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的雅加达,街上有华人开的店铺。(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我的青少年岁月主要是在英国受阶级支配、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度过的。你只需听人的口音,马上就可以辨识出他们属于哪个阶级。势利行为无处不在;贵族、上层和下层中产阶级、工人阶级的文化截然不同。爱尔兰没有这么糟糕,但那里的阶级结构依然对文化和日常生活影响巨大。因此,印度尼西亚对我而言是一个天堂式的社会。连我自己都没意识到,我可以高兴地与差不多任何人交谈——内阁部长、公共汽车驾驶员、军官、佣人、商人、女服务员、中小学老师、异装癖妓女、小流氓,以及政客。我很快便发现,最坦率、最有趣的被访谈者是普通人,而不是正渐渐出现的精英群体。
从1957年到1963年5月,全国一直处于军事管制之下。没有选举,新闻在一定程度上被审查,然而只有为数不多的政治犯,他们生活得相当舒服。但是,国内分化严重,气氛有时候很紧张。我可以访谈各个政治派别的人——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左右两翼的民族主义者、不同类型的穆斯林(包括那些因武装叛乱入狱刚出来的)、华人、警察和士兵、当地的皇族和年长的官僚。我告诉他们我在研究日据时代晚期和革命早期,这差不多是每个人都记忆犹新的话题。
在此过程中我有很多奇妙的经历,尤以我对一对兄弟的访谈最为神奇,哥哥是共产党政治局(Politburo)的成员,而弟弟则是陆军情报部(Army Intelligence)部长。(在“西方”,类似的事情是难以想象的。)哥哥工程师萨柯曼(Sakirman)个子非常矮小,身体肥胖,革命期间领导过爪哇中部地区的一支大受欢迎的左翼武装民兵组织。刚开始他对我有一些怀疑,但很快他就意识到,我是千真万确对他的政治青春感兴趣。他热忱了起来,给我讲了很多。弟弟帕尔曼(Parman)将军看起来与他哥哥非常像,但观点截然不同。当我去他家请求约见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他在他的车库里兴高采烈地玩着一个价格不菲的电子玩具火车系统,好像他才10岁一样。他告诉我他晚上来接我。
他是坐一辆贴有隔热膜的旧款大众汽车来的,我后来意识到他载我去了情报部在丹那阿邦(Tanah Abang)区的安全藏身处。它从外面看起来就像一座年久失修的库房。我们一开始交谈,我就意识到了他以为我来自中央情报局,因为他自夸说他在共产党内部安插有非常优秀的间谍,以致他数小时内便知悉了政治局的决定。很费了一番口舌才让他意识到我不过是一个学生,不是间谍。但是后来他明智地谈起了他在“兵补”(Heiho,一种日本后勤部队)中的早期军事经历,“兵补”附属于日本占领军,有时候被投入太平洋地区的战斗,但更多时候则是被用于防御工事建设的体力活。他似乎相当喜欢这一段经历。
后来,我最具启发性的一些访谈就是对于印度尼西亚士兵的访谈,他们曾接受过日本军队的训练,要么是作为正规军、游击队员(以防盟军打过来),要么是作为情报人员。虽然因为显而易见的民族主义原因而彻底反对占领本身,但是他们全都非常尊敬他们的日本教官。若干年后,我读到一位将军的非常有趣的回忆录,他宣称就他的训练而言,唯一不喜欢的东西就是公共厕所。它是被向下流动的山涧溪流冲刷的。日本人坚持在上游排便,因此他所谓的他们臭不可闻的“香肠”(sosis),就从在下游排便的印度尼西亚人面前漂过。
只有一件事从一开始就让我烦恼:人种的问题。我从来不曾把自己视为“白色的”,但在一个直到最近才摆脱殖民主义的社会里,我发现自己频频被称作“老爷”(tuan)——一个荷兰殖民者曾坚持要求的称呼。仅仅因为我的肤色,一些人便向一个无足轻重的外国学生表示令人尴尬的敬意。不久,这就让我为印度尼西亚语言做出了无关紧要但持久的贡献。看着自己的皮肤,它不是白色的,而是粉灰色的,我意识到它与白化动物(水牛、奶牛、大象等)的肤色接近,印度尼西亚人使用非正式的词汇“白化病的”(bulai或者bulé)来表示这种肤色。因此,我告诉我的年轻朋友们,我和看起来像我的人应当被称作“白化病的”(bulé),而不是“白色的”(putih)。他们喜欢这个主意,并把它扩散到了他们认识的其他同学中间。渐渐地,它传到了报纸和杂志上,直到成为了印度尼西亚日常用语的一部分。
十多年后,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白人”同事给我写了一封无意冒犯的信,抱怨印度尼西亚人是何等的种族主义,以及他是多么痛恨被称作“白化病的”,我乐不可支。因此我请他在镜子里看一眼自己的皮肤,再想想他是否真的希望被称作“老爷”。我也告诉了他是我在1962年或者1963年发明了这个词的新含义。当他拒绝相信的时候,我说道:“你是一位颇有见识的印度尼西亚历史学家。我和你赌100美元,你不可能在1963年之前的任何文献中找到‘白人’意义上的‘白化病的’。”他没有接受这个赌注。
采访雅加达以外的人甚至更加有趣。虽然我去过巴厘岛几次,还有一次去北苏门答腊待了两周,但这些谈话大多数是用爪哇语进行的。旅行到爪哇(巴厘岛除外)以远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困难的。轮船很少,非常陈旧且严重超载。只有一家航空公司,是国有的,座位很难弄到,因为大多数都被军方人员和忙碌的官员们占用了。1958年春爆发的地区叛乱尚未完全平息。事实上,即便在爪哇激进穆斯林的“伊斯兰之家”(Darul Islam)叛乱已经过去十余年了,他们的势力在西爪哇的丘陵地带依然是非常强。我总是被告知,去万隆(Bandung)这座城市是何等的危险,尤其是在晚上—我肯定会被“伊斯兰之家”谋杀。实际上,那里根本就不危险,我去了很多次。“伊斯兰之家”与军方之间有一个君子协定,后者在白天控制主干道,而前者则在晚上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