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如约在日本新泻开幕,这个平日里偏僻幽静的山谷如往年一样成为了令人瞩目的热点,上百件艺术作品被放置在数十平方公里范围的农田和山坡上,在为期数周的时间里,接受参观者们的膜拜。这其中不乏来自中国的考察和参访团,感慨着在大山深处最普通的农田里,居然还能这么玩艺术。
诚然,作为一场秀,大地艺术祭已经无比出色的达成了目标,成为东亚范围内的热点事件,更让这片原本默默无闻的土地拥有了崭新的IP;但我觉得,这只是一篇精彩的序幕,关于农田和本地的故事,还远远没有开始。如果简单的认为,原本普通的农田被放置了一两件艺术品,就被植入了新的价值和意义,这对于农田是不公平的。
把农田简单定义为生产资料
狭隘了我们看待中国农业的视角
影响了我们面对身边田地的态度
要么是与我无关的泥土,要么是人前作秀的背景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对农业的重视非比寻常。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必定与农事相关。
我们从上小学时便熟知,中国用占全球7%的土地养活了22%的人口。在2013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18亿亩耕地红线,作为确保粮食安全的底线。今天,我们的耕地总量约20亿亩,其中基本农田约15亿亩,即是主要承担了农业生产安全底线的部分。
一提到农田,相信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是“汗滴禾下土”的辛劳画面,今天,仍在田间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平均年龄已经超过50岁,而90/00后的孩子们,哪怕仍然是农村户籍,也极少有人能干农活了。一代中国人与农田的距离,从没有像今天这么遥远。
同时,我们是个生态资源稀缺的国家,尤其在近三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迅速扩大的城市空间进一步挤压了生态环境,为了应对水泥森林和热岛效应,我们又提出了海绵城市和限制发展边界的观念。在上海2035总体规划中,把60%的市域面积留作生态空间,并规划了包括三十个郊野公园在内的公共绿地系统。
一方面,是对农田的严格保护,一方面,是想方设法为城市保留一点绿色;其实,这应该可以是同一件事。
在我居住的社区外围,有一片闲置的空地,社区里有空闲的老人们,纷纷在这里开起了菜园。整齐的菜畦,各色的瓜果,绿叶在阳光下浓淡各异,无论早晚,总有几个老人家在这里伺弄菜苗,俨然一派采菊东篱下的田园风光。有一天,突然得知,这片地方要建设公共绿地了,于是,菜园们被铲平,换上了草皮,整整齐齐,同一种颜色,禁止踩踏。
如果在恰当的规划和引导下,把社区的空地变成有管理/有设计的农田,让社区居民参与其中,既拉近了城市居民与农田的距离,又为城市保留了一抹绿色,何乐而不为?
幸好已经有专业者开始进行积极和卓有成效的尝试。
农业大国的意义不能仅仅是种田大户
最丰饶的农田就是最优美的风景
农业文化和文明绝不是生活趣味和谈资
而是今天的中国农业核心价值本身
哪里有中国人,哪里就有菜园子。从出国留学到一带一路,关于中国人的种菜基因,已经有了诸多段子。中国人对农业(食物)的热情,其实是存在于基因深处的;同时,这也是一种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并与之共生共处的能力。是中国数千年的农耕历史的积淀,才让我们有了这份对农业的本能热情。
苏湖熟,天下足。以江南水乡为核心的江浙区域,在上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国最富庶的地方,出产的大米和丝绸滋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峰,并支撑起了北方的政治中心。但是,在两千年前,这里其实是人烟稀少的东夷边陲,本地原有的吴越文化也被视为是落后于中原的边缘存在,火耕水耨,渔猎为业。当时的中国经济重心在关中平原,黄河带来的肥沃土层绵延千里,天然适宜大规模种植小麦等农作物。当时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无一不是依靠大平原上的农业种植。
直到晋人南渡,带去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文明,让原本并不宜居的江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的传统耕作区由农业种植条件优越的黄河冲积平原扩展到今天的江南地区,面对水网密布,土地零碎的环境,先民们逐渐发展和完善了精细化的农作管理,把一切可利用的资源都纳入农业生产的范畴,但同时也是对人居环境的保持和维护,江南地区的丰饶物产正是对这一发展观和价值观的最佳回报。彼时的江南,城市与田园的边界没有那么清晰,房前屋后有菜圃,市镇周围是良田,连湖荡里都有漂浮的葑田。
除了对空间资源的充分利用,还有对时间规律的掌控。一年四季,每个时节可以种植和收获的物产都不同,通过巧妙的搭配,把有限的资源效用最大化。不时不食,这不仅是富庶之地的品味和特权,更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江南地区的开发,带来了中国农业文明的高峰。
中国人口众多,宜居的区域空间和自然资源有限,必须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实现百姓的安居和文明的延续。中国的农耕文化传统不只是农业生产的文化,而是在如此有限的自然资源条件下,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平衡有度的生活艺术和价值观。
案例:通济堰
中国农业生态文明的标本
丽水是浙江最南端的地级市,境内九山半水半分田,是浙江宜耕土地资源最少的区域之一,市域内最大的一块平原约50平方公里,毗邻瓯江,被群山环绕。逢雨季时,雨水沿陡峭的山坡冲刷而下,瓯江水流湍急,是为水患;逢旱季时,山上无水,而瓯江水位低落,亦无法浇灌高处的田地。
在公元500年左右,本地的先民修建了当时最先进的水利工程:通济堰。堰坝把瓯江水截为两股,并把其中一股引入干渠,成为人工灌溉的主要水源。通济堰由干渠、支渠及毛渠三部分组成,蜿蜒穿越整个碧湖平原。干渠长22.5公里,分支渠四十八条,毛渠三百二十一条,大小概闸七十二座,并多处开挖湖塘以储水,形成以引灌为主,兼顾储泄的竹枝状水利灌溉系统。三万余亩农田,实现了旱涝保收。
哪怕在今天,总长度上千公里的堰渠修筑和维护也是个巨大的工程;在实际使用中,由七十余个闸口进行分水调节,协调和分配各个灌区的水源。对有限的资源如此精细管理,使碧湖平原在上千年的时间里始终维持着高密度的人口聚集,依靠着仅仅50平方公里的平原和人均不到一亩的耕地,建起了处州府,成为了浙南地区重要的的经济和文化中心。
在狭小的碧湖平原上,先民们在千年以前就完成了这个大规模的工程。一方面,这需要高超的社会组织和公共管理能力;另一方面,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典范。时至今日,丽水地区仍然保持着绿水青山的优越环境,以及浙江最佳的空气与水质,通济堰已也经与碧湖平原上的村落融为一体,成为生态环境中的重要资源。
在1840年之后,我们向步入工业时代的列强们学习技术,
在1949年之后,我们向拥有工业体系的苏联学习技术,
在1978年之后,我们向站在工业巅峰的美欧学习技术,
在过去的两百年,我们一直在补工业时代的课,直到我们已经成为全球第一的工业化经济体。
随着后工业化时代到来,全世界又将再次面临相同的问题: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农业生态文明是对单一标准工业思维的颠覆,更是弯道超车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