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看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走向世界城市的北京,为北京选择一个对标的城市,那就是伦敦,因为伦敦是全球最具活力和吸引力的世界城市,伦敦作为全球最早修建地铁的城市,当下整个城市最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是穿城快速轨道交通CROSSRAIL,该快速轨道把伦敦的世界性产业空间如金融城、金丝雀码头、牛津街、庞德街、摄政街伦敦西区、南岸中心、克勒肯维尔等和希斯罗国际机场高效组织,以支持伦敦更好的参与全球竞争和合作,所以目标是建立在轨道上的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化与京津冀一体化发展都需要紧紧抓紧以轨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业发展的协同。
北京的公共服务业集中在中心城区,外围新城以居住为主,配套服务业没有随人口迁移,新城缺少就业岗位,成为卧城,早晚高峰的潮汐交通成为顽疾,是大城市病的病根所在。东京以轨道站为中心构建综合体,公共服务与服务业交织,人口与就业同步疏解,新城有活力、中心城功能疏解。京津冀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业空间发展要走好TOD之路与交通 · 空间协同之路,转变过去以住宅开发为核心的思维,公共服务、服务业不是配套,是真正的价值配置杠杆,围绕轨道站点配置集中公共服务和服务业资源,促进产城融合。
其次,京津冀一体化的服务业创新之路需要从“硅谷” 转型到“硅巷”,硅巷模式是营造良好的思想交流空间环境,特别是优美街区制的发展,用来表征知识经济下创新创业文化和空间的活力,是硅谷升级版。
纽约曼哈顿老城区,成为继硅谷之后的美国第二大发展最快的互联网和移动信息技术中心地带。没有佛罗伦萨这条弯曲的小街道,就没有欧洲文艺复兴。华尔街,500米长窄窄的街道,集聚了世界最大规模的金融从业者,在这边的咖啡馆喝咖啡,能感觉到我的竞争对手在街对面喝咖啡,可能不需要语言交流,我就只需要打个照面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你在干什么,创造交流的密度和浓度,这才是美国金融创新的空间生态所在。
虽然我国城市化成绩巨大,但上海、天津、武汉、青岛等城市最具活力和吸引力的地区仍然是百年前的租界地区。这些地区的空间形态是窄马路、密路网,沿街底商,以人的交流和商业活动为根本尺度,服务于商业和服务业发展。制度保障则是历史上的产权保护和法律保障,小地块便于产权交易和租赁。经验教训:历经百年的战乱、文革等破坏,但依然最具活力。对于新城新区的建设,应该从我国城市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学习什么?如何构建以人的活动和服务业发展为根基的城市发展模式?
还有,京津冀一体化之路根本在创新,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首先看日本筑波和美国硅谷的对比,筑波的配套公共服务跟不上,筑波人成为东京的候鸟。硅谷则是发达的教育和医疗条件为硅谷精英提供生活保障。再看巴黎和伦敦的对比,巴黎中央商务区,拉德芳斯是政府主导开发,大规模、大尺度统一建设,形象大于功能,秩序大于活力;而伦敦中央商务区,金丝雀码头则是市场主导开发,小街区小地块、分期建设。功能混合,活力创新。所以城市化与京津冀一体化关键是引入市场力量、打造高品质公共服务,创建TOD+硅巷主导的公共/服务业创新发展模式,这不仅取决于理念和技术的创新,更决定于制度创新,如何让市场在城市化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京津冀一体化的制度创新关键是以公共服务业发展的改革创新,基本公共服务高标准建设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重要前提,促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市场在公共服务创新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市场+政府合力配置公共服务资源,全面提升城市竞争力,这需要重点关注三个方面:
(1)突破产业生长周期与政府任期制,这类产业没有10年时间做不起来,而一届政府才5年,前人栽树后人摘果的事情,不能寄希望于当下的体制。
(2)注意区分基本公共服务与革命配给制,教育、医疗的基本公共服务应该是低标准的,而不是当下延续自革命时期配给制的高标准。
(3)基本公共服务需要财政补贴,未来财政税收体制如何与公共服务发展相适应,同样需要有为政府在财税体制改革中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