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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版——
北非地处阿拉伯半岛、非洲与地中海的交界地带,是世界上多种文明的交汇之地,该地区城市发展演变深受其历史演变及多重文化的影响。图1为埃及首都开罗的俯瞰图,可以看出,图中右侧为古埃及时期建造的吉萨金字塔群,左上角为阿拉伯时代建造的老城区,左下角为独立后建造的新城区。不同时代风格迥异的城市肌理交融共存,汇成北非城市独特的风景线。
图1 开罗俯瞰图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我国参与全球经济合作的步伐空前加强。然而,笔者在对北非地区的深入调研和对北非地区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国企业的采访过程中发现,中国企业在参与当地规划与建设时,常常出现由于前期不了解不同区域、城市及街区在空间结构、尺度、密度、风格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后期成本大幅增加的问题。本文探讨北非多次剧烈的文明更替的历史对当代城市发展和建设的影响,为思考当前北非的城市规划与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新的视角,以减少由于不了解当地情况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北非城市的演变历程根据不同的历史阶段可以分为五个时期:古埃及与迦太基时期、罗马及拜占庭统治时期、阿拉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时期、欧洲殖民时期与独立时期。在不同历史阶段,该地区在城市人口构成、城市职能、城市空间结构、城市抽象空间、城市发展规划与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呈现不同的特点。
首先,在城市的物质空间层面,由于历史上的征服者根据本土城市布局和建筑风格改造被征服城市,北非城市的空间结构体现出多种文明的特色。其结果是该地区当代的典型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出独立后新城、殖民地时期新城、阿拉伯与奥斯曼老城并存的多中心结构,且呈现出不同阶段的城市肌理相互交织的特点。
其次,在抽象空间层面,不同文明在进入北非之时,都将本土语言作为征服地区的官方语言,同时通过宗教输出、文化输出等方式改变这些城市的抽象空间结构,以期达到文化同化的目的。例如布尔吉巴大街,当地人称之为Avenue Habib Bourguiba,其中Avenue为法语“大道”之意,Habib Bourguiba则为突尼斯独立后第一任总统的阿拉伯语名字。道路两旁的布局仍然是法式布局,而且保留了圣文森特德保罗大教堂,但就在教堂边不远处,屹立着中世纪著名阿拉伯穆斯林学者伊本·赫勒敦(Ibn Kaldoun)的雕像。
此外,在人口结构及城乡差别层面,在历史长河中,迦太基人、罗马人、阿拉伯人乃至法国人在北非的征服主要体现在对城市的控制,因而诸多文明的融合与冲突对人口和空间结构的影响局限于沿海城市,北非广大乡村与偏远山区依然保留着血缘家族、部落首领权威和柏柏尔民族文化传统,并且,由于缺乏公共基础设施,城与乡、沿海与内陆之间形成了具有显著差异的二元风貌及地域分异。此外,由于当代该地区首都城市吸纳了各地的资源,首都城市与地方中小城市在发展速度和所处阶段上也出现巨大的差异。
由此看来,针对北非地区的城市基础设施开发,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充分尊重当地的历史、宗教和文化,在保护历史文化建筑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和融合不同时代、地方、功能的建筑与城市肌理,开展符合当地特色的城市的规划和开发项目。
——全文——
北非地处阿拉伯半岛、非洲与地中海的交界地带,是世界上多种文明的交汇之地,该地区城市发展演变深受历史及多重文化的影响。文明交往的过程既伴随文化的共存与融合,也带来文化的冲突与摩擦,而城市作为文化的载体与结晶,成为此种冲突的重要外显。将北非城市的演变历程分为五个阶段:古埃及与迦太基时期、罗马及拜占庭统治时期、阿拉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时期、欧洲殖民时期,以及独立时期。通过分析北非城市在多次文化激烈碰撞下的剧变,我们发现,以城市为依托的文化融合与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层面:文明交往与冲突致使城市人口构成发生变化;城市职能的变化;城市空间结构、密度、地标等城市物质空间的改变;道路命名、节日庆典、宗教活动等抽象空间的改变。笔者实地调研发现,北非城市在空间结构、尺度、密度、风格等方面差异显著;北非地区的城市基础设施开发,需要充分尊重当地的历史、宗教和文化,延续不同区域的城市肌理,在保护历史文化建筑的基础上,开展符合当地特色的城市规划和开发项目。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我国参与全球经济合作的步伐空前加强。在此过程中,中亚、西亚、北非等诸多地区日益成为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伙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区的历史发展曾出现多次剧烈的文明更替,城市发展常常呈现出较强的断裂性特征,其中以北非最为典型。在此背景下,探讨北非诸国城市发展的演变背景、过程与特征,有利于增进中国对该地区各国国情的了解,为思考当前北非的城市规划与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新的视角,也为中国“一带一路”等倡议的“走出去”提供智力支持。
1 北非城市的演变历程
北非城市的演变历程根据不同的历史阶段可以分为五个时期:古埃及与迦太基时期(公元前32世纪—公元前2世纪)、罗马及拜占庭统治时期(公元前2世纪—公元6世纪)、阿拉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时期(7世纪—18世纪)、欧洲殖民时期(19世纪—20世纪中叶)与独立时期(20世纪中叶—21世纪)。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文化的碰撞影响了北非数千年的城市发展过程,从而使其城市空间结构与功能的变迁在五个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特征。
1.1 古埃及与迦太基时期(公元前32世纪—公元前2世纪)
位于北非东部的尼罗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早在公元前3000多年,尼罗河流域的定居文明已经成熟,进入古王国时期的埃及也开始兴起了城市文明。古埃及为大河文明,早期埃及的城市均沿尼罗河而建,其中最著名的有孟菲斯、底比斯、卡洪等城市。以拉罕为例,古埃及主要城市呈平面方形,有完整的砖砌城墙(图1)。古埃及盛行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因此神庙成为早期埃及城市的中心,神庙中供奉着包括阿蒙神在内的诸多神祇。城市东方为集市,而城市东南角则为大片墓地。居民区位于城市中部和西部。由于古埃及等级分明,包括王室贵族和僧侣阶层在内的贵族住在坐南朝北的深宅大院中,地位卑微的奴隶阶层则住在面朝沙漠的狭小区域,贵族区与奴隶区之间为自由民区。古埃及人使用象形文字,至今在古埃及城市遗迹中,仍然能够清晰地看到象形文字印记。
图1 拉罕城,古埃及时期
在埃及以西的北非地区,土著居民为柏柏尔人。在腓尼基人到来之前,北非的平原和山区中已经出现了一些相互隔绝的柏柏尔部落,人们生活在原始公社中,以狩猎和畜牧业为生。约公元前12世纪,地中海东部腓尼基城邦中最强大的推罗城邦沿地中海向西对外殖民。他们在北非沿海的一些海岬和附近岛屿建立临时停泊处,随后逐渐发展为定居点(腓尼基人与北非的柏柏尔人原住民融合,产生了布匿人[Punic])。随着布匿人贸易活动的开展,一些居民点成为繁荣的殖民贸易城邦,北非的城市文明由此兴起。推罗人最早在北非建立的城市是乌提卡,而规模最大的城市则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迦太基。布匿人占领的城市以布匿语为通用语言,并以布匿语命名北非沿海各城市。例如迦太基一词在布匿语意为“新的城市”。迦太基建于盐沼与突尼斯湖之间的地峡处,易守难攻(图2)。布匿人在地峡西端建起三层城墙,城墙之间以拱顶连接,构成巨大的堡垒。同时,布匿人役使奴隶在北部沿海浅滩处修建人工运河,作为防御工事,同时方便商船和战船的停泊。城内南部低矮山丘地带为城市中心,称为拜尔萨。市中心最重要的建筑为神庙。布匿人信奉多神,寺庙中供奉的神灵包括战神艾斯蒙、太阳神巴阿勒等。市中心以北为外城,主要是居民区。迦太基城内居民区楼房偏高,道路极为狭窄,以便外敌入侵之时诱敌巷战。市中心四周高墙环绕,成为“城中城”。如此布局旨在危急时刻将外城居民迁入市中心躲避战事。
图2 迦太基城,迦太基时期
总体上看,古埃及与迦太基时期的城市在选址方面有一定规律,例如古埃及的城市大多分布在尼罗河沿岸,而迦太基时期城市大多分布在突尼斯沿海(图3)。在城镇化率上,由于古埃及文明起源于农耕文明,城镇化发展程度相对偏低。截至公元前350年,古埃及城镇人口总量约为20万,城镇化率约为5.55%。相较于古埃及,商业文明发达的迦太基出现了大量商业城市,截至第三次布匿战争,迦太基城镇人口达到70万左右,超过当时迦太基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在城市规划及管理方面,尽管古埃及与迦太基的城市已经出现早期的城市规划痕迹,例如基本的城市功能分区,但尚未形成完整的规划体系,不同城市之间并无统一的规划制度,城市的街道与街区建设并无明显规律。
图3 古埃及与迦太基时期北非城市分布图
1.2 罗马及拜占庭统治时期(公元前2世纪—公元6世纪)
公元前264年—公元前146年,迦太基与地中海北岸的罗马人展开了长达数百年的战争,最终以后者的胜利而告终,马格里布地区【原意为“极西的地方”。中世纪时,阿拉伯人远征北非,到达大西洋时以为到了世界的最西端,因而称当地为马格里布,泛指埃及以西的北非地区。狭义的马格里布包括现在的突尼斯、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三国】随后被纳入罗马共和国的领土范围。大约同一时期,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将军托勒密一世在埃及建立托勒密王朝。直至公元前30年,屋大维废除克娄巴特拉七世埃及女王后,吞并了埃及,将其纳为罗马的一个行省。
罗马人的入侵,大大改变了北非城市的人口构成和空间结构。首先,罗马对北非的政策性移民致使该地区的城市人口构成发生变化。为缓解意大利尤其是罗马城人多地少的矛盾和安置退伍老兵,恺撒和奥古斯都执政时都大规模推行向北非移民的政策。据统计,这一时期从意大利向北非的移民约有8万人。在城市的数量与分布上,罗马帝国统治期间,北非的城市数量大为增加,在原有尼罗河流域和突尼斯沿海城市的基础上,于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利比亚沿海增加了不少新的城市,并且在突尼斯和埃及兴建了少量内陆城市(图4)。同时,城市职能大为拓宽,大部分城市兼具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职能。
图4 罗马统治时期北非城市分布图
城市形态和空间结构上,罗马人设计的城市追求奢华与威严。古罗马人一改此前迦太基城市开敞空间狭小的特点,城市布局更为开阔,建筑更为恢宏大气。城市通常以两条十字交叉的道路作为主干道,四周延伸出来的辅路笔直整齐,一般使用菱形或方形碎石铺成。城市的重要地标为市中心的长方形广场,广场面向纪念碑形成一条定向轴。广场四周被高高的柱廊环抱,形成立体开阔的空间(图5)。广场周围常常遍布具有罗马特色的神庙、市政厅、剧院、圆形竞技场、图书馆、公共浴室等大型公共建筑。城市外围地带为店铺、作坊和私人住宅。罗马人在统治北非的同时,将本土信仰传入当地。例如古罗马人统治早期,北非西部主要城市的神庙中供奉着朱庇特、朱诺、弥涅乐瓦、塔尼和萨图恩等神,其中既有布匿人旧有的神灵,又有罗马人传入的神灵。直到基督教诞生后,神庙渐为教堂所替代。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罗马人将政治、文化和军事视为城市的主要职能,因此并未把神庙和教堂设立在城市的中心,而是设在城市边缘,这也体现了罗马统治时期的世俗化特征。另外,罗马人擅长水利工程,城市内有发达的水利设施,尤其是发达的罗马式的高架渠和下水道等,而且在广场和交易场所往往有公共喷泉,于是,高架渠和喷泉也常常是北非城市的重要地标。
图5 迦太基城,古罗马时期
除了在城市空间结构和地标上突出罗马特征之外,罗马人还竭力在城市的抽象空间上营造出与罗马帝国相似的环境氛围。罗马人统治时期,摒弃布匿语和埃及的科普特语,将拉丁文作为官方文字。在城市中,从城市道路到市政管理系统的命名,无不使用拉丁文。古罗马人以沐浴为风尚,因而在北非城市中修建大量公共浴池,将此风俗传入北非。受古罗马帝国教育的影响,北非行省的城市教育注重逻辑思辨、演讲技巧等,并且定期在公共场所举行辩论和演讲,因而出现了律师、作家、演说家阿普列乌斯,法学家德尔图等一批罗马化的知识分子。
罗马人统治时期,罗马人将罗马城的规划制度及模式移植到北非,不仅罗马统治区域内主要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公共服务设施具有高度一致性,而且政府对于道路宽度和街区尺寸都有严格的规定,例如主要城市的道路宽度必须大于2.9m,单个街区地块大约为120×240罗马英尺(合35.5m×71m)。而在城市管理方面,各城市具有较大的自主性,由城市议会选举产生的城市官员负责维修公共建筑、管理市场、举行公共表演等,罗马中央对地方城市的管理事宜干预较少。
与迦太基时期相比,罗马人统治时期北非地区的城市人口出现小幅增加,但城镇化率没有显著进步。根据公元100年的数据,北非地区的城市人口约为102万,城镇化率为18.9%。
1.3 阿拉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时期(公元7世纪—公元18世纪)
639年,阿拉伯帝国将领阿慕尔·阿绥攻入埃及,拉开了阿拉伯人西征北非的序幕。此后一直到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大量阿拉伯人西迁,改变了北非城市的人口构成,使得阿拉伯人口数量逐渐超过北非的柏柏尔人和罗马人,成为主体民族。在此过程中,北非地区经历了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的过程。
受阿拉伯帝国政教合一的影响,宗教成为北非城市的重要职能。尽管阿拉伯人沿袭了罗马统治时期北非城市中发挥防卫作用的城墙和护城河,但大大改变了原有的城市空间结构。首先,改变了城市建筑的朝向,大部分的建筑朝向都面向麦加。其次,各城市均以清真寺为市中心,清真寺周围分布着巴扎(bazar,即集市)、宗教学校、公共浴池等公共建筑(图6)。阿拉伯人极重隐私,因而公共空间与私人领域之间有明显分界。私人领域一般位于城市边缘地带,其中街道狭窄蜿蜒,且尽端路较多,旨在保护居民区的私密空间。阿拉伯人的房屋大多是高墙环绕的深宅大院,院落中央通常设有水池,以便穆斯林在礼拜前小净。
图6 开罗,阿拉伯帝国时期
从阿拉伯帝国到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北非地区以阿拉伯语为官方语言。城市名称、道路名称和市政机关公文都采用阿拉伯语书写。今天的“开罗”“突尼斯”“阿尔及尔”等城市名称均是在这一时期得名。此外,阿拉伯人将阿拉伯半岛带有宗教色彩的生活方式传入北非,例如每日礼拜五次、每周前往清真寺聚礼、伊斯兰历斋月期间守斋、庆祝宰牲节和开斋节等。
在城市管理方面,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北非城市规划管理主要由奥斯曼中央政府与北非贵族协商决定。与前几个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城市规划管理出现明显突破。一方面,北非的城市管理更为制度化,出现相关的城市管理法令和司法系统。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更加注重与地方贵族协商决定大型工程、城市用地规划、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以及公共空间的规划。地方贵族会参与规划建设的整个流程,并提供一部分资金支持。在城市分布和城镇化方面,由于游牧的柏柏尔人迁至内陆地区,部分内陆城市被遗弃,该时期北非主要城市沿地中海分布(图7)。同时,该地区城市人口相较于罗马人统治时期有显著增加。19世纪初,在北非沦为欧洲殖民地或保护国前夕,该地区城市人口达到195万,约为公元1世纪时的两倍。不过,阿拉伯与奥斯曼帝国时期,北非地区仍有五分之四的人口居住在乡村。
图7 阿拉伯与奥斯曼人统治时期北非城市分布图
1.4 欧洲殖民时期(19世纪—20世纪中叶)
由于北非地处亚非拉交界地带,贯通地中海和非洲南部,新航路开辟后,成为西欧殖民者向亚非拉地区扩张的重要枢纽,受到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觊觎。1830年,阿尔及利亚最先沦为法国殖民地,此后数十年间,突尼斯和埃及分别沦为法国和英国的保护国,利比亚沦为意大利殖民地,摩洛哥北部沿海地区被西班牙所控制,其他地区被法国占据。
与罗马人和阿拉伯人一样,欧洲入主北非伴随显著的人口迁移。据统计,到20世纪中叶,法国殖民者约占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人口的6%~10%,意大利殖民者一度占据利比亚人口的16%,且大多数殖民者定居于北非的城市地区,致使北非城市的数量有所增多(图8),城市的规模也有所扩大。由于大量的欧洲移民人口不愿也无法融入原有的阿拉伯城市社会,欧洲殖民当局在阿拉伯老城的旁边建立新城,作为殖民者的居住地,同时充当城市的贸易和服务中心。因此,当代卡萨布兰卡、突尼斯、阿尔及尔、的黎波里、开罗等北非大城市均有老城(medina)和新城(ville nouvelle)之分。欧洲人将北非老城原有的城墙拆毁,在新城与老城之间修路,方便通行。法国、意大利人在新城建立环形放射状或网格状街道,将欧式街道布局方式和建筑风格移植到北非。例如20世纪初赫赫有名的突尼斯市新城主街茹费理街,街道两旁布局模仿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布满西式咖啡馆、西餐厅、服装店、香水店等。这条横贯首都中心地区的东西主干道西端为独立广场,东端为胜利广场和拱形的法国门——正是模仿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东起协和广场、西至戴高乐广场和凯旋门的布局。又如开罗,在英治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欧式建筑,其中尼罗河沿岸建立了新的欧式居住区,城市西部兴修了融合埃及、意大利、英国、法国等不同建筑风格的阿卜丁宫,其周边开发了伊斯马伊利亚住宅区和俄兹别克亚花园,该建筑群的建设使开罗城的城市中心向西转移(图9)。
图8 殖民时代北非城市分布图
图9 开罗,英国统治时期
正如罗马人和阿拉伯人,欧洲人入侵北非时将本土语言作为其占领地的官方语言。于是,这一时期,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英语等语言被广泛应用于北非诸国的官方文书和学校教育,而阿拉伯语则被弱化。就城市抽象空间而言,不仅城市名称、道路标牌采用欧洲语言标识,而且不少城市道路改用欧洲人名和地名命名,例如突尼斯的茹费理街和戴高乐街、阿尔及尔的维克多·雨果街、卡萨布兰卡的巴黎街和斯特拉斯堡街等。为营造西式文化氛围,营造欧洲的城市意象,欧洲殖民者在北非城市建立剧院、公共花园、室内菜市、教堂等建筑。上述建筑在风格上采用欧式元素,例如突尼斯市剧院采用新艺术风格,阿尔及尔歌剧院(后更名为阿尔及利亚马赫定·巴沙塔兹国家剧院)采用巴洛克复兴风格。剧院上演西方歌剧、芭蕾等欧式节目,室内菜市的建立改变了阿拉伯人在露天市场出售蔬菜水果的习惯。此类建筑和活动不仅是为移居北非的殖民者提供服务,也意在将西式城市生活方式传入当地。
除此之外,相较于此前罗马人、阿拉伯人和奥斯曼人的城市规划管理,欧洲殖民统治的积极意义在于将近代西方城市规划的制度框架引进北非,但其消极影响在于,殖民者在制定规划方案时,往往将规划作为维护殖民群体资产与利益的工具,不仅限制本土利益相关者参与城市规划与管理,而且将本土居民排斥于整洁有序的新城之外,造成阿拉伯人与欧洲殖民者的居住隔离。另一方面,欧洲人注重城镇体系的规划。例如法国殖民者在阿尔及利亚修建横贯北部沿海东西方向的5号国道,以方便阿尔及尔、塞提夫、君士坦丁等大城市之间的交通。同时,法国人在国道沿线兴建中小城镇,作为农村大庄园与大城市之间的地区枢纽。
殖民时代北非城镇化速度加快,这一方面是由于殖民者大力开发城镇的政策导向,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殖民时代大量农民和牧民的土地被殖民者掠夺。欧洲殖民者统治后期一度实行强制迁徙的分区规划,将一部分居住在诸如奥兰山区等偏远地区的土著居民集中迁至新的小镇,迫使山区的农民和游牧民放弃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从事新的经济活动,适应城市生活。到20世纪中叶殖民统治落幕前夕,北非城市人口达到1?280.6万,较1800年增长了556.7%。但是,由于封建生产关系仍在广大农村地区占据主导,人身依附关系仍然普遍存在,农村劳动力的解放程度有限,阿尔及利亚城镇化率的发展进程缓慢。1950年,北非地区的城镇化率为26%,仅比1800年增加了6个百分点。
1.5 独立时期(20世纪中叶至今)
二战后,北非民族主义运动达到高潮,大量欧洲人撤出北非。作为北非地区的主体民族与反殖民运动的主力,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埃及实现了民族解放。独立后,北非诸国一方面施行去殖民化政策,在重塑城市具象与抽象空间的过程中,将欧洲语言标识的道路标牌改为阿拉伯语标识,增加阿拉伯历史名人塑像,通过庆祝伊斯兰教节日等方式营造阿拉伯伊斯兰意向。同时,建立烈士纪念碑(如阿尔及尔的三叶塔)和总统塑像(如布尔吉巴塑像、纳赛尔半身像),并设立国庆日,以纪念独立战争与民族解放成果,适应独立后的政治发展需要。另一方面,又在城市的诸多区域,特别是新城区保留了殖民时期的欧式城市建筑和布局特征。由此出现了阿拉伯元素与欧洲元素并存的城市面貌。
独立初期,北非诸国纷纷开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实践,国有化、工业化与土地改革政策的推行使社会秩序发生深刻变革,同时加快了北非地区的城镇化进程。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等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利用丰厚的石油收益在殖民时代的城市基础上扩大城市规模,完善公共服务设施,鼓励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从而为城市工业的发展提供劳动力。北非诸国政府将殖民时代的小镇中心拓展为中等城市。独立后北非诸国计划将阿尔及尔、突尼斯、的黎波里等首都城市打造成国际大都市,因而普遍扩大了城市规模,增加了配套的基础设施。随着议会、总统府、清真寺、商业街、体育场馆、大学等在首都不同区域的广泛建立,首都的城市职能呈现经济、政治、宗教、文化等多重职能重合的趋势。此外,独立后的北非诸国政府保留原有的城市中心职能,打破了原有的种族居住隔离状态,将老城嵌入新城的城市肌理中,大量阿拉伯商界政界精英迁移至原本以欧洲人为主的城市中心。该地区的典型城市空间结构也由独立前的新城、老城的双中心结构,渐渐演变为战后新建的政治宗教文化新城、殖民地时期新城、老城并存的多中心结构。此外,为适应人口激增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诸国政府将原来的城市郊区纳入城市范围,并在大城市周边建立诸多卫星城,致使北非诸国出现以首都和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图10)。半个世纪以来,开罗周边形成了十月六日(6 October)、五月十五日(15 May)、埃尔博(El Obour)等三座卫星城(图11)。值得注意的是,独立后北非诸国建立起威权政治体系,城市规划管理将公民排斥在外,且存在城市化过速发展、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滞后等问题。2010年,北非城市人口已经达到1.00776亿,北非诸国城镇化率总体上达到50.5%。
图10 独立后北非城市分布图
图11 大开罗,现代
2 文化碰撞背景下北非城市空间结构与功能的演变
综上所述,历史上北非城市的演变经历了古埃及与迦太基时期、罗马及拜占庭统治时期、阿拉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时期、欧洲殖民时期和独立时期等五个阶段。在不同阶段,该地区在城市人口构成、城市职能、城市空间结构、城市抽象空间、城市发展规划与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呈现不同的特点(表1)。
表1 北非城市的历史演变
尼采曾说:“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多次异族入侵与多文明交汇的历史对北非当前城市空间结构与功能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在城市的物质空间层面,由于历史上的征服者根据本土城市布局和建筑风格改造被征服城市,北非城市的空间结构体现出多种文明的特色。其结果是该地区当代的典型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出独立后新城、殖民地时期新城、阿拉伯与奥斯曼老城并存的多中心结构,且呈现出不同阶段的城市肌理相互交织的特点。其次,在抽象空间层面,不同文明在进入北非之时,都将本土语言作为征服地区的官方语言,同时通过宗教输出、文化输出等方式改变这些城市的抽象空间结构,以期达到文化同化的目的。例如布尔吉巴大街,当地人称之为Avenue Habib Bourguiba,其中Avenue为法语“大道”之意,Habib Bourguiba则为突尼斯独立后第一任总统的阿拉伯语名字。道路两旁的布局仍然是法式布局,而且保留了圣文森特德保罗大教堂,但就在教堂边不远处,屹立着中世纪著名阿拉伯穆斯林学者伊本·赫勒敦的雕像。
此外,在人口结构及城乡差别层面,在历史长河中,迦太基人、罗马人、阿拉伯人乃至法国人在北非的征服主要体现在对城市的控制,因而诸多文明的融合与冲突对人口和空间结构的影响局限于沿海城市,北非广大乡村与偏远山区依然保留着血缘家族、部落首领权威和柏柏尔民族文化传统,并且,由于缺乏公共基础设施,城与乡、沿海与内陆之间形成了具有显著差异的二元风貌及地域分异。此外,由于当代该地区首都城市吸纳了各地的资源,首都城市与地方中小城市在发展速度上也出现巨大的差异。
总之,探讨北非城市多元的历史,人文的变化及多种文明在城市物质空间形态和抽象空间的印记及变迁,对于我国诸如“一带一路”等跨国经济合作倡议在该地区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在北非地区的深入调研以及对北非地区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国企业的深入采访过程中发现,中国企业在参与当地规划与建设时,常常出现由于前期不了解不同区域、不同城市、不同街区在空间结构、尺度、密度、风格等方面的差异而导致后期成本大幅增加的问题。因此,针对北非地区的城市基础设施开发,须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充分尊重当地的历史、宗教和文化,在保护历史文化建筑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和融合不同时代的、地方的、功能的建筑与城市肌理,开展符合当地特色的城市的规划和开发项目,实现历史与现代的有机契合,从而增强文化融合互补,减少冲突摩擦,助力投资目的国实现城市多元文化的有机融合。
作者:张楚楚,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系博士研究生
肖超伟,剑桥大学土地经济系城市规划专业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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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祎娴
排版:赵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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