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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一个城市公共空间自上而下不断显微的过程,观察上海中心区三个轨交站域中公共空间特性对停留性活动的影响。研究分别选取公共空间供应、微观品质的三个指标,分析它们对城市活力的影响。公共空间供应指标包括公共空间面积、公共空间密度和公共空间系数,微观品质指标包括空间围合性、商业界面和座椅。研究发现,公共空间供应和微观品质都对停留活动具有重要影响,都能很好地预测城市活力,二者在轨交站域这样高强度开发的环境中扮演着同等重要的角色。
公共空间密度、系数与微观品质对城市活力的影响
——上海轨交站域的显微观察
The Impact of Density, Ratio and Microcosmic Quality of Public Space on Urban Vitality: Microscopic Observation of Shanghai Rail Transit Station Areas
撰文 | 徐磊青 刘念 卢济威
作者单位 |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 精彩摘录 *
一 城市感与活力
城市活力表现在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我们应该体认到对生机和活力的体验不仅限于数量的,也是关于品质的。公共空间的量与质都是衡量城市活力的重要因素,需要一起考虑。而这种考察,只能在不断的城市空间显微过程中才能进行。我们选择上海的三个轨交站域作为观察对象,试图发现公共空间供应与微观特征对城市公共活力的影响。
二 三个站域
上海中心城区的85座地铁站采用整合式开发的只有5座,我们选择了5座中的3座进行了公共空间的显微实验:静安寺站、中山公园站、五角场—江湾体育场站(下简称五角场站域)。这三个站域的规模、平均日运量、重要程度相近,因此具有深入比较研究的价值。我们利用快照法对三个站域的五种瞬时行为活动进行记录,其中包括商业驻足、社会驻足、文化驻足、休息坐靠、其他活动。通过对三个轨交站域进行全天候的活动记录以探索不同行为的活动特征和分布规律。这三个站域的城市设计特征大致如下。
▲ 静安寺站域
▲ 中山公园站域
▲ 五角场站域
三 人流与活动
调研数据发现,站域中轨交人流量与站域内自发性停留活动的发生量不一致,五角场站域进出站客流量最小,却有着最多的自发性停留活动量,中山公园站域有两倍于五角场站域的客流量,但其站域中自发性停留活动只有五角场站域的1/4,究其原因,有如下两点:五角场站域活动人群来源不主要是轨交站点;五角场站域公共空间特点造成。
纽心毅和徐磊青等分别从大数据和小数据出发,对这三个轨交站域的研究取得相同的调研结论:静安寺站及其周边区域是明显的商务型地区,工作日的活动比周末多;中山公园站及周边地区职住和商业比较平衡,周末和工作日的活动基本平衡;而五角场站域是地区的商业中心,周末活动比工作日要多。于是可以再问一下,中山公园站域的自发性停留活动,为什么这么少呢?
▲ 轨道交通客流量分析
▲ 自发性停留活动总量
▲ 不同类型自发性停留活动数量
四 公共空间供应
根据公共空间的开放性,站域公共空间可分成三类:全开放(24 h)、亚开放(15~18 h,如轨道交通站厅空间)和半开放(12 h以上,如商业设施内部中庭和走道等)。公共空间供应的情况拟用三个指标来衡量,分别是公共空间面积、公共空间密度和公共空间系数。
三个指标的计算方式为:站域公共空间面积=(全开放+亚开放)公共空间面积×1+半开放公共空间面积×0.8。公共空间密度=站域公共空间面积/站域各层基面总面积。这里的站域各层基面总面积是指站域内地下层、地面层、地上层的城市基面的面积总和。公共空间系数=站域公共空间面积/站域总建筑面积。
▲ 公共空间总量比较
▲ 公共空间开放性
▲ 公共空间的地上、地下和地面分布
▲ 公共空间密度
▲ 公共空间系数
从公共空间总量、公共空间密度和公共空间系数上,可以看出五角场站域的公共空间供应水平明显高于其他两个站域,这应该与区域的位置、开发定位有关。静安寺站域属于中心商务区、中山公园站域属于住职平衡区域中心、五角场站域是地区的商业中心。站域定位性质不同从根本上影响了公共空间供应的大小。这就是造成五角场站域的城市活动要远高于其他两个站域的主要原因。五角场站域公共空间的三个供应指标都是最大的,并且活动人数也最多,说明了五角场站域公共空间使用情况较好。虽然五角场站域所在轨交站点客流不及其他两个站域,但是五角场站域其他交通方式(如非机动车)的密度很高,可以看出五角场站域作为城市副中心,依靠慢行交通吸引了更多周边市民来此活动。
中山公园和静安寺两个站域的公共空间供应的面积差不多,但公共空间密度是静安寺高,中山公园低,公共空间系数是中山公园高,静安寺低,两者出现了不一致。仅从与城市活动的比对来看,似乎公共空间密度比公共空间系数更能准确反映区域活力的情况。原因可能是静安寺站域作为中央商务区,有很多高端写字楼,这些办公楼里的工作人员与区域公共空间的关系比较弱,发生的活动比较少,而中山公园周边住宅楼里的居民与公共空间联系较密切,发生的活动比较多。
五 微观品质
城市活力不仅关乎数字和规模,也关涉感觉。上面的分析只说明了公共空间的供应量,不能反映公共空间的品质。我们选择了三个指标来进行更进一步的显微观察:空间围合性、界面中商业的比例、可坐设施。这些微观指标都来源于经典的城市设计研究。
我们统计了三个站域公共空间的围合性,将围合性以50%为界,计算空间围合的界面长度少于50%的和大于等于50%的比例。结果显示,静安寺站域公共空间的围合性是最好的,五角场站域略逊于静安寺站域,中山公园站域最差。仔细分析发现,静安寺站域中有大型购物中心,这些购物中心的中庭极大地提升了静安寺站域公共空间的围合性。而中山公园站域有大量沿道路展开的线性公共空间,围合性低,也不利于展开停留活动。其现存的广场和中庭空间并未得到充分利用,活动基本局限在凯德龙之梦西南入口和中山公园前广场。
我们也计算了三个站域公共空间的商业界面长度和密度,计算公式为:商业界面长度=开敞商业界面长度×1+透明橱窗长度×0.75;商业界面密度=(开敞商业界面长度×1+透明橱窗长度×0.75)×10 000/各基面总面积×100%。很明显从商业界面的长度和密度来看,无论是地面的公共空间还是地下的公共空间,中山公园站域里的商业界面都是最少、最小的。这非常明确地反映出中山公园站域的公共空间品质在三个之中是比较差的。
微观品质的第三个指标,可坐设施,我们主要计算了三个站域公共空间中座椅的长度及密度。计算公式为:座椅长度=基本座椅长度×1+辅助座椅长度×0.5;座椅密度=(基本座椅长度×1+辅助座椅长度×0.5)×10 000/总建筑面积×100%。座椅密度的意义是站域内每公顷公共空间中的座椅长度。三个站域空间中的座椅长度和密度统计,再次确认了五角场站域空间品质最佳,有最多的座椅供市民休憩,这解释了为什么五角场站域发生了最多的休息坐靠活动,而中山公园站域空间里,座椅设施是最少和密度最小的,静安寺位列中间。
▲ 公共空间的围合性
▲ 公共空间的商业界面长度
▲ 公共空间的商业界面密度
▲ 公共空间中的座椅密度
▲ 公共空间中的座椅长度
六 高强度开发环境下的公共空间与城市活力
空间供应还是微观品质,谁影响了空间的活力。从这个显微观察来看两者都有重要影响,都能预测,但也都有不精确的地方。我们认为在上海轨交站域这样高密度、高强度开发的城市核心区内,公共空间的供应和微观品质一样重要。这意味着城市活力要求保证公共空间的供应。在轨交站域的高强度开发中,站域的各个城市基面上的公共空间应该被提供出来,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无论是室内的还是室外的。五角场站域案例说明,大量与地铁站连通的、室外的、24 h开放的地下公共空间是与活力提升一致的。这说明具有积极品质的公共空间,它在地下和地面都可以起到同样重要的作用。因而在轨交地块规划指标中,建筑密度的控制需要非常谨慎,因为建筑密度这个概念只是强调了地面公共空间的提供。如果一个项目能够提供有品质的可达性好的地下公共空间,那么就可以适当提高建筑密度。
高强度开发并不能保证积极的公共空间自动产生,雅各布森曾经借助纽约的例子批判那是痴心妄想。本案说明正如盖尔、威廉·怀特等发现的那样,微观品质对停留性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商业界面长度、座椅设施直接影响了停留活动的发生。
▲ 三个站域公共空间实景无商业界面街道
▲ 三个站域公共空间实景有商业界面街道
▲ 三个站域公共空间实景无围合空间
▲ 三个站域公共空间实景有围合空间
▲ 三个站域公共空间实景无坐靠设施
▲ 三个站域公共空间实景有坐靠设
本文为文章节选,阅读全文 请查阅《新建筑》2015年第4期。
文章版权归 新建筑杂志社 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微信编辑:李燕/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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