰地界定步行、骑行和车行区域)。
改造之前,他们通常会先用一些小规模实验项目验证其思路,看看哪些行得通、哪些行不通,这样就可以使得改造变得更加实用合理。
2008年纽约市开辟新自行车道设施之前,社会活动团体在街道上进行海报涂鸦,反映城市对骑行道路的需求。
同时,纽约还启动了一系列临时措施,包括“夏日街道”计划,曼哈顿大街等街道在8月特定的周日时间禁止汽车通行,邀请人们到“夏日街道”中步行、骑行,还可以进行舞蹈、健身等其他活动。2015年,超过30万人参与了“夏日街道”活动。
书中提到了很多改造项目的数据,比如新增的广场和自行车道数量、日均步行人数的增加、以及实施街区的数量等。萨迪-汗女士说,她们最终在城市里营造出843公里的街区自行车道,它们增添了人们在街道上的安全感,每年都吸引上百万的新骑行者骑车上街。
第9大道在引入自行车道前后的照片。这是纽约打造适宜骑行城市战略的最初举措之一。到2014年,纽约成功建成843公里长自行车道。
左图:2009年春的时代广场;
右图:2009年夏的时代广场。这一转变给全球许多城市带来了巨大灵感。“要是在这行得通,到哪都行得通。”
纽约最重要的改造之一,就是引入了50个新的步行空间,不仅在曼哈顿,而且遍及全市,其中最突出的,还是百老汇大街在时代广场、先驱广场、麦迪逊广场和联合广场处的步行改造。以及把百老汇大街打造成一条“林荫大道”的再开发。
扬·盖尔先生提醒萨迪-汗女士,在她担任交通专员的6年里,在纽约建设的步道总长比哥本哈根50年来修建的都多。她猜测,这是因为哥本哈根不是纽约。
我们街道的真实故事蕴藏在城市民众中间,街道的活力、经济、吸引力和安全,以及街道为民众服务的方式,与街道的基础设施本身具有同等重要性。
她说,如果你在讨论街道设计时不充分发动民众的力量,那么形成的设计也不会让城市有效运转——而且你说的也就不是扬·盖尔式的语言。
扬·盖尔与莫斯科的故事
S·索比亚宁先生自2010年10月起任莫斯科市的市长,他的行事风格低调、务实、待人随和。俄罗斯总统行政办公室的谢尔盖·纳雷什金将索比亚宁描述为一个“有效的组织者”和“勤奋的管理者”。A·库尔巴斯夫则是当时莫斯科市的环境部长。
2011年,A·库尔巴斯夫斯克在蒙特利尔听到扬·盖尔在一次生态城市会议上的讲话。他邀请扬·盖尔和盖尔事务所前往莫斯科,帮助市政府改善城市公共空间的质量。
2012年5月 莫斯科市长S·索比亚宁与扬·盖尔会面(图片来源于《人·城·伟业》)
调研结果以报告“莫斯科:打造伟大的人性化城市(2013)”形式发表,表明虽然莫斯科有很多吸引人之处,但整个城市已经“被汽车淹没”。本来极具开发潜力的河流与运河两岸都被用于停车,而非营造人性化空间。
城市中很多富有活力的部分却很难步行通达,也很难找到。极差的步行环境造成了步行交通流量稀少,城市中人们几乎不再步行,即使距离很近都会乘地铁。便利设施也很少被人使用,视觉质量很低。
很多道路和街道上为步行留下的空间不够,未能鼓励行人步行,而且步行道路上包含大量障碍物。路口处行人等待时间很长,更没有吸引行人停留的场所。报告中的建议包括:增设通往河边和绿色公园的路径,在主要区域大幅改变步行设施状况。
主要街道特维尔大街2011年12月照片。人行道上停放汽车,只给行人留下1米空间。街景灰暗,商业广告阻挡了视线(图片来源于《人·城·伟业》)
主要街道特维尔大街在2013年6月的照片。随意停放的汽车不见了,设置了长椅和绿植。灰色的街景逐渐被绿色取代,丑陋的广告也消失了,让人能看到远处的克里姆林宫。(图片来源于《人·城·伟业》)
到2016年,莫斯科经历了明显改观。引入了停车规则,并加以严格执行。原先是交通拥堵的街道和停车场,现在变成了人性化的街道和步行广场。上图:库兹涅茨基桥大街改造前街景;下图:库兹涅茨基桥大街改造后街景(图片来源于google)
S·索比亚宁市长在谈及扬·盖尔先生调研合作的一封信件中提到:莫斯科市政府执行了多项复杂措施,包括制定汽车停车区域规定,界定汽车、自行车和行人空间范围,修复路面和人行道,安装小型建筑装置,改善街道照明,创造便利的城市道路指引系统,增种绿植,修整建筑立面,取缔过度的非法户外广告并严格监管各类标识牌摆放等。莫斯科街道中设立了步行区、自行车道和自行车停车处。
清理步行道路上的停车、强制执行新规定显著改变了步行条件。图为改造前后的街景对比(图片来源于《人·城·伟业》)
2016年,莫斯科有两项重要的改变:停车规则明晰地标示出来,并严格执行(上图)。此外,新近还设置了相当大规模的自行车道设施(下图)。(图片来源于《人·城·伟业》)
S·索比亚宁市长:感谢你,亲爱的盖尔先生,如此全新投入到市民生活质量的改善中,并在为所有市民创造安全、健康、无障碍和舒适环境的工作中做出了如此大的贡献。这正是我们希望莫斯科拥有的面貌。
扬·盖尔与伦敦的故事
伦敦进行的“公共空间-公共生活”调研,对于扬·盖尔和盖尔建筑师事务所来说是一个里程碑。这是他第一次承接全球主要都市的调研项目——一座700万人口的城市。
伦敦市长肯·利文斯顿及其首席建筑与城市规划顾问理查德·罗杰斯勋爵一起致力于“把人们带回城市,强调高质量设计的重要性”。2003年起,城市开始对进入中心城区的车辆收取拥堵费,收费区域相当大,覆盖了伦敦市中心23平方公里的面积。
伦敦的“公共空间-公共生活”调研是由伦敦及中伦敦交通部门在2003-2004年委派进行的。由于其规模大、复杂度高,这项研究需要开发新的调研工具和方法;由于调研不足以全覆盖整个中心城区,因此团队采取了“针灸式调研法”。
这一方法选取若干街道、广场、公园作为代表性案例,将所有案例组合在一起,就能重返反应这个庞大、复杂城市的主要问题和潜在优势。
在这份题为“建设美好的人性化城市”报告中,扬·盖尔和盖尔建筑师事务所推荐采取一种渐进式的改造策略,重点在于转变“伦敦能够成为什么样”的认知。
报告建议强化并充分利用伦敦的独特优势,包括大量的城市广场和泰晤士河的沿岸地带,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注重道路安全,形成连贯一致的步行与城市设计政策,增加步行优先街道,在街道中增添艺术品、景观和座位,在市内给骑行创造良好条件等。
报告给伦敦带来的影响,与其说是立竿见影的物理改造,不如说是思维定式的转变。伦敦所做的一系列尝试包括:全城增添了很多休闲娱乐元素,泰晤士河沿岸增加了河滩,若干道路变为混合交通方式(比如博览会路),特拉法广场改为步行区域,皮卡迪利广场的重新设计,沿泰晤士河南岸增添步行道等。
摄政街的夏日街道活动
扬·盖尔事后经常透露自己对伦敦“改造进程缓慢”感到失望——尤其是和纽约、莫斯科相比。但这与伦敦的政治制度和所有制结构有关,伦敦下属的多个行政区域是自制管理,而城内的很多地方为少数几个土地拥有者所有。伦敦市和下属的各区也没有再邀请盖尔进行后续的调研。
扬·盖尔与日本的故事
日本千叶大学荣休教授北原理雄与扬·盖尔先生通过《交往与空间》一书首次结识。他初读的时候,日本正处在1980年代,日本城市经历了大发展,当地的公共空间在物理上相当完备,但不幸的是,大多数城市都缺乏生气。人们行走在街道上,却只是从一处走向另一处。
那个年代,日本法律对街道的使用方式有严格规定和限制。1997年,北原理雄与扬盖尔合作,以实验方式展示了公共生活是如何给街道带来活力的。扬·盖尔在名古屋市中心营造了一个丹麦风格的“哥本哈根广场”,其中还包括露天咖啡店。在广场边,日本师生们设计出传统零售商亭的当代版本。
1997年,扬·盖尔和来自哥本哈根建筑学院城市设计系的一组学生应邀来到日本开展一个项目,展示如何通过公共生活来给名古屋的一个区域带来活力。团队打造了一个“丹麦广场”空间,包括全套咖啡馆家具、嘉士伯阳伞,还有从哥本哈根带来的长椅和城市自行车。项目为期一周,每到黄昏,都会组织街道娱乐活动。这个项目非常成功——也许部分是因为嘉士伯赞助的免费(哥本哈根)啤酒。
虽然这些都是小规模、临时项目,但它们给民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让大家意识到,街道生活对于城市生活质量至关重要。2000年,北原理雄把公共生活项目引进了千叶大学所在的城市——千叶,并组织了“阳伞美术馆”活动,活动设置在主要街道的人行道上,民众可以再其中展示自己的手工艺品、绘画作品,也可以演奏音乐。
千叶市的“阳伞美术馆”,这是若干旨在提升日本城市公共生活的项目中的一个
这个活动吸引了大量参观者,已经成为每年秋天由志愿者组织的定期活动。最近20年来,日本政府大幅调整了它的公共政策,制定了新的管理方针,鼓励各种活动使用公共空间。在日本的城市中,公共生活正在许多公共空间中茁壮成长。
扬·盖尔与简·雅各布斯的故事
关于本书,我们已经赏读了大部分内容,在全书的最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扬·盖尔先生与“人性化城市规划的祖母”——简·雅各布斯的友谊。
1968年,简·雅各布斯从纽约迁往多伦多,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1972年(扬·盖尔36岁,简·雅各布斯56岁)在多伦多大学执教,当时人人知道雅各布斯就住在几条街之外的地方。但是大家也知道,她不喜欢被好奇成性、随意路过的学院人士打扰。
扬·盖尔起初克制住了打扰她的念头,当时他的著作还没有被译成英文,而且他感到,作为一个谦卑的欧洲学者,应该与她保持一份恭敬的距离。
虽然雅各布斯的著作为扬·盖尔带来了巨大灵感,但二人唯一的会面是2001年9月,地点在雅各布斯家的门廊。在此之前,她们以信件和赠书进行过多次交流。他把其中几封信件用镜框装裱,悬挂在盖尔建筑师事务所办公室的墙上。
2001年,二人在多伦多阿尔巴尼大街66号雅各布斯住所的门廊处会面,相谈甚欢(主要谈及新城市主义的潜在优点),也用了一点时间拍摄合影。
这样的契机,与丹麦皇家建筑学院的环境有着重要的关联。1971年《交往与空间》在丹麦出版正赶上建筑学院一段动荡岁月。由于政治风波,那段时间扬·盖尔几乎无法正常教学。
那正是“学生造反方兴未艾之时,在建筑学院中,如果研究项目与政治经济学并无关联,那么就极难进行下去”。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建筑中间的人类生活被视为“纯粹浪费时间,而创造更好城市的努力甚至被当成是通往革命之路的潜在障碍!”。
由于在建筑学院遇到这样的挑战,而盖尔心中又怀有出国工作的渴望,所以他多次接受了担任访问教授的邀请,开启一个从事国际研究与教学的阶段。以此为开端,他本人的全球关注与日俱增,国际关系与联络网不断增长。
书中列举了他在多伦多、墨尔本、珀斯、安大略省基秦拿等多地的调研实例,也是在这个阶段,他首先获得了一项自信:他对城市中人们行为的观察结论是普适的。扬·盖尔发现:“在世界各地,文化、气候判然有别,但人性始终如一。如果你创造出好的公共场所,人们就会在那里相聚。”
(此话内容主要来源于书中第三章、第六章)
小故事:凡爵乐队
扬·盖尔总是想吹长号。1979年,他总算下决心买了一支,很快邻里社区的其他老男孩们(包括一个老女孩)也拿起乐器,组织起乐队,名字叫做凡爵(Vanjazztic),“凡”是社区地名凡洛斯的简称,“爵”代表着爵士乐。乐队成员有7人,都是四十岁出头,也都有十多岁的小孩。他们请来一位教练指导,逐渐摸到了音乐的门,年头越久,合作经验越多,也越来越默契。扬·盖尔如今已经在乐队表演了快40年,这成为了他最珍爱的活动之一。每逢街道庆典游行、宗教音乐会、步行21大会、生日、纪念日以及各种派对,他们都会表演一番。
至此全书领读完毕!
【作者】
安妮·麦坦(澳)
彼得·纽曼(澳)
【领读者】
马贺迪:一枚规划小匠,2015年从天大毕业,师从袁大昌老师,现在主要是做一些城市设计和控规的项目,有时候也会针对项目进行一些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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