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出席布鲁塞尔第五届索尔维会议的全球顶级物理学家们。(图片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要成为科学家,就要先当学徒。一如艺术领域,科学界很少有天才或自学成家的人物;要就学于大师门下才能取得成就。波兰尼写道:“在伟大的研究学院,科学发明的重大前提正在孕育之中。导师在日常工作中要把它们展示给有天分的学生,并将指导自身工作的个人直觉也一并传授。……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大科学家都曾在大师门下做过学徒。卢瑟福(Rutherford)的成就就明显带有曾师从J·J·汤姆森(J.J.Thomson)的印记。此外,在卢瑟福的门生中,至少找得出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既然存在徒弟,那么就一定有社群。只要读一本沃纳·海森伯格(Werner Heisenberg)《物理学及其前景》一类的书,我们就将意识到20世纪20年代核物理学领域出现了激动人心的先锋运动。青年物理学家云集于、柏林、哥本哈根和剑桥,追随大师并参与令人兴奋的物理学世界重建。这些青年自觉地感到隶属于一个特殊的社群,彼此的关系是亲密和私人化的。弥漫在物理学前沿领域的那种既合作又竞争的气氛使人印象深刻,玻尔、迪拉克、施勒丁格、海森堡、泡利等人在相互拜访中交换意见、谈论物理学问题。玻尔等大师能够快速感知到年轻人的素质,邀请其与之共事,再不然就与年轻人一起长时间地散步、谈话,以便验证并澄清他们的思想。
科学的核心在于对探索的定义。所谓探索,是解决一个并非“已知”而尚属疑问的问题的努力。探索的开端依赖于一种推测的过程,它用未知的基础模式将相对丰富的现象联系在一起,再以科学方法将这些模式简化为可以测试的一些选项。所谓理论不是包罗所有排列、组合的机械算法,而是需接受验证的深入洞察。假如未能严格地追求这一测试过程,一个人虽然仍有可能接触真理,但却脱离了科学探索的标准。
因此,知识若要获得认可,必须先经历批评的考验。最早出现的“裁判者”决定一篇论文是否可以被科学刊物发表。有一些位高权重的人是备受尊重的。在科学阶层,正如在其他机构一样,年长者往往聚集在科学院或其他一些得到官方认证的正式团体里。这些人是科学界非正式的统治者。“通过提出建议[正如波兰尼说的],这些人可以延缓或加速新的研究方向的进程。……通过奖项授予和其他一些荣誉,这些人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使有前途的先行者赢得权威及自主地位。……通过挑选适当的候选人担任某一时期一直虚席以待的教授职位,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就能建立一个新的思想学派。设立新的教授职位可以更有效地推进这一目标。
与这一进程相伴而行的是一种基于自由探索的精神。它之所以被看作是一项承诺,不是由于它从技术上、程序上有效地推进了科学工作(尽管它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而是由于在道义上它被认为是正确且有益的。正如罗伯特·K·默顿所说,这种精神有四个因素:普世主义、社群主义、公正无私,以及有组织的怀疑主义。
普世主义要求科学事业应对任何有才能的人开放。它抵制依托于特定个人的私人属性、社会属性(如种族、国籍、出身和阶级)的诉求。社群主义意味着知识是社会产品,源自人类过往的共同遗产并将被免费传给今后的继承者。在科学领域,用个人的名字命名(如波义耳气体定律)只是纪念性的措施,而并非财产权利。我们可以取得某项发明的专利并从中获取收益,但不能垄断导向这一发明的理论。科学理论属于公众领域,从这一点来说,充分和公开的交流是推进知识的必要条件。
公正无私不是指个人动机(但科学家至少要像其他人一样小心应对对名誉的渴求,鉴于名誉是他们主要的回报),指的是标准规则。科学年鉴里不存在真正的骗局(与其他领域相比这确属一项出色记录),但这不能归功于科学家的个人品质,更多地是依靠科学探索本身的特性。“公正无私的要求[默顿写道]从科学的公共性和可验证性中找到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认为这一情况对于科学人养成正直品格是有益的。”
有组织的怀疑主义强调中立调研、“自愿搁置信仰”并拆除神圣与亵渎之间的高墙。科学知识不是意识形态(尽管它可能出于此种原因而被歪曲),而是要不断接受验证的公开阐释。苏联意识形态专家(约在1930 年)认为爱因斯坦的物理理论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但最终走向崩溃的却是苏联的意识形态而不是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科学若想要求绝对的独立与自由,就必须强调科学成果的无党派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