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当前社会经济背景下村社规划与微改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矛盾,结合广州桥南的规划实践经验,总结出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与自下而上的自发参与有机结合的村社自治规划模式。在有限的资源投入条件下,该模式以基层动员为基础,以党建为引领,将解决重点民生问题与公共事务作为规划的核心,在规划及实施的过程中,以工作坊为媒介将多元主体以及社会资本融入到村社规划与建设中,进而实现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与自下而上的自发力量有机结合的村社自治规划模式。桥南街村社自治规划的实践不仅完善了目前我国现有的村社规划模式,也将为我国正在推进的老旧村社改造提供重要参考与借鉴。
1既有规划工作坊和微改造的几种模式
1.1 自上而下的村社规划和改造模式
改革开放之后,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欧美的规划理论逐渐被广泛接受,如英国的新城理论、美国的新城市主义等。西方社区规划理论提出以人的感受为核心,强调公众参与、倡导性、协作性规划。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推行住房市场化改革,商品房逐渐成为城市居民获取住房的主要渠道,社区成为城市居民主要的居住和生活空间,“街居制”取代“单位制”成为城市社会基层治理的主要方式。然而居住区规划的理念与模式仍在沿用原来的方案,规划理念上依然将居住区作为一个居住空间,规划内容上主要关注的是其物质环境,规划过程是由静态的思维方式和具体的指标所控制,并将其视为终极状态。对于居住区的社会功能、居民的生活空间组织等较少涉及。
相比于城市社区,我国村庄规划的系统编制起步较晚。虽早已有针对具有特殊性村庄的规划类型,但村庄规划作为法定规划,是自2008年《城乡规划法》实施才实现。之后我国农村地区经历了几轮由国家主导的目标式乡村规划。
1.2 多元主体参与下的村社规划
日本和中国台湾的社区营造(造町运动)多由社区居民和地方团体自行发起,其具体的组织形式丰富多样,通常吸纳居民、政府、团体、非营利组织、企业和大学等多方力量,并逐渐由居民参与过渡到了以居民为主体的运行模式。国内规划开始借鉴日本和中国台湾的社区营造与西方的规划工作坊方法,尝试建立促进多方参与规划编制的平台。
在中国,李郇等学者积极尝试将工作坊概念引入社区规划与建设,将其作为政府、公众、规划师和社团等多元主体互动的平台,为社区营造提供方向。工作坊组建主要由政府筹建,通常团队包括社区居民代表、企业代表、专家学者等专业人士和政府工作人员等。其中政府工作人员通常承担协助规划师组织活动、为活动提供场地和资金保障的“促成者”角色。工作坊以多样化的方式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到社区规划的多个环节中。规划方案形成后,工作坊会与社区商定各项行动计划的实施顺序,并根据实际需求寻求实施部门在经费保障与政策方面的支持。
同时,随着中国一线城市增量发展的结束,城市更新成为“存量时代”下的重要内容。城市更新方式包括全面改造和微改造。和政府与开发商主导的全面改造不同,微改造在“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多方参与、互利共赢”的原则指导下,强调政府和社区居民共同主导,通过修复建筑本体、优化公共环境,进而重塑社区和谐氛围。
国内外几种主要村社规划模式对比
1.3 当前我国村社规划的主要问题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村社规划不论是从覆盖范围、规划水平还是规划模式上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目前的主要问题在于公众参与机制和规划内容的有效实施方面,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缺乏制度保障和有效的参与途径,自治规划和公众参与容易沦为形式主义。第二,典型案例难以推广,自治程度低,缺乏普适性。
2基于工作坊的村社自治规划和微改造
2.1 桥南街的实践探索
番禺区桥南街紧邻广州市中心城区,兼含城市居住区和乡村居民点两种聚落形态,是典型的大城市边缘区。自2005年至2016年,桥南街的GDP增长了25倍,2016年达到64.75亿元;户籍人口增长了3.7倍,但外来人口增长了12.6倍,外来人口人数的增长量远远超过本地人口的增长。2016年,桥南街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50%左右。
桥南街区位图
桥南街经济的快速发展是由城市用地向外扩张和乡村工业发展共同促成的,也造成目前桥南街发展和管理存在以下问题:①用地类型和权属在空间上呈现“碎片化”的特征,城市建设用地与村庄建设用地、居住用地与工业用地、高档社区与老旧社区及城郊村庄社区相互穿插。②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分散。由于不同地块的用地权属各不相同,导致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无法做到完全统一,地块的开发与配套建设各自为政,不同地段发展差异较大。
桥南街空间破碎化示意图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响应国家促进基层社会自治和基层社会发展、改善居民生活品质、促进地区发展平衡的目标,2016年,桥南街在其下辖的10个城市社区与4个村庄中选取了1个城市社区(御院小区)与1个村庄(陈涌村)作为规划样点,编制了桥南街“村社自治规划”。
2016年至2017年,桥南街道在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开展了基于乡村社区、城市社区和街道两个尺度,为期一年半的村社自治规划实践。项目初期,项目组在桥南街政府及村社领导的支持下,在乡村社区、城市社区和街道分别成立了以地方居民为核心的规划工作坊驻点。项目开展的过程中,规划工作坊是村社自治规划与微改造的平台,它将地方居民、相关利益群体、规划专家组织成为一个长期有效存在的团体参与到村社发展建设当中,弥补以往公众参与仅停留在规划编制阶段,忽视项目运营与建设的弊端,实现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与自下而上自发力量的有机结合。
传统村社规划与规划工作坊下的村庄自治规划建设流程对比
2.2 村社自治规划与微改造过程中规划工作坊的运行机制
目前,已有规划工作坊的模式主要强调多元主体参与,桥南街村社自治规划工作坊的建设在吸取这些经验的同时,对现有规划工作坊的运行进行了改进,并将工作坊的意义与内涵进一步扩充。在桥南街村社自治规划编制与实施过程中,工作坊不仅是促进多方参与的平台,同时还是落实国家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理念、加强基层社会党建引领、吸引社会资本的媒介。工作坊的创办由桥南街道和专业组织共同发起,由村社“大党委”、地方居民代表、街道办事处辅助人员、群团组织、规划专家小组构成。
村社自治规划和微改造过程中工作坊的构成要素及其运行机制
2.3 桥南街村社自治规划与微改造的基础——基层动员
地方居民是保证村社自治规划良好运行的基础,只有让基层群众参与到村社发展中,关心村社发展,才能够保证村社自治规划的可持续运行。在桥南街村社自治规划实践的过程中,3个规划工作坊驻点分别举办了以“回忆陈涌成长变迁,见证你我美好生活”(陈涌村),“我爱我家”(御院社区)、“最美桥南”(桥南街道)为主题的照片展。
2.4 桥南街村社自治规划与微改造的核心——民生问题与公共事务
民生问题和村社公共事务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直接影响到其生活的幸福感。村社是居民日常生活的场所,但其功能不仅仅局限于居民居住的物理空间,更应承担解决部分民生问题和处理公共事物的责任,这也是居民关心的核心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并不需要大拆大建,而是需要了解居民的真正需求,调动所有资源,从公共服务与村社空间的微观改造入手。
2.5 桥南街村社自治规划与微改造的引领——党委建设
在桥南街村社自治规划与微改造的开展过程中,积极结合国家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党对社会引导的政策,将村、社区及街道所在的“大党委”引入工作坊作为重要的成员之一。
3结论与讨论
将乡村建设成为社会—行政—市场力量作用的领域单元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但是在当前村社规划编制的过程中,地方居民不会主动参与村社发展,更多地是持一种观望的态度;资本的逐利性使其主要关注具有经济效益的部分,往往忽视了民生问题和公共领域。另一方面,为了实现地方政府—居民—多方利益主体共同推动下的村社可持续发展,必须改变当前自上而下为主导的村社规划模式,在村社规划中引入一个可以将居民、规划专家、企事业单位及群团组织等相关利益群体共同组织在一起的平台。
在桥南街村社自治规划与微改造的案例中,与以往村社规划在规划方法与实施过程中有差异的是:①桥南街村社自治规划与微改造首先是通过活动激发居民对于村社的依恋感与凝聚力,进而培养未来带领居民参与到村社建设的内生力量,实现以群众为基础、以居民需求为核心的目标;②除了关注物质空间环境的规划改造,桥南街村社自治规划与微改造将解决地方居民主要关注的民生问题和公共事务作为规划的核心;③党建作为引领,既保证规划方向的正确性,又通过庞大的党员基础,引领更多的群众参与村社建设;④规划建设内容以微观环境的改造为主,避免大拆大建;⑤资金来源多样化,在桥南街案例中,规划改造资源的来源既有街道政府拨款和村集体资金,又有通过工作坊而引入的社会资本。以上也是桥南街村社自治规划的自治性的体现。在桥南村社自治规划编制的过程中,规划工作坊承担了“平台”的作用,将多元主体以及社会资本融入村社规划与建设中,从而实现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理性规划与基于群众的自下而上的自生发展相结合,推动村社规划进一步完善。
详情请关注《上海城市规划》2018年第4期《基于工作坊的村社自治规划与微改造模式探索——以广州桥南街为例》,作者:刘云刚、陈慧、姚丹燕,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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