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经常用到各种人均值,有现状统计类的人均用地面积、人均住宅面积和人均GDP等;也有发展目标类的人均公共绿地、人均R&D经费投入等;还有各种标准指标类的千人设施水平等。
按人口计算各种平均值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作为一种客观数据,既可以反映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成就,比如,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提高了150多倍;也可用于横向比较,比如,我国多数矿产资源和耕地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然而,这类科学计算获得平均值,有时候也会遭到质疑。
一是有的计算未必严格遵循科学原则,比如,作为人均值分母的人口数,就是一个缺乏严格科学界定的数字,有时候人口统计的空间范围,与城市地域实体空间并不一致;有时候人口统计中按身份确定范围,导致部分特定身份的人群被忽视了;等等。
二是即便分子分母均属于科学严谨的数据,人均水平也未必完整反映客观事实,比如,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都取得较大增长,但事实的另一面,也许是更加重要的一面,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扩大了,更大的贫富不均显然不是人均收入水平希望反映的事实。又比如,城市人均住房水平已接近40平方米,比40年前有了极大的改善,然而,城市居民住房困难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大量城市住房异化为投资产品,以至于领导呼吁房子是用来住的,显然,人均住房面积也已经失去了反映客观居住水平的意义。
人均指标的普遍采用,源于工业化所带来的标准化建设,标准化的一个基本逻辑,就是将对象假设为一个个标准的个体,强调的是整体状况,往往忽视个体差异。作为一种理论假设,这本无可非议,但在客观世界中很少有人是完全符合平均标准的。平均标准难免误导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在需求多元化、供给定制化、服务个性化的今天,这种工业化的思维,按平均标准配置资源,很容易导致个体满意度的下降。
人均指标占据完全主导地位,甚至发展到平均主义的境地,则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在那种客观条件下,国家承担了生产与消费的所有领域,负责生老病死各个环节,由于物质资源的匮乏,人均值被奉为经济管理的圭臬。可是,在商品极大丰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今天,仍然片面依赖人均值,则有可能掩盖很多现实的问题。
很明显,时代需要更加精细的管理思维。我们不仅需要集合或整体的平均数据,更需要针对部分或个体的数字,比如,不仅要有人均收入水平,更加重要的是贫困人口的数量与收入水平。不仅需要人均享有多少服务,这只是反映了个体的权利,更需要强调个体的机会是否公平,比如,不能只追求人均公交车辆台数,更重要的是确保残疾人士方便地使用公交服务。我们需要人均福祉指标,强调人人享有发展的成果,更需要制度安排上确保人人参与的权利和人人尽力的责任,比如,只靠政府单方面提供人均公共绿地显然是不够的,更需要每个企业和居民积极投身环境改善、建设绿水青山的伟大事业。
显而易见,人均水平有其客观价值,提升人均指标仍然很重要,但是,经济社会发展已经不再以量的增长为唯一目标,逐步转向了以质的提升作为重要标准,如何真正做到保基本、托底线、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需要我们有新思维、新方法,因为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一个都不能掉队。
本刊执行主编 石楠
刊载于《》杂志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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