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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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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的北京,女性还不是能与男性平起平坐的一个社会群体。作为女性,她们体验到的生活可能与主流文化和公共话语所认定的女性的意义大相径庭。女性由于其社会阶层、种族、年龄、家庭地位、性取向和体格的不同而被置于不同的位置上。在清末民初,精英女性和中产阶级女性在批评底层女性的习惯、信仰和行为时,同时也在利用底层女性,如女佣、女演员、女手工艺人所提供的服务。
——[美]程为坤
西德尼.D.甘博/摄。
文|程为坤
如果说贫穷困苦、流离失所逼迫底层女性进入了街头的营生,那么民国期间对性别平等的呼唤、革命和改革对传统规范与禁忌的破坏,以及西方文化的繁荣则催生了中产阶级女性对自立的公众形象的想象。现代化必然会给女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民国初年,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慢慢被认可。出身底层的女孩可以在工厂、餐厅、戏园或者商店里工作,而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女子则在银行、医院和学校里谋职。1910年代末,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ChineseWomen'sCommercialSavingsBankofPeking)成立了,北平银行(PekingBank)的出纳兼副理C.Z.Wang出任主管。她们还雇请了23个女员工来担任店员或经理。因为缺乏女子银行的经验,王女士和合伙人还参加了一个有关内部管理的强化培训。[1]理发业女性就业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到了1935年,北京城120家理发店中大约有18%的雇员是女性。[2]
女性自立的倾向在她们自己创立和经营的生意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北京的“老妈店”可能是最有影响、人脉最广的女性企业。[3]老妈店是女性主办的介绍工作的机构,还为寻找家政服务的女工提供临时住处。这些老妈店的店主一般是有经验的老妈子,她们把工资积攒下来开办了老妈店。住老妈店的客人有三天的试用期,受人雇用之后再付给老妈店佣金和住宿费。老妈店的经理每年从接受服务的雇主家里收三次“节钱”。老妈店担保其推荐都是品行端正的女佣。[4]1930年代,冯安氏佣工绍介所在城里很有名。老板娘冯安氏四十来岁,人脉很广,她在向人推荐女佣之前会检查每个老妈子的背景、技能和经验。[5]有研究发现,北京有上千家老妈店,每个店大约有九个人在等着找工作。大约有一万名女佣通过这些机构找到了工作。[6]
不过,这个现象却被城市精英当作社会恶习来抨击,他们称之为“荐头虎”。报纸和书刊称,这些机构训练找工作的年轻女孩在雇主家行窃,诱惑男主人,或者在雇主家里篡取权力。这些机构甚至被控与贩卖妇女的渣子行和绑架妇女脱不了干系。[7]北京警察局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寄信人大概是一位地方精英,称贾氏的女工介绍所里没工作的男女白天赌钱,晚上一起睡。有位腐败的官员甚至还每个月付给贾氏费用让她找年轻漂亮的女孩来当女仆/情妇。这封告密信最后的结论是“居此业务者多不系正人乡间妇女来京佣工,必须此等人之介绍。每遇年幼妇人稍有姿色者,百般困难,迫之卖淫失节,以遂其贪财之心”。[8]然而,警察的调查发现贾氏的老妈店里只有老妈子,对赌博和非法性行为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9]
除了老妈店以外,女性在公共空间还有其他的商店和生意。商业领域的大多数女性都是丈夫或者男性亲属的副手,并不直接打理生意。生长在商人家庭或者嫁给商人的女性可以获得管理经验;如果丈夫去世或离开家里,妻子可能会接手生意。例如,李王氏在丈夫死后就成了得意栈房的总管,她雇了自己的侄子来帮忙。另外有个年轻的寡妇有五个孩子,她在自己家附近经营着一间人力车租车行。她的公公是个盲人,婆婆就帮她清洗人力车的垫子。[10]
民国初年,北京最著名的女商人可能是金秀卿。她本是一个从良的名妓,嫁给一名乐师之后,在前门南边开了一家女澡堂。1912年,北京警方宣布商业性的女澡堂合法化,但只能开在红灯区,而且只允许妓女去女澡堂。在保守人群的猛烈批评和嘲笑声中,金秀卿开设了北京第一家女澡堂,名为润身女浴所。为了避免质疑和丑闻,她只雇用年轻的女服务员并进行适当的训练,教她们如何帮人剪头发、洗澡、按摩和谈吐得体。尽管服务员工资不高,但得到的小费不少。金秀卿人很精明,有魅力,有企业家的头脑。她设了一个柜台,专卖进口化妆品。澡堂干净豪华的设施也满足了有钱人的趣味。从澡堂一开张,光顾的客人大多就是上等妓女。“良家妇女”因为担心自己的名誉受损,很少会踏进这个门。如果她们要来,也会坐汽车或人力车,以确保不遇上熟人。[11]尽管社会上对女性使用商业性女澡堂有许多歧视,但金秀卿的生意还是很兴隆。到1935年,北京城已经有了八家女澡堂。[12]
润身女浴所选址在妓院林立的八大胡同附近。
对女公共澡堂的关注与其说是出于卫生,不如说是出于公共道德。男人们谴责金秀卿的澡堂“有伤风化”,而具有启蒙思想的改革派则认为这对女性的公共形象和社交机会来说是一种突破。《晨报副刊》的编辑嘲笑那些老派的卫道士自己娶年轻的姨太太,却不给女性诸如去澡堂、男女社交公开、男女同校、娱乐场所男女同座的机会,这好比“鬼装正神”。他站在报纸的立场上支持女性的浴所,但特别批评了金秀卿暗中卖大烟的生意。他评论道,沐浴是日常卫生必要的事,男女都需要,而女性因为生理原因和养育小孩就更需要。他很遗憾在城里只有一个女浴所,而且消费很贵。他认为,女性有权利利用公共设施中的女浴所,女浴所不仅应该开,还应该普及开来。防范不正当性行为最好的办法是教育而不是限制;尽管限制不道德的性行为有时会奏效,但对违犯者的惩罚也不应太过极端。他呼吁开明的市民团体将女浴所也列入市政运动的计划之中,支持为女性增建更干净、更守规矩、更利于使用的澡堂。[13]
这篇文章凸显了男性精英对女性出现在公共场合、利用公共空间的争论。新精英鼓励妇女进入公共场所,获得与男性社交的自由。在他们看来,女澡堂是新文化运动和城市现代化所开启的现代卫生事业,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他们试图把城市的物理面貌及其传统的社会规范都加以改造,建设一个更新、更西化的城市。但是老派的卫道士把女子学校、为女性设立的商业机构、男女混杂的公共空间都视为不道德行为的温床,对由来已久的男女大防是一种破坏。因此,女澡堂也象征着不断变化的女性领域、废除性别限制,以及城市现代化等议题。
总结起来,女性在公共空间的谋生之道非常复杂,远不是二分的性别领域可以概括的。对底层女性来说,出于经济需要,私领域的家和街头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城市的危机和传统家庭经济的恶化迫使很多女性打破两性劳动领域的分工,和男性并肩工作。这些女性被主流社会排斥,因为她们暴露在公共的视线之下,有时候还是家里主要的经济来源。她们的工作,一定程度上对“女人是依赖者”这个观念做了重新定义。她们所从事的职业被视为提供收入、满足家庭经济需要的一种手段。但是,街头仍然是男人控制的区域,女性很难与之竞争。她们被更广义的城市劳动力市场所排斥,经常被迫接受非技术、报酬微薄、道德有污点的工作。女性在经济上的挣扎揭示出阶层身份和性别身份的相互依存。在公共空间工作对提升她们的社会地位没有什么帮助。
即使在经济层级的最底端,女性的工作也是复杂而充满争议的。那些制作手工制品的妇人主要在家里工作,因此被认为是为女性气质添彩,因为她们承担家庭经济责任的角色并没有影响其担任母亲、妻子和女儿的角色。因此,她们的工作获得了认可,甚至得到男性精英的褒奖。女佣则组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她们在家庭领域所扮演的角色和家庭主妇很像,但因为是为别人工作,因此被看成是雇工,社会地位很低,被当作家庭和谐的一种威胁。三姑六婆很常见,也很专业,她们的工作帮助女性建立起社会网络。她们或受人尊敬,或遭人斥骂,这要视不同的社会环境而定。而那些拉人力车、卖小商品、做针线活以及乞讨的女性被当作社会抛弃的人,因为她们在街头工作有违社会规范。她们本身成问题,同时也把女性的经济困难和脆弱性带入了公共空间,挑战着有关性别和城市改造的观念。女性的经济事业则显示出城市公共空间对她们的生存来说是多么重要,而且,如何利用公共空间也对其自身的形象和认同有影响。对拼命寻求建立经济和社会联系的底层女性来说,公共空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源。
城市研究的学者认同一个观点:20世纪美国中产阶级的城市妇女从未像以前的郊区妇女那样被限制在家里。[14]LynnM.Appleton曾指出,纽约城中部和长岛上存在两种不同的父权体制。她发现,城市环境中的妇女更多拥有有酬的工作,更多地享有与他人在公共空间中交往的机会,经历了更多的社会刺激和挑战。[15]现代的纽约城是资本主义的堡垒,是庞大的制度化的女劳动力的大本营;北京则与之不同,这里几乎没有女工人。不过,北京城给穷苦妇女提供的选择还是比农村地区更多。底层女性较少受到家庭、家族、道德的约束,能找到各种各样的机会来加以逃避。尽管如此,20世纪初的北京并非巴黎、伦敦、纽约那样的大都市。城市规划者试图创建一个“花园城市”来应对社会失序的问题。[16]那种由男性雇佣劳动者占据市中心的工作场所、女性限制在郊区的家里的区分模式还没有确立起来,男女在城里同居共处,有时候也肩并肩一起干活。城里“自然”的或者未经规划的男女共生状态让女性更容易找到工作;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性别隔离的意识形态已被推翻。
清末民初北京女性的工作有不同的形式,包括正式的有酬工作、自我雇佣、无酬的家务劳动,以及可以赚点钱的兴趣爱好等等。北京女性在商店或工厂工作不多见;家务服务也是有酬劳动,但不是那么正规,也属于家庭领域的一部分;根据具体活计和收入,自我雇佣可以在家里,也可以在家门之外,非常灵活;业余爱好是家里的一种有酬劳动,也属于一种自我雇佣;无酬的家务劳动一般指的是看孩子或其他的家务事,还可以和其他的种类有重叠。比方说,做家务的经验和技巧可以为计件工作或其他有酬劳动打下基础。女性工作因报酬和地点的不同存在交叉分类,这让以性别为基础的内/外之别很难再延续下去。[17]
1912年的政治转变和随之而来的现代化变迁使得女性利用公共空间谋生的活动进一步加速发展。劳动妇女得到了更多的自由,但失去了安全感和依赖感,她们更多地走出家门去工作,或者在家里建立生意网络。为了经济利益操控不同空间的能力是底层女性的一种本事,她们经常引入,甚至否定空间和社会的界限。[18]在街头还可以找到传统的女性职业,但女性开始为自己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城市公共空间作为一种女性和顾客社交的公共空间来发挥作用,也变成了一种日常的空间。尽管要面对社会歧视,这些女性还是设法把公共空间变得更具包容性。对她们来说,街头并不是借来的空间,而是经济活动永久性的资源。使用她们的服务或购买她们货品的陌生人被看成是有用的,而不是恐惧的对象。当然,公共空间中的女性并不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她们是女教师、护士、工厂女工、生意人,但也有收垃圾的、做针线的、要饭的和拉车的。阶级和职业通常决定了女性的形象和公众的接受程度。尽管不同阶级的女性都在干专属于女性的工作,但有些工作被认为更为正当、更有价值或者更为摩登,比方说,新文化精英通常会鼓励女性从事西式的职业,而对那些不符合女子所为、与性服务或异端仪式相关的工作则持怀疑态度。
[1]Seton,Chinese Lanterns,211-212.
[2]马芷庠,《老北京旅行指南》,274。
[3]1930年代,每个老妈店都要在社会工作部登记,其名称也被袁良改为“佣工绍介所”。参见邓云乡,《六十年前北京人经济生活杂述》,载北京燕山出版社,《旧京人物与风情》,第180-195页。
[4]郭立诚,《故都忆往》,152。
[5]《晨报》,1926年8月29日;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
[6]袁熹,《清末民初北京的外来人口研究》,北京档案馆,《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301-317。
[7]《晨报》,1926年5月23日,11月26日;连阔如,《江湖丛谈》,447-451。
[8]《京师警察局关于收到内右一区界内女工介绍人贾氏强迫妇女卖淫一案的匿名信》,北京市档案馆藏,北京市警察局档案,J181:18:06354(1916年8月)。
[9]同上。
[10]《晨报》,1925年3月23日;Gamble,Peking,331-332。
[11]张文钧,《北京清吟小班的形形色色》,载《文史精华》编辑部,《近代中国娼妓史料》;
《顺天时报》,1912年6月7日,1914年10月20日,12月30日,1915年4月9日。
[12]马芷庠,《老北京旅行指南》,274。
[13]《晨报副刊》,1922年2月19日。
[14]Susan Sacgert,“Masculine Cities and Feminine Suburbs:Polarized Ideas,ContradictoryRealities,”in Stimpsonet al.,Women and the American City,93-108;Gerda R.Wekerle,“Women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in Stimpson et al.,Women and the American City,185-211.
[15]Lynn M.Applenton,“The Gender Regimes of AmericanCities,”in Garber andTurner ,Gender in Urban Research.
[16]Wilson,The Sphinx in the City,100-120.
[17]有关女性工作的定义,可参见Rachel A. Rosenfeld,“What is Work ?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from the Social Sciences,”in Entwisle and Henderson,ReDrawingBoundaries,51-66。
[18]工人阶级妇女灵活使用城市公共空间来谋生的例子可见于19世纪的波士顿,参见Deutsch,Womenand the City。
*文章摘自《劳作的女人:20世纪初北京的城市空间和底层女性的日常生活》(三联书店2015年7月刊行),原标题《女商人》
《劳作的女人:20世纪初北京的城市空间和底层女性的日常生活》
[美]程为坤/著 杨可/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年7月
本书描绘了清末民初之际北京的市井空间中普通劳动妇女的日常生活:底层的女性艺人、佣人、乞丐、小贩、三姑六婆、戏子、普通妓女如何努力适应急速变革的社会,在城市空间为生计而奔忙。这些劳作的女人,被置于更为宏阔的政治解放和深刻的社会经济变迁的脉络之中,作者以精细的笔触为我们展现了她们面前的各种可能,以及她们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中的危险与焦灼。
《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
[美]叶凯蒂/著 杨可/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年11月
作者叶凯蒂以深入而独到的论述,对视觉文本的精彩解读,和大量文字材料的细密梳理,探寻了上海妓女、文人及城市现代性之间的相互影响,细描了中国近代娱乐业的兴起以及它在巨大的时代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一切说明,是人与环境的无心组合而非长官意志或行动,创造出了中国第一个多文化的现代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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