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限度》,大卫·哈维著,张寅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
一直想把《资本的限度》写一写,做一个述评。但这个任务不是直接与手头这篇文章联系,就一直没有完成。但怕一直拖下去,又渐渐忘怀了。我想,大概介绍一下这个2017年中信出版社的译本,然后把自己的读书笔记贴上来交差吧。由于我先读了哈维的《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在读书笔记中,读者就会首先看到这个标题。对于不太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朋友,先读《17个矛盾》这个通俗读本很有必要。马克思的东西自成一套体系,要让大家忘记大学时代学过的西方经济学去回忆高中时代的思想政治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不要学马克思写资本论:一上来就是难懂的“无差别人类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逼着读者“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科学上是没有平坦的大道,慢慢爬也能到达光辉的顶点。
导言
对于想了解中国经济接下来怎么走的人,想到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寻求帮助是幸运的。而在去翻三大厚本《资本论》之前接触到了大卫·哈维的《资本的限度》,则更是幸运的。2017年译者张寅和中信出版社把它翻译成了中文,幸运至极。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学界忽然发现这些年发生的一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似乎比正统经济学(orthodox economics)解释得更好。2012年BBC拍了三集纪录片《货币大师(Master of Money)》,分别介绍了凯恩斯、哈耶克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对凯恩斯和哈耶克,主要讲了他们的“药方”,而实践证明都有问题。对马克思,则主要讲了他的“病理分析”,即马克思是怎样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的,没有讲他的“药方”。因为他的药方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来说就是休克疗法,万万不可行。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完成了一个建构市场社会的过程。用马克思的话讲,就是建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我们这个资本主义,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Chinese capitalism)”。具体说来,就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没有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我们的政治不是资产阶级式的民主制度;土地是公有的,资本有将近一半是国有,金融资本有多一半是国有;法治和正式规则所确定的秩序远远没有深入人心;在意识形态上,中华文化中的传统的义利观仍然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既然采用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就会适用。中国经济接下来怎么走,马克思的理论就会有解释力。
但遗憾的是,马克思是个曹雪芹式的人物。他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只写完了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是恩格斯根据他的草稿整理的。而实际上他计划要写的远不止三卷,至少还有最重要的“国家理论”,其内容只能从他的构思文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上窥见一二。于是,就像红学家们争论不休一样,后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就马克思什么意思、想说什么绞尽脑汁。大卫·哈维的一项工作就是“述而不作”,做一个考据派,把马克思到底想说什么讲讲清楚,硬是把《资本论》和《大纲》的鸿篇巨著提纲挈领地写成了一本不是很厚的书。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金本位成为历史,给更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整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基础是商品和交换;而作为交换媒介的特殊商品——货币,在马克思时代想当然地是金本位的。在今天的信用货币时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如果还想有解释力,就不得不更新。另外,四十多年来的金融创新也改写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许多规则,特别是金融和地产的结合,更是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续命稻草。马克思早就预言了资本主义的自掘坟墓,但实际上它还看起来欣欣向荣,这就是因为这一系列的创新。大卫·哈维工作的第二个成就,就是讲清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如何可以“再活五百年”的,他称之为“时间——空间修复工具”的制度创新就是答案。
张寅和中信出版社的2017年翻译本做的很好。他们做的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就是把哈维书中大量的马克思引文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翻译局的译文来翻译,并且提供了和人民出版社2001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相对应的出处索引。要知道,哈维原文引用的是国际出版社(InternationalPublisher)1967年的版本,而它版本改版后页码都变了。所以可以说,读这个中文版甚至比英文原版还方便读者回溯研究。
读书笔记
2018-08-21 马克思主义和制度主义
这几日读大卫·哈维的《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看完之后发现对社会上很多问题有了新的见解。比如,最近北京房租大涨,我就会联系到哈维讲的资本开始寻求从租金、利润和权益上获取收益的观点。现在资本投资于实体经济确实不赚钱。所谓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区别,我想就是哈维讲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区别吧。生产的东西可以具有使用价值,换句话说,就是可以满足人的某种物质需要,应该就是使用价值。而那些生产出来的东西不能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那就是虚拟经济吧。
我关心的是社会中作为干预的规划。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对当代社会经济运行的解释,而这个运行过程中总少不了控制。哈维的17个矛盾之一就是自由与控制。这个控制,我理解就是人的理性干预,就是规划;是我定义的规划的第二层的含义:对社会经济运行的干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还是在建立一套“现代化”的制度,就是资本主义的制度。但是,现在看来这个现代化是基本完成了,因为满足物质需要的使用价值的生产都完成了,经济的发展已经越来越依赖虚拟经济的增长。接下来,中国如何应对这个制度的挑战?这是中国规划最令人激动的问题。
我的答案是要通过持续而渐进的制度改革来实现。在这篇文章里,我要把持续而渐进的制度改革和规划的关系讲清楚,把规划和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关系讲清楚。把改革的推动者和推动方式讲清楚。很多学者会想当然地反对,认为建议通过党国体制来推动改革必然不行。但我要指出,推动变革的总归是人。关键是什么样的人在推动,推动怎样的变革,服务什么目的。我认为,党国体制只是这群人的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本身没有思考力,没有好恶,如果有的,只是制度建构而形成的对人的constrains和enablings。这一点,Searle的论述很有用。
2018-08-21
看哈维的《资本的限度》。他说马克思传统的当代阐释者都喜欢区分两种阶级概念,一种关系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另一种关系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注释中他说“社会形态的观念用来提醒我们,任何社会中多种多样的人类实践不能简单地还原为由支配这个社会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经济实践。”的确,中国社会中资本主义的逻辑是很重要、却不是霸权性质的。
73-74页讲了剩余价值理论。我同意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分,但不同意“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有一种特殊能力,即它所生产的价值比它本身具有的价值更多”。我觉得,许多生产要素都具有这个特点,不是劳动力所特有的。如果说不是劳动力所特有的,利润就不全是剥削劳动力所得,尽管劳动力剥削是利润的一个主要来源。另外,资本家自己的管理劳动是不是也要算进去?那就是作为资本家的人剥削作为劳动力的自己了。
总之,“剥削”这个概念没有能够很好地说服我。但马克思的理论已经足够解释我们社会的问题来源了,在资本家被这样的一种规则所支配:“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 (p82),这足以导致社会生产的异化了。
国有资本也是遵循这个逻辑。国有资本也一样剥削劳动力,因为只要劳动力是遵循商品交换的规律,使用价值大于价值就是必然。马克思把对劳动力的剥削定义为使用价值大于价值,在劳动力市场上是等价交换的,剥削不在这里。
就像买包子,一定是这包子的使用价值(好吃、解饿)高于它的交换价值(即价格。但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人类劳动。),我们才会买来吃,因为它“值”。同样地,雇人也得“值”,所以国有资本也剥削劳动力;它不得不剥削。但是,为了“收入公平”、解决就业、或者“一团和气”而不解雇那些没什么使用价值的雇员,那对这些雇员的剥削就消失了。但结果就成了这些不被剥削的劳动力剥削那些使用价值高于价值的雇员,这就造成了逆向淘汰。整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垮台的原因就在这里。解释资本主义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可以用来解释社会主义的经济现象(2018-10-07补记)。
2018-08-22 凯恩斯与马克思的区别、金融化和国有资本也剥削
今天看了《资本的限度》的生产和分配以及供给和需求两章。看哈维的感觉就好像复习了高中政治,当时不懂的很多概念现在有了深一些的理解。但还有疑惑:我可以接受一切财富(产品、产出)都是劳动中来的,因而地租、利润、利息也来自于劳动,但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说其他投入、如原材料不是剩余产生的来源。看起来,工资“所有其他商品一样,是由她的生产成本来规定的”。(p107)。
马克思的目的是讲阶级斗争,但我认为阶级斗争或者说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斗争关系不是像马克思说的那么重要。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种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在中国,由于国家行使了资本家的组织和控制的角色,即便其不是“为了生产而生产,为了积累而积累”,民众为了获得更多的分配依然需要与国家斗争。这个官民矛盾就是中国的社会中的重要斗争形式。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有时候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有时候劳动者又和国家联合起来。中国政权的合法性之一就是对工人(工薪)阶级的诉求的回应,这既是理论基础,也是过去的实践的总结,更是未来应当去遵循的。
马克思研究很像红学研究,因为马克思和曹雪芹都没能完成自己的鸿篇巨著,没有人知道到底他们最后的观点是什么。比如,没有人知道马克思到底怎么解释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危机,他的解释和凯恩斯主义不谋而合,而马克思则更悲观地看到政府干预的无效。
70年代放弃金本位之后,货币的创造除了一些政府规则以为几乎不受任何限制。这就带来所谓的金融化,信用和杠杆的使用不再受到储蓄的限制,而是有了近乎无穷的资金来源,因为这资金是凭空创造出来的!我认为金融化是近四十年来最重要的一个制度变革,理解当代的任何事情都不能脱离金融化来理解。中国的发展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90年代的金融体制改革让中国赶上了金融化的快班车,而毛时代中国的货币本身也没有金本位支撑,政府信用就是最大的货币本位。
理解中国的发展就必须要从金融化的大背景来看。中国所经历的发展是任何之前的发展模式所不具备的:中国的基础设施的建设非常依赖金融化,而这金融化是政府主导的。
非常期待继续看哈维谈信用和空间生产,也许能对我有所启发。
中国的政府行动力如此之强,以至于政府的规划大有研究的必要。现在对规划的理解太被规划行业、法律法规所形成的思维定式所桎梏了。如果说就研究空间规划本身来看,也许这不是什么问题,但空间的塑造(或称生产)是收到许多非空间的因素影响的。中国规划恰恰不是把这些因素当作“既定因素”或外在条件,而是作为规划的一部分来运用。这一点与西方大不相同。
未来中国的发展依然需要规划,但不会是过去几十年那种铺天盖地式的,而是依赖具体而细微的规划,打的是阵地战。整治校外培训教育这件事就是一个很好地例子,这不是什么宏观而巨大的问题,但是资本在和社会打的阵地战,政府只有站在和民众一个壕沟里,这个政府才具有更大的合法性,受到人民的支持。这就像四十年前把资本和市场机制引入一样,那时候那样做促进合法性,现在这样做也同样促进合法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因为政府要负责的,不是别的,而是这整个“双向运动”,让资本和市场的逻辑理性地为社会的发展服务。这就是社会主义,而不是什么别的主义。
2018-08-23 劳动力再生产(生活)领域的理论空白
今天看到了第六章《积累的动态》。哈维说,“马克思未能对劳动力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中的支配性过程展开任何系统性的研究。毕竟劳动力是唯一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中处于根本地位的商品。它也是唯一并非直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生产出来的商品”(273)。没有错。研究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实际上是一个家庭社会学,既然它不是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部分,它就不是经济学研究的范畴,而是社会学了。
马克思认为“关于积累与关于人口增长的理论必须被构造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274)。的确,人口增长是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假定(274);但现在来看,这个假定将不再成立,那么资本主义积累规律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这里就不得不讲清楚人口的增长与资本积累是怎样联系的。哈维认为,“资本主义之下的人口增长的规律——如果有的话——仍然有待说明”。在我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其实是很不利于人口的增长的。这不同于马克思的观点:由于没有获得生产资料,劳工的家庭会努力地积累它所拥有的唯一“财产”形式:劳动力本身(275)。社会观念的改变让人不再认为孩子是家庭的资产,而是负债了。我想,这和资本努力造成的工人阶级生活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依赖有关——如房屋按揭贷款——这是资本家控制劳工的重要手段(271)。换句话说,资本的积累将无产阶级最后的资产——子嗣都剥夺了,而且这恰恰也可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
曾几何时,劳动力的价值包括抚养儿童的成本(108)。这个成本和其他劳动力的价值都一样,取决于“历史和道德的要素”,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形成的。”(108)有意思的是,资本主义本身也在影响意识形态,塑造这个“历史和道德的要素”。现在这个资本主义的逻辑是实在不鼓励生育的。
中国能否成功扭转这种“历史和道德的因素”,让中国人愿意生育,考验是否能够在我国找到一条和资本主义逻辑相抗衡的道路。
另一种扩大劳动力大军的方法是提高总人口中参加雇佣劳动的比例。将所有人都纳入“必须出售劳动力才能生活的人口”的比例(275)。城市化是最好的方法。当人离开了农村——自己的社群以后,他必须依赖资本主义的、或称现代的生产关系来谋生。
在第五章《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变化的组织》,哈维提到“管理者阶级”的兴起、用于干预和调节的政府结构的兴起(261)。资本主义从来不是完全竞争(259),而越来越倾向于纵向整合、远离竞争、甚至走向国家垄断。在这个阶段,管理者和技术官僚成了社会上最有权力决定制度设计和资源分配的群体。这对于理解当代中国有很大启示: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就是这个群体的代表。管理者、技术管理、专业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往往以干部的身份掌握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用的是完全不同的两套话语体系,因此很难相互交流。他们各自也发展出了自己的学术传统。作为规划学者,我们要做的就是拿来主义,不必问来龙去脉,只要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的议题,就是好的。
2018-08-24 危机不那么可怕
今天白天带壮去了颐和园,天朗气清,令人难忘。
看完了第7章,第一块危机。通过哈维的描述,对马克思有了深入一些的了解。可以看到他的理论并不是那么无懈可击,有许多没有讲透的地方。但是,他真的预测出了很多问题,可见他的理论是不错的。
马克思得出结论认为资本主义自身会导致周期性的危机,但他又讲危机是交换价值的灭失不一定是使用价值的灭失。可见危机也许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但是,危机确实会对社会造成伤害,主要是让工人阶级首先承担了资本灭失的负担。假如可以避免这一点,那么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都不是问题。
马克思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虽然有危机,但这不一定就代表资本主义需要被取代呀。哈维在《17个矛盾》里说,据他看,马克思没有在一个地方提到资本主义会自然过渡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他讲,据他感觉,马克思很可能认为资本主义会就这么一直下去,除非有组织的行动来推翻它(2018-10-07补记,可惜没有找到原文出处)。
2018-08-27 基建和房地产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续命
看哈维的书,终于看到了第九章《货币、信用和金融》。似乎马克思和哈维都认为,固定资本(基建)和消费基金(房地产)是消纳过剩资本的重要途径,只要其配比合适,资本主义的危机可以无限推延下去。中国的基建政策或许可以用这个理论来理解。资本主义制度是制度,它可以由商人来推动,也可以由国家来推动。不知道那篇讲杭州土地开发的文章是怎样运用哈维理论的,我觉得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可微观可宏观,一定要首先从宏观政策框架上把握,然后再具体到城市和地区的案例。
2018-08-29 有计划的资本丧失
看完了第10章《金融资本及其矛盾》。里面讲资本本身不断地社会化最终导致“具有社会必要性的国家干预”(500,508)。国家有责任创造一种他希望可以“受到控制的衰退”。既然资本的丧失是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不可绕过的途径——即便是有了信用和金融体系的作用——那么国家的参与帮助这丧失不那么严重地伤害社会就是有必要的。我称之为“有计划的资本丧失”——哪儿不赚钱把钱投到哪里去(2018-10-07补记)。在这里,波兰尼的对于市场机制扩张的保护被扩大了,成了相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保护。
中国的政治经济体中,金融体系是掌握在国家手中的,而地租又有一大半被国家获取。国家是否因此具有了比一般国家强很多的造成“受到控制的衰退”的能力、即“有计划地资本丧失”的能力?目前这个还没有答案。因为中国的发展还在利用金融化带来的红利,危机在往后拖延着。资本主义的变色龙(506)才刚刚开始变化。09年的四万亿没有什么错误。三去一降一补和众多包括限贷限购政策在内的“微观调控”刚刚登场。它是否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或价值生产过剩的问题呢?还不清楚。
可以说,中国的经济虽然是遵循资本主义的逻辑,但其对经济的控制则是社会主义的。
作者:徐南南,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城市规划博士研究生,《国际城市规划》加拿大站联络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规划理论、城市规划史。微信:nx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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