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了我老师Arjun的The myth of international order。主要是要解释为什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70%)都是weak states(弱国)。Weak state的定义是可以垄断暴力的使用(境内没有造反势力)且可以提供给人民公共产品和服务。他的答案是只有花费极大而有可能赢的战争(costly and winnable war)才能确保人民愿意牺牲足够多的资源给国家。一个国家的收入达到GDP的25-35%才能成为“strong” state (6)。20世纪以来,这种大规模战争的情况越来越少,而人民对政府提供的服务的要求却越来越高,所以大多数国家都是weak states。
他用了rational approach,但绕开了elite内部的rational interplay。主要讲central authority和population的互动(16)。这个方法很有趣。让我想起Midgal的state in society approach,结果一看他根本没引Midgal。这算不算是在国际政治学科那边一个创新呢,不知道。
我一想,中国果然符合他这个理论。中国是战后从weak state变成strong state、而且还一直是strong state的为数不多的国家(其他可能还有韩国)。台湾曾经是,1990年后不行了,拉美,许多东南亚国家都是如此。日本则一直没有中断是strong state,日本可以用state bureaucracies reinventingtheir roles (35)来解释。
中国账面上税收占GDP比重只有17% (Wikipedia),不符合Arjun讲的strong state的必要条件。当然高税收不必然是强国,但不到的话一定不是强国。但那单是税收收入。如果算上非税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那就有27.6% (海通证券姜超,2018)[1]。这还不算社保收入。如果四大账本加起来,中国广义宏观税负就有了34%[2]。
中国政府强大的资源基础是怎样产生的呢?中国家庭部门的税收占GDP的比重只有1.4%,甚至低于墨西哥、智利这样的Arjun认为是weak state的国家。相比之下,加国税收占GDP的35%,其中三分之二又是个人税。撑起中国政府收入的主要是企业税,怪不得企业整天喊税负太重。
但光靠从企业身上抽的流转税和所得税,也就构成那17%税收收入的三分之二。跟Arjun提出的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既可以维护产权又不被拿走太多”的10%的水平差不多(14)。按照Arjun的观点,10%以上的政府资源占比,就不是为资产阶级而是为人民(population)的了。剩下的就靠土地收入和社保收入,分别占18%和16% (2015年数据)。可以想见,假如没有土地收入这一块,中国政府也和weak state差不多的。
孔飞力提出中国现代国家建立的三大“建制性议程”之一就是“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2)。也就是说,如何获取政府收入却又不至于过于剥夺地方的资源。我认为政府掌控土地,并以土地所有权来获得分配剩余的权力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毕竟,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房地产所有权不过就是为“买者提供索取年租的权利”。土地本身哪儿能生财呢!我想研究中国的问题一定要把它放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序列中看,跟发达国家比,我们还很落后,但跟其他同等水平的国家比,中国真是幸运。至少不是那种游击队满街跑或者(且)贫民窟半座城的国家。后者就是Arjun讲的weak state。
Arjun还讲了新自由主义的产生逻辑,他认为新自由主义之所有有市场,是因为承平已久,战争的远去给了人民不向政府贡献那么多资源的选择(131)。新自由主义是得民心的。不过他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观点,发现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不过是对斯密那一代自由主义学者的断章取义,斯密可没有说要用市场取代政府。18世纪政府的功能是很有限的,而斯密主张政府可以很好地补充市场的作用。到了米尔顿这里,就变成政府搞不好的交给市场都能搞好。两种概念有一点细微而重要的差别(124)。里根他们还把政府政策对家庭的影响夸大,讲些黑人小姑娘因为有政府生育补贴小小年纪就生一堆孩子而且不知道父亲是谁的故事(130)。人民听了当然坐不住了。
以前看过哈维解释新自由主义的成因,他就说石油危机之后生意不好做,税还那么高。资本家坐不住了,要搞事情。非常阴谋论的观点,我不能赞同。如果人民反对,资本家精英也不能推广这一套的。好在,民意虽然不能反抗,却可以操纵。资本家扶持米尔顿和哈耶克这套理论就能改变人民对于政府的理解,于是出现了所谓state-phobia,政府恐惧症。看完Arjun的分析,关于整套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就是忽悠人的结论并没有改变。
中国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的改革和新自由主义同一时期,但我觉得可能更多是一种历史的巧合。我们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因为斯大林模式那套实在搞不下去了,又经历那么多年的政治斗争。无论是强调推动经济改革的邓小平和胡赵还是提出“鸟笼经济”的陈云,都没想着完全搞市场经济,不要党和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和对发展的引领。争论市场多一些还是计划多一些,这本身就是在计划嘛!最近这篇探讨“规划在中国是什么”的文章,就是要从这一点说开去,把中国这种目前为止唯一仅有(越南可能是例外,朝鲜或许将会?)的既依赖市场作用又有规划引领的模式讲讲清楚。
[1] https://www.htsec.com/jfimg/colimg/upload/20180726/44891532588358341.pdf
[2] 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292509
除下属引用外,其余文中数字皆为Arjun Chowdhury书中页数。
引用:
孔飞力.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北京: 三联书店. 2013
作者:徐南南,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城市规划博士研究生,《国际城市规划》加拿大站联络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规划理论、城市规划史。微信:nx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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