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拉德湾南望温哥华市中心
昨天晴天,和王鸿出去北温哥华市转了一圈。温哥华和北温哥华市之间的海湾叫巴拉德湾(Burrad Inlet),我们就坐在岸边上晒太阳、聊天,从黑格尔的时代精神聊到海带养殖。他是做思想史研究的,讲到了一个他发明的“底色”理论,我觉得对于研究思想变迁很有意义。他说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都有一个“底色”,而且不一样。你读这一时代的思想作品,感觉跟它几年前的或几年后的就是不一样。现代中国的底色就是国家主义。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只要思想,就很难绕过去。
于是我就提起西方的思想底色,我认为在二战以来与二战前是截然不同的。20世纪初的西方如梁漱溟所言是“意欲向前”的,而二战后经过了哲学的转向,西方的底色变成了颓废和破坏。所谓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是批判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这个底色不仅出现在哲学领域,而且出现在社会科学和文艺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以降的批判理论,作为“新左派”的代表思想长期以来占据左翼思想阵营的核心地位。他们这套理论具有王鸿所说的思想的“好用”的特点,即一方面可以阐释出新东西,另一方面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尽管缺乏系统性,但简单直接,确也不需要什么系统。
从女性主义到各种“社会研究”都是在批判、解构西方社会既有的根本假设。黑人和土著权利运动有很大的进步性,但之后的女性解放、性向解放的破坏性就大于进步性了。在这里,社会重构已经进入家庭和私人领域了。直到现在的米兔运动,是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性骚扰乃至强奸是不道德、不合法的,但道德和法律能否遏止这种行为?在后结构主义者们看来显然是不能的,可是他们也没有提出应当怎么办。在中国还不明显,在西方,关于性的基本社会观念的论战已经日益进入到一种令人无措的尴尬状态。更让人遗憾的是,这种运动已经和“保护弱者”的道德律令捆绑,让任何质疑和讨论的声音都成为“对弱者麻木不仁”,变得道德上、进而政治上很不正确。
作为左派思想的核心阵营这让人很忧虑。左派思想的特点是有意图地求变。想想十年前奥巴马竞选总统时候提出的口号“change(改变)”,多么激动人心。但是,以后现代和解构主义为哲学的现代西方左派,提不出令人激动人心的愿景,更没有实现的路径。我所在的规划学院的硕士班规划理论课上,老师让学生们畅想“没有族裔压迫、殖民主义、男性霸权、同性恋歧视”的理想世界——我觉得这是极有必要的训练——学生们展示的结果,自然是没有了这些东西。但那样的世界也远非令人激动人心:没有族裔压迫、殖民主义、男性霸权、同性恋歧视的世界依然可能吃不饱穿不暖,或者好一些的话每个年轻人一毕业就背着几万美元的助学贷款,工作难找、房价高企、恋爱无望。
总而言之,破坏多于建设、愤怒和颓废多于进步进取,后现代和解构主义哲学无法给人们为更好的世界提供思想指引。
更遗憾的是,族裔、反殖民、女性、同性恋等身份斗争打破了左翼实力的团结。今天的西方左翼势力和一百多年前完全不一样,那时只有一个斗争,就是阶级斗争。现在的战线很多、很分散,每条战线上还有不同的观点和议程,可以说左翼势力是土崩瓦解的。我认为这跟八十年代以来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空心化有关,制造业没了,工会自然就没了,左翼政党来自工会的政治献金就大幅减少,结果自然是左翼政党的关注点从经济领域为工薪阶层争取权利转向其他领域的斗争。另一方面,左右政治阵营的“硬化”,该投民主党的总投民主党,该投共和党的总投共和党,选举斗争就向争取中间选民趋近。于是,与身份斗争有关的的边缘群体就成了选战工作的重点,成了少数人决定大选结果。
这一天的探讨,我一直在思考什么是下一代的中国政治理论/哲学。西方文明将走向何方,我没有优势也没有兴趣探讨。
无论民主在西方到底是什么样,民主作为一种思想仍然具有巨大的号召力。解释“不民主”的中国的政体,不仅要顶住西方民主理论的话语霸权,而且要深入地观察中国政体。昨天想到一点:抛开实践上两种政体到底什么样不说,理念上中国政体的合法性在将来,而民主政体的合法性在过去。中国党治国家的政体之所以可以被认同,是因为党的领导许诺了争取实现未来的愿景,并规划了实现这个愿景的部署和策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小康”和类似于共产主义的“大同”是内嵌于中国文化的愿景,容易被人理解和支持。而西方政体之所以被认同,是因为它许诺了维持一些被人支持的理念:包括平等、自由和正义。在美国,今天讲平等、自由和正义就是要回到1789年宪法提到的这些理念所蕴含的状态。在中国,有句话叫“跟党走”,隐含着说“我们不是要停在哪里,而是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个地方在哪里、怎么去党已经规划好了。”但在西方,“跟党走”是不合逻辑的,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他们哪里都不去,而是要固守(defense)开国先贤留下来的宝贵价值观。
可以说,中国是规划型政体(regime of planning),西方是价值维护型政体(regime of valuedefense)。
中国这种政体的合法性就取决于两点:第一,规划得对不对?这里的“规划”不仅仅指“两个一百年目标”这样的宏伟愿景,也包括从中央到基层的各个工作领域的具体认识、判断、目标;第二,规划能不能实行?如果规划定的好,但实行不了,这种理想和现实中的巨大差距就会令人失望,影响政权的合法性。如果规划定的不好,在实践中能否进行“微调”,如果不符合实际地硬推,同样影响政权的合法性。今天跟政治系的Warren老师聊了这个观点,他就说“所以中共非常需要确保他决策所需的信息输入的畅通,这样才能尽可能避免形成很坏的规划”。这不仅对中共整体而言是这样,对各级党政决策者而言都是如此。所以,他认为虽然决策是威权式的,但认识的发现过程却应该是有协商、探讨和评议(deliberation)。
相比之下,民主政体的合法性就取决于是否可以有效地维护这些价值。Warren认为各个党派对这些价值的定义和理解不同,对各个价值的优先级排序也不同。民主政体的合法性就来自于无论是否真的维护了这些价值,都不是这套制度的问题,而是党的问题。王鸿提出一个问题,到底什么可以让一个政治体长久地存续?我想,可能是这个政治体内部的平衡。民主政体的无为性,可能恰恰让它超然于这其中的人(党)并且创造了一种维护各帮人之间的权力平衡。不过,到底民主政体是否就一定比威权政体长久,目前也没有实证来证明。看起来苏联垮台(纳粹德国本身是民主政体,不能算)了,是个证据;但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也有三百年的(唐)和四百年的(汉),而民主政体存在了不过二百多年。如果说朝代更替没有政治制度的根本改变,则中国的中央集权、文官政治制度作为一种政体的存续时间更久。
作者:徐南南,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城市规划博士研究生,《国际城市规划》加拿大站联络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规划理论、城市规划史。微信:nx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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