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围到核心:来自高铁使用的集聚效应测度
From Periphery to Core: Measuring Agglomeration Effects Using High-speed Rail
源自: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8, 18(2): 355-390
作者:Gabriel M Ahlfeldt, Arne Feddersen
推荐:魏宗财,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weizongcai@scut.edu.cn
美国前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曾提到,新建一条高铁干线将带来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并提升铁路沿线地区的经济活力。在中国,高铁及其产生的经济效应被视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有力支撑,由此引发了地方政府的疯狂争夺。本文作者认为,高铁建设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取决于它们所能提升的集聚经济的实力和空间范围,其在与周边经济互动时发生的外生变化值得深入探索。两位作者分析了德国连接科隆和法兰克福的高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高铁对三个中间站所在县的生产总值的平均影响值为8.5%。作者进一步以研究范围内受高铁影响的所有县城之间的双边运输成本的变化来确定其集聚力的强度和空间范围,发现高铁的外溢强度随着通行时间的增长而减弱,具体为通行时间每增加30分钟,外溢强度减半,并将在200分钟后下降至1%。高铁给外围地区带来的益处主要是通过知识扩散、劳动力市场联营以及便利的沟通来降低交易成本。作者的研究成果佐证了一个观点,即运输联系的改善及引发的贸易效率提升,可以以牺牲外围地区为代价而使核心地区受益。这对中国在新时代推进高铁的规划建设及相关研究具有一定参考。
超越空间的视角:中国南京教育化驱动背景下的空间再生产和中产阶级重塑
Beyond Space: Spatial (Re)Production and Middle-Class Remaking Driven by Jiaoyufication in Nanjing City, China
源自: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8, 42(1): 1-19
作者:Qiyan Wu, Tim Edenson, Jianqun Cheng
推荐:王磊,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leiwang@whu.edu.cn
教育化,作为绅士化的延伸,以人们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驱动着当前城市的变迁。它不仅促使低收入原住民被取代,而且通过受教育群体的更替,使原来的蓝领社区变为白领社区。具体而言:中产阶级群体为获取优质教育资源,试图占据相应的社会空间。在这一过程中,新的中产阶级社区逐渐形成,中产阶级群体的社会地位得以巩固,而其内部对资源争夺的冲突也愈加剧烈。由此,教育化降低了代际间的社会流动性,加剧了社会的极化效应。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社会逐渐形成以代际分层替代传统社会等级制度的状况。为深入探索阶级重塑和竞争的形式,文章分四部分进行阐述:首先,梳理教育化的相关文献,并将重点放在中国城市发展的内涵上,即以知识再生产的形式促进社会再生产,从而完成阶级重塑;其次,利用在南京市的访谈调查,以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分析在教育化过程中的社会群体分层问题;再次,通过回顾现有文献以及分析现实案例,解释稀缺教育资源如何在向上的社会流动性和巩固阶层关系方面发挥作用;最后,基于中国城市化背景,进一步总结了教育化这种社会空间分离的新形式。
创业文化、知识外溢和区域增长
Entrepreneurship Culture, 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the Growth of Regions
源自:Regional Studies, 2018, 52(5):608-618
作者:Stuetzer Michael, Audretsch David, Obschonka Martin, et al.
推荐:张衔春,香港大学建筑学院。xchun0127@yahoo.com
区域对于企业家生存、创新活动及知识外溢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而展现出高度创业活动水平的区域也往往具有较高的经济绩效。在现有学术讨论中,学者主要以组织地位(organizational status)的视角去理解创业行为的空间格局。除此之外,以关注个体创业者、团队及组织行为的行为视角(behavioral view)和关注创业结果的绩效视角(performance view)也被广泛采纳。而后两者相较前者而言,较好地将创业与经济绩效建立起联系。本文作者旨在突破目前测度创业与区域增长关系上的局限性。具体来说,针对目前研究无法在创业精神的评估中纳入如行为等这些实质性的构成概念这一理论缺陷,作者采取“大五人格模式”(Big Five Personality Approach)去测度创业文化,同时运用就业成长(employment growth)作为测度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并建立起两者之间的联系。通过测度作者发现,一个区域的文化创业程度较高,其就业成长则较高。进而认为那些能够为创业文化提供影响和便利的区域政策将会在未来以区域经济绩效的提升为表现而获得较高的政策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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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赵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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