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一的上学期,我在阅读文献和书籍、摸索研究方向的过程中,开始对身体和城市的关系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试着去找寻一些相关的著作。在临近期末的一个晴好午后,我在图书馆与这本《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相遇了。
《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
理查德·桑内特 著
1 作者
这本书的作者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另一代表作为《公共人的衰落》[The Fall of Public Man]】,是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和思想家,目前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主讲社会与文化理论、社会学与社会政策。他是当今西方社会学界研究公共生活的理论家之一,和汉娜·阿伦特、于尔根·哈贝马斯鼎足而立。他从日常交往和社会交往的角度来看待现代人的境况。理查德·桑内特这本书很大程度上受了米歇尔·福柯关于身体研究的影响,他是在与福柯合作时才开始研究身体史的。福柯的影响力在这本书中处处可见。
2 本书简介
《肉体与石头》是桑内特研究城市问题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着重讲述了西方文明中的身体观的演变与发展,并据此解读了西方文明史。英语中civilization(文明)的词根与city(城市)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西方文明长久以来就比较重视身体的尊严以及身体的多样性。作者在这本书中,继续思考西方文明中个人的公共生活与身体观以及城市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广泛关注人类文明的诸多层面,从建筑学、艺术、文学、历史等领域对西方文明史进行细微的观察和思考。基于以石头为材质修建而成的城市与人类身体之间的碰撞,桑内特另辟蹊径地对西方文明史进行了一番解读,并着重通过不同时代人们的身体观与城市的互动来解答当代城市中的种种困惑,例如现代建筑失去外观上的美感,城市环境单调而缺乏生趣以及现代人的感官剥夺等问题,最后提出如果想走出这种困顿,就要往外走,走向仪式,感受疼痛。
纵观西方文明中身体观的变化,作者认为可以浓缩概括为三个阶段,分别对应着历史上的三种城市理念与类型。
2.1 古典时期:希腊人的“男热女冷”和罗马人的“视觉秩序”
第一个阶段是以希腊和罗马为代表的古典时期,这一阶段的人们关注“声音和眼睛的力量”。希腊从伯里克利时期就流传着一种“体热说”。一方面,这一观点认为声音是“热的语言”,因此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希腊人十分重视声音,其实是人们开始注重自我表达和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交流。另一方面,这一观点还认为最能集中和引导体热的人不需要穿衣服,因此希腊男性还注重裸体,他们以自己的“热身体”为荣,把裸体看作是对自我公民身份的强调以及对真诚表露自己的肯定和自信。更为重要的是,“体热说”造就了希腊人对于荣誉和耻辱的看法,人们将男性与热、强壮、主动联系起来,而将女性与冷、被动、软弱联系起来,因而女性在城市中并不裸露,她们的活动空间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会更多在室内或阴暗的空间活动。在希腊,这样的身体观造成了男女之间关系的障碍,形成了人的价值等级,并且塑造了城市空间及雅典民主的运作方式。
桑内特接着描述了哈德良时期的罗马人对于身体的认知。与希腊人对身体力量的赞颂不同,这一时期的罗马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都开始对身体欲望的觉醒感到恐惧和不安,他们认为身体的欲望会导致混乱甚至毁灭,身体的力量蒙上了黑暗与绝望的阴影。因此,罗马人开始执拗于图像构成的视觉秩序,这样的视觉秩序同时被统治者和他的臣民所需要,他们都需要通过亲眼所见的事物重新证明他们的信仰。这一时期的罗马产生的特定视觉秩序是一种几何秩序,而罗马人所感受到的确认这种秩序的原则是表现在人体上的。罗马人借由建筑师维特鲁威将人体结构转换成寺庙建筑的研究,使用类似的几何想象来规划城市,遵循两边对称的规则以及主流的线型视觉观。然而,这种对于几何秩序的执念也让罗马人最终成为视觉秩序的奴隶。在建立一座新城时,罗马人首先会去测量地块的大小,以便让罗马的城市设计马上复制在新城的土地上,但这种生硬的几何复制,常常需要将新城所在地区的旧神龛、街道或建筑全部摧毁,全然不考虑当地历史和现实状况。
值得一提的是,早期的基督徒对这种现象是有所反抗和挑战的。几何秩序是无时间性的,但是罗马基督徒想要在他们的身体上肯定特定的时间经验,他们认为身体会随着人的成长而改变。基督徒希望通过宗教信仰而非几何视觉秩序来摆脱身体混乱欲望的纠缠。随着对上帝的信仰愈加虔诚,早期基督徒相信他们会越来越不受他们所看到的现实世界的羁绊,这一观点来自于把自己看作此世的流浪者的犹太人。然而,最终这些基督徒还是停止了“流浪”,走向哈德良的神庙。
2.2 中古和文艺复兴早期:同情与隔离
第二个阶段是中古时期以及文艺复兴早期,这一时期的人们开始关注“心脏的运动”。中古时期的医生发现了关于同情的医学解释,他们观察到在外科手术中,身体若有一部分被切除,则其他器官会有所反应,并把这种反应称为“晕厥”,这种现象显示出人体是一个彼此连结、相互影响的有机体。与此同时基督徒还掀起了“模仿基督”运动,这种运动也改变了基督徒同情邻人的经验。在当时的一般情况下,“社团”代表着同一个地方的人关心他们所熟识的人或近邻。然而,对晕厥现象的理解和“模仿基督”运动赋予了中古时期的巴黎“社团”不同的意义,人们开始关心陌生人或来自远方的人,如城市里的救济院和修道院更加大方地接纳外来的旅行者和无家可归的人。那时的人们正是运用这种身体观,来思考巴黎用于慈善事业和宗教崇拜的空间该如何配置。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新的观念对基督教所塑造的城市空间造成了冲击。中古时期巴黎的复兴,使得以往小而孤立的城、镇和公社构成了一座大的贸易城市,街道、庭院等逐渐被改造为促进经济竞争和消费的空间。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身体洁净与感染的概念被用于社会生活之中。当时威尼斯繁荣的香料贸易招来了许多犹太人,威尼斯人觉得犹太人有一种令人腐化的身体邪恶,他们害怕触碰犹太人,因此把犹太人限制在特定地区中,他们认为这种方式可以隔离一种会传染到基督教社团的疾病。这样的身体观造成了威尼斯犹太人的隔离问题。
2.3 近代至今:循环与流动
第三个阶段是近代直到今天,“动脉与静脉”成为人们身体观的重点所在。这一阶段人的身体观发生了重大改变,哈维所发现的血液循环使人们改变了两千多年来所采用的体热原则。哈维的理论以循环论为重点,发动了对身体理解的科学革命,一个新的主流身体形象自此形成。这种全新的身体观将现代人看作流动的人类,引起了18世纪巴黎城市规划的大变革,此后西方城市规划开始强调循环和流动的概念。
可以说,不同阶段的身体观是观察西方城市文明史的主要线索,也是诸多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独特视角之一。
3 循环论对现代城市的影响:清洁与理性,疲惫与冷漠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伊始,是哈维1628年的专著《心血运动论》,该书极大改变了人们对于身体内循环的理解。后来英国医生威利斯到哈维启发,开始研究人脑和动物大脑的区别,试图理解神经系统是否也具有机械性的循环,最后结论是二者并没有太大区别,有差异的只是大小。“到了18世纪,威利斯的后继者通过活蛙实验,发现整个活体上神经纤维的神经节对于感官刺激有一致的反应,在实验刚死的人体时也得到同样的结论。从神经系统的角度看,身体不需要‘灵魂’也能进行感应”。这种看法开始挑战自中古时期以来的身体等级观念,也与上古观念中灵魂是生命能量来源的说法截然不同,表明身体各部分具有某种独立性。上述医学发现极大冲击了西方人的思想,这种冲击也表现在18世纪的城市设计上。
当时,循环和不洁的思想开始发酵。哈维和威利斯的后人认为尘土会堵塞毛孔、阻碍呼吸和空气在体内的循环,“不洁”一词的含义开始从宗教和灵魂方面转化为身体方面,代表人们的社会经验而非道德败坏的结果。“将身体的排泄物仔细清洗掉,成了城市居民以及与中产阶级的习惯”。循环意味着保持畅通和呼吸,因而从18世纪40年代开始,欧洲城市开始清扫街上的尘土,并用平整且紧密拼合的花岗石板重铺路面,以便彻底清理街道。“动脉”与“静脉”的概念也被运用在18世纪城市街道的设计中。在街道下面,下水道作为城市“静脉”,取代了浅陋肮脏的污水池。交通系统的设计开始以血液系统为蓝本,在德国和法国,参照血液系统画出的城市地图上,王侯的城堡成了城市的心脏,街道环绕城市心脏,彼此连接。而在新兴国家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建造中,循环原则也得到充分体现。工程师朗方对华盛顿特区的多中心计划,显示出要让人民在城市中自由呼吸的社会愿景。为了让市民能够自由呼吸,巴黎和华盛顿特区还建造了城市花园,作为城市的“肺”。
哈维的理论已经不仅仅体现在城市的设计和建造上,还体现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亚当·斯密用循环论来解释自由市场经济的好处,正如血液流动可以滋养全身组织那样,经济循环可以滋养社会所有的成员。亚当·斯密认为“循环的优势将城镇与乡村绑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彼此创造出专业化的劳动力”,他秉持的城乡观是积极乐观的,他认为城市发展并没有牺牲乡村,而是刺激了乡村经济,创造了农产品的市场需求。
在这本书中还可以看到,19世纪的法国几乎处在不稳定当中,贫富混杂,帝国与共和国相互交织;而受哈维的循环论的影响,始终不变的是巴黎的城市规划者对于群众聚集的恐惧。因此,奥斯曼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重新规划巴黎时,优先考虑个人流动,而限制群体性的流动。
而在同时期的伦敦和罗马,新的交通工具的使用让一切彻底流动开来,主要表现在公共马车、地铁、以及火车的普及。人们在城市中的自由移动,降低了他们的感官知觉能力,而新的交通工具加剧了人感觉的碎片化。流动降低了人们对于当地的归属感和情感依靠,变得中性、理智和冷漠化,人们不再进行亲密的接触和深度的交流。与此同时,由于高速运转的城市让人疲惫,人们产生了从公共空间中退缩的想法,开始在家庭和旅途中都更加重视舒适感。舒适的状态,按照弗洛伊德的解释,就是婴儿在子宫中的状态。例如椅子的设计让人们彻底瘫倒在上面,舒适得不愿移动和交谈,在这样的公共场所中,喧嚣和热闹不再是一种常态,取而代之的是沉寂和冷漠,到处都充满瞪得大大的眼睛。
到了现代社会,城市的规划与建设依然没有摆脱循环论的影响。在20世纪最典型的城市——纽约,一个多元化的城市,一如19世纪的伦敦——地铁像城市的动脉和静脉,一切都在流动中。“个人主义在发展,而个人在城市里则逐渐沉默……陌生人之间的言语联结难以维系,城市里的个人这时看到身旁的场景所产生的同情心,也会因此变得短促”。
人们不想和自己不同的人来往,多元化的纽约没能引起人们的融合,只有彼此的疏远,这种疏远意味着人们无法产生一种共同体文化。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托克维尔所说,“穿行于城市中的个人对于彼此间的共同命运感到陌生”。
而城市建筑的变革也加剧了人们走向自我封闭的倾向,19世纪末中央暖气的出现、建筑中排气系统的变革、电灯的使用以及电梯的出现,造就了摩天大楼,这种建筑彻底断绝了人们对于外部环境的感知。走进摩天大楼,人们会感觉一种安宁,这与外面的喧闹形成强烈对比,因疲劳而追求舒适的人们会习惯于这种安宁,而不愿走出这种建筑去与外部接触。19世纪伦敦有首流行歌曲叫做“Home, sweet home”,家成为温暖的代名词,同样反映出人们在高速运转的城市中对舒适感的追求——他们在工作一天之后,只愿意留在家里,享受片刻的宁静与闲适,不愿走出家门。可见,城市一味追求速度所导致的人的疲惫感和对舒适感的追求,是以麻痹人的心灵和同情心、牺牲人与人之间的共同命运感为代价的。
4 感受疼痛,回归城市共同体
城市,本来代表着文明,一种共同命运的信仰,而到了近代,城市却失去了这种重要意义,彻底变成了个人主义的天堂。快速流动的社会让我们变得麻木,缺乏感知,缺乏同情心。作者在最后写道:“我写这本书是抱着一种宗教信仰者的心情来写的”,因为从身体上学到的教训是基督教传统的基础之一。作者认为,为了让人类往外走,应该恢复只以公民身份参与的宗教仪式,这些仪式空间的重点在于让身体疼痛并将这种疼痛展示出来,因为能感知并接受疼痛的人才能感受到他人的痛苦,才会对他人产生同情心。作者还借用弗洛伊德的两种方法鼓励人们不要一味退缩去追求舒适愉悦,要重新走出去、感知外在世界。一是“现实原则”,即一个人要用意志力去面对身体的和情感的困难。另一个是“个人的本能总是与个人的目标和需求相冲突,身体在此时会陷入天人交战而感到不舒适。前者或许难以做到,因为我们缺乏勇气,但是后者大部分人可以,就是摆脱对愉悦感的追求和依赖,重拾对于身体和外部环境的感知。
读完这本书,我意识到,在城市中,我们需要通过重拾并强化对身体的感知,加深人们彼此间的了解与交流,去重塑城市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而今后将从事于城市规划工作的我们,更需要对城市中的人和物保持敏锐的身体感知力,才能正确理解现代城市与身体的关系,进而赋予城市以深切的人文关怀,让城市变得更有人情味和活力。
南京大学区域规划研究中心 王敏 供稿
作者:王敏,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
延伸阅读
连接创造价值——读帕拉格·康纳的《超级版图》
中国历史的另类解读——马立博《中国环境史》
城市!城市!——《布莱克威尔城市读本》阅读笔记
文化网络中的精英权威——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
城市拟人——《城市的形成》读后
编辑:张祎娴
排版:赵大伟
本文为本订阅号原创
欢迎在朋友圈转发,转载将自动受到“原创”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